在这种意义下，二十世纪初的咖啡店可能比同是民国上海流行的消遣场所的舞厅更富象征性。当时舞厅都因利乘便地兼作淫窟，许多舞女同时也是妓女。69 舞厅是颓废和放纵的温床，为进步知识分子所嫌恶；而带着西方现代文明文化史的咖啡店，却是知识启蒙和社会进步的地方。咖啡店不同于舞厅，但又类近舞厅：它既谴责愉悦，同时又歌颂愉悦。咖啡店宣扬的是一种唯智主义，愉悦是被允许的，因为愉悦受到代表了现代西方文化精髓形式的秩序和礼节所规限。因此，不同政治取向的中国知识分子皆感到，泡在咖啡店比身处舞厅更为自在。

现代性的匮乏

在文章的开首，我曾提及我感兴趣的，是在中国咖啡店里咖啡的「交换价值」：咖啡店如何作为一个场域，公开展示饮用咖啡就是摩登生活的象征，同时也尝试揭示中国的知识分子如何模仿殖民主的同时，又对他们作出反抗。一如我所提出的，在二十世纪初，界定中国咖啡店的主要成份都是那些与现代化和西化相关的，当中包含了两种不同形式的参与：年轻中产阶级对模仿的欧洲文化的倾倒，及左翼知识分子严肃的革命实践。尽管他们看来政见不同，浪漫的现代主义者与左翼革命份子皆借着女性这个他者联系在一起，令两者的关系既冲突又和谐。

米歇尔．德．塞尔托 (Michel de Certeau) 在讨论空间和指涉实践的关系时，点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可信的」 (the believable) ，它是一个永远无法实践的承诺：

「可信的」话语通过永不实践它的承诺来夺取了它原本的信仰中心。它不是被动的表达，反而是主动的创造了一种空白。它创造了空间，循此途径开出了空地，它「容许」某些活动在系统内个别限定的地区出现。70

塞尔托并没有谴责「可信的」中那虚假的性质，他反而发现它是解放的，因为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中，这样的空白往往转化为迷信或过剩的情感，对极权主义话语的秩序和功能主义作出挑战。塞尔托以「家」为例，说明「家」一方面承诺理想化的关系和情感，但人们却又从不能在「家」找到这样的归宿。但正是对这个幻想的持久追求，「家」遂变成是「可居住的」(habitable)，个人的经验与情感通过自身的不断失落而开发，才不会屈服于极权主义的话语之下，它仍然可以「为一种记忆或一个故事所开启，被某些东西或某人而继承」。71

若将塞尔托的说法套入是次研究，在左翼知识分子追求革命，而现代主义者渴求自由的情况下，我们或可将「现代性」解读为构成中国咖啡店话语的最重要的「可信的」承诺，但它也揭示了它的匮乏：虽然现代性是咖啡店对顾客的承诺，但这个承诺将永远都无法实践，而女侍则象征了徒劳的追寻。这种持继的寻觅 (现代性和女性) 界定了咖啡店是「可居住」的，这亦解释了为甚么都市的男性总爱泡咖啡店。正如张若谷的〈俄国复兴馆〉里所显示的，当四个主角得意洋洋地离开咖啡店，彷佛刚享受过美妙的高潮的时候，那两个真正希望欢好的诗人，却被拒绝进入「隔离房间」。咖啡店既应允又拒绝性的满足，它以同一种方式应允和拒绝他们对现代性的梦想。在咖啡店中寻求革命、差别、甚至性满足可能都只是妄想，尽管如此，这些都是个人的经验和情感；根据塞尔托的说法，它们避免了对现代性划一的理解。

知识分子在咖啡店中过剩的「力必多」表现了民国时期的现代性并不只有革命及消费等大话语，也有难以表述的种种亲身实践。现代性不仅是一组由西方引入的意念和意识形态，它亦是一组不同个体之间具体但可能互相矛盾的集体经验。二十世纪初建立的咖啡新文化让我们理解到中国的现代性中，除了包含了军事入侵或哲学反省外，也有新的文化概念及愉悦，以及不同程度的欲望、压抑、以及虚张；这正好反映出现代性作为一个多重的具体经验。咖啡店在提供及不能提供革命与欢娱中实践了现代性的空间，知识分子对现代性这个梦想的不懈追求，使咖啡店成了他们的家；而追寻和梦想始终都是个人和主观的。

但是，塞尔托倾向把「可信的」浪漫化，把梦想变成颠覆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观可能，但这个想法很可能忽略了构成梦想本身的权力结构。塞尔托发现过剩的情感会对后设论述作出反抗，但他没有提出这些「剩余物」(residues)也可能源自其它霸权架构。如果咖啡店那些活跃但被压抑的「力必多」揭示了现代话语的伪装性，「力必多」本身也是权力的结果。在前文提及的文学作品中，女性是咖啡店里最明显的客体，她承载着男性聚集在咖啡店里的所有因由。但她的意义却是不稳定的，这点可在田汉的〈咖啡店的一夜〉清楚看到：孤苦的女侍只身跑到上海去寻找一个新的家庭，希望她的初恋情人会跟她结婚，给她一个新的家。透过否定女侍的爱，故事意图对女性的顺从和浪漫作出批评。不过，话剧以白秋英宣布她与年轻知识分子林泽奇结拜为兄妹作结——这是以另一种手法去实现浪漫和家庭，尽管是高度压抑的。咖啡店所蕴酿的性欲是不会被允许得到满足的，而咖啡店依然是中国半殖民的现代性证明和失败的场域。开放的结局差不多是无可避免的，因为田汉根本难以对现代性作出强烈质疑，而空洞的角色也不能带出一个明朗的将来。女性悬而未决的位置揭示了在充斥着焦虑的咖啡店不曾完成的现代化。换句话说，性并不是解放，却是现代性的征候。

如果我们进一步质疑塞尔托「可居住的」的意念，就会发现在个人的实践及对现代性的渴求中，并不能抹煞中国现代性中殖民历史的轨迹。个人的追求和情感持续与他人的互相影响，使它们成为公众的经验，同时它们亦受到当下社会环境的影响。正如我在前文指出，对于很多非洲人和加勒比海人来说，咖啡在物质上示意了殖民主义剥削，因为对他们来说，咖啡并不只是一棵需要花费许多劳力去培植的植物，更是直接代表了他们家庭和国家的经济情况。虽然对中国的城市人来说，咖啡不曾成为一种个人与国家殖民经济的直接实践，但对于中国人来说，咖啡却有另一种意义：通过愉悦与文化，殖民客体既模仿复对抗殖民宗主。虽然我们可以确定中国的现代化主要是由帝国资本主义所强加的，但正因为文化常常都是由意识形态打造而来，却又能够摆脱意识形态，因此对现代性的研究必须包括最分散及最松散的文化经验。

注释： 
1. 本文译自Laikwan Pang, “The Collective Subjectivity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ir Caf Culture in Republican Shanghai”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7, no. 1 (March 2006): 24-42. 作者十分感激该学术期刊两位匿名评审大量见解独到的评语，同时亦十分感激我的两位研究助理郭咏诗及王琼。当然，我对文中所有的错误或不当分析负上全部责任。
2. 郁达夫：〈革命广告〉，《语丝》，第4卷第33期(1928.8.13)：44-45。
3. 鲁迅：〈革店的咖啡店〉，《语丝》，第4卷第33期（1928.8.13）。收入鲁迅《三闲集》，并《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116-119。 
4. 现存的公啡是根据已被拆卸的公啡重建的。根据当地历史学家王凤青的研究，原本的公啡位于北四川路1093号，现址为上海时装商厦；见吴晓青：〈三年自制档案纪录历史建筑〉，2004，http://www.why.com.cn/eastday/node19599/node37028/node37029/userobjectlai590689.html。但是，根据在1927年及1931年出版的《上海商业名录》，公啡咖啡店的地址是北四川路998号，位处北四川路与多伦路的交界；参海音：〈现代文人与老上海的咖啡店〉，《纵横》，第11卷：57-60。窦乐安路就是现时的多伦路；据名录显示，该咖啡店以销售糖果为主。有说公啡的店东为犹太人，但亦有说是挪威人。公啡似乎与鲁迅在发表于1928年的那篇杂文中猛烈抨击的上海咖啡位于同一区域，因为两家咖啡店均设在二楼。但是，我无法找到两店之间的任何联系。 
5. 吴黎平：〈同国民党文化「围剿」进行坚决斗争的潘汉年〉，《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2期（1983）124-126；夏衍：《懒寻旧梦录》（北京：三联书店，1985）146-47；赵铭：〈左翼戏剧家联盟是怎样组成的〉，载文化部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委员会编：《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史料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1），51。 
6. 我没有找到任何解释这家咖啡店名字由来的文献，「公」似乎指向孙逸仙的共和主义，「公啡」显然是该咖啡店登在官方名录上的名称 (参考脚注4)，该店的外藉店东可能是受了当时共和主义氛围的影响而取名；不过，当然这或许不过是店东投机之举。
7. 姚德怀：〈语文散记〉，《语文建设通讯》，第71期(2002)： 68。 
8. 陈子善及倪文尖：〈酒吧∕咖啡馆与上海与我〉，载包亚明、王宏图、朱生坚等：《上海酒吧：空间、消费与想象》（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76；陈明远《人˙仁˙任》(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1-18。 
9.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 D. Nicholson-Smith (Oxford: UK and Cambridge, Mass: Basil Blackwell, 1991), 72.
10. 该篇文章于1927年11月4日刊出，题目是〈咖啡〉；参〈咖啡店〉编辑：〈开幕词〉，《申报》，1928年8月6日。 
11. 陈子善：〈上海的咖啡香〉，《新民晚报》，2004年9月19日。 
12. 青亭，〈咖啡店的一席话〉，《申报》，1928年9月6日；参于1928年8月11日刊登之广告。 
13. 许道明与冯金牛：《深夜漫步：林征音散文集》，(上海：汉语大词曲出版社，1995)。 
14. 黄震耀，〈我们底上海〉，《中报》，1928年12月30日。 
15. 我是在不同的文献里找到这些咖啡店的名字的，大部分资料都是来自回忆录及文学文献；此处所录的店名和地址未必完全准确，而这份名单亦未能涵盖1920至1930年代上海的咖啡店。事实上，有些咖啡店在不同的资料中以不同的名字出现，文中录下的都是我认为可信性较高的店名。资料来源包括曹聚仁，《上海春秋》，（上海：上海人民出被社，1996）；陈子善〈上海的咖啡香〉；董乐山，〈旧上海的西餐馆和咖啡馆〉，载陈子善编：《夜上海》（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228-229；Leo Ou-fan Lee, Shanghai Modern: 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 1930-1945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许道明与冯金牛 《深夜漫步：林征音散文集》；许道明与冯金牛：《马国亮集：生活之味精》，(上海：汉语大词曲出版社，1995)；张若谷：战争、饮食、男女，(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93)。个别在《申报》〈咖啡座〉专栏内发表的文章也含相关资料。
16. 海音，59。 
17. 蒋为民主编：《时髦外婆：追寻老上海的时尚生活》（上海：上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