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即使以鲁迅敏感的文化观察力，他亦未能察觉一个非常重要的排拒结构：性别。在这篇杂文中，他提到：「至于咖啡店，先前只听说不过可以兼看舞女、使女，『以饱眼福』罢了」42。鲁迅显然没有忽略了空间内的性内涵，但这只成为了另外一个他厌恶咖啡店的理由。因为对阶级的敏感，他把自己置于阶级的结构外，然而他并没有把自身放于性别结构之内。我认为正因为鲁迅对自身性别位置的不自觉，促使了他在两年后于咖啡店出没。

李欧梵指出，咖啡店为现代男性知识分子提供了三种乐趣：咖啡本身，咖啡店作为与朋友详谈的地方，以及动人的女侍。43 让人上瘾的咖啡无疑会诱惑客人再次光顾，作为一个聚会的地方，咖啡店亦吸引了年轻人和读书人，因为它向这些人提供了强烈的社群意识。男顾客在同性社群关系 (homosocial bonding) 和异性冲动 (hetersexual impulse) 相互制约的基础上，在建立同性情谊的同时，也和女侍打情骂俏。虽然咖啡店亦欢迎女性出现，但两性的等级制度还是相当僵化的，特别是在男顾客与女侍的关系上。在1928年，一篇在《语丝》刊登的随笔便批评一间由数名「革命知识分子」开设的「无产阶级」咖啡店，特意以美丽的女侍作号召，并以她们为卖点。44

可以肯定的是，在民国时期的咖啡店出现的女性除了女侍外，还有其它女性；不过，当中似乎有一个显然的倾向，就是把咖啡再现为一个男性的空间。个别作者如林征音，曾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到咖啡店；不过，她却有着与她的男伴十分近似的视觉，最喜欢认识寂寞的女侍，以及观赏商户为了推广商品而聘请的俄国舞蹈员所作的艳情表演。45在〈咖啡〉一文中，男性作家马国亮怀疑他在咖啡店遇见的两个女侍是大学生，同时也是咖啡店的经营者；46但他仍然写道：「谁都知道咖啡店的内容是专雇用一班年轻的女招待，使一般无聊人能够得到一点片面的性的刺激的。」虽然，那两个拒绝调情的女侍是例外。

咖啡店女侍经常都在文学著作及通俗作品中出现，在田汉的〈咖啡店之一夜〉里，剧中的女主角是心碎的女侍白秋英，咖啡店的常客则以男性为主。在父亲去世后，白秋英跑到上海寻找青梅竹马的恋人，为维持生计而当起女侍来。虽然到了最后，她久候的情人终于现身咖啡店，但却同时带来了他的新女伴。47 正如许多1920年代浪漫作家笔下的男角一样，剧中所有男角不是受到情绪困扰，就是精神衰弱；他们的控诉总是苍白无力的，但却没有作者尝试解释为甚么这些人物会陷入如此绝望的境地。有趣的是，在田汉的剧作里，这些男角看来非常抽象的绝望都是借着女侍的实际苦难而得以实体化，而他们亦因自身对女侍的感情依附而彼此连结在一起。故此，即使表面上剧本是围绕着女侍而发展，真正的主角是男性集体；女侍所以会在咖啡店出现，不过是因为她是团结脆弱男子的力量。换句话说，田汉透过女侍的苦难，将咖啡店与到访者连系起来。

另一篇同样以咖啡店为题材，但内容迥然不同的作品，是张若谷的短篇小说〈俄国复兴馆〉；小说的内容以店里四名顾客的谈话为骨干。48在张若谷笔下，打扮摩登的钟小姐在三名「不良青年」簇拥下，吹嘘着她在巴黎的经验，特别是她与咖啡文化的连系。十分明显的是，在座的男士都没有到过法国，他们欲求的，正是钟小姐和她所象征的巴黎生活。后来，他们看到一对男女诗人悄悄地走上咖啡店二楼幽密的「隔离房间」(原文为法文Chambre Spar)，间接地暗示了他们将在那儿发生性行为。然而房间早已被人占用，诗人只好尴尬地离开。故事以四人兴高采烈、洋洋得意地离开咖啡店作结，彷佛咖啡店里的对话已经实现了他们的性欲望。尽管张若谷笔下的咖啡店的意识形态涵意充满着中产阶级的琐碎与矫饰，似乎与田汉的左翼咖啡店是对立的，但是两篇小说皆同样以女性作为故事中心，由她们讲述及经验周遭男性的集体焦虑与欲望。咖啡店是一个围绕着女性而组织起来的男性空间，女性的他者性使男顾客的集体认同得以实现。透过强调女性的象征角色，让我们看到这两篇作品间接地揭示了咖啡店唯智主义所缺乏的，正是对性别意识结构敏锐的醒觉，因为它没有察觉同性社群关系与对异性的欲望之间的密切关系——在咖啡文化中展现那种男性稳固的共同关系，正是通过他们对女性的崇拜和贬抑而建立起来的。49

在其它许多文学作品里，都可找到咖啡店与女性的联系。张若谷在另一篇短文〈现代艺术的都会性〉中清楚地指出：「你若是坐在咖啡馆里，定可遇着那十七八岁的处女，在红灯绿酒之下，细细的对你追述她已往的Romance……」50寂寞的女性总是待在咖啡店里，等着男读者╱客人的慰藉。当中，温梓川的诗作〈咖啡店的侍女〉，可说是直接了当的纪录了当代男性对咖啡店女侍想象：

你水盈盈醉人的眼波频送着你青春的烦愁，
你谨慎捧着那玉壶琼浆用着你圆滑的纤手；
呀，仅仅一杯淡淡的红色咖啡，
我已尝得是泪海酸波酿成的苦酒﹗

咖啡中无端摄入你的倩影，
我也无端地把牠灌入了我的回肠，
啊﹗醉人的苦酒，闷人的苦酒呀﹗
我消沉已久的心情竟给你涌起了小小的波浪51

这首诗作要表达的，是咖啡如何通过女侍转化为酒。当中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当时不少男士到上海的咖啡店都志不在咖啡，他们要喝的是酒；故此，醒酒的咖啡和醉人的酒这两种意识形态理应相反的饮料，却在同一地方彼此界定，体现了当时互相矛盾的浪漫主义的以及革命的情感。此外，女侍使这种意识形态╱物质的合并得以实现；在温梓川诗作里，诗人空洞的愁思，是被他理想中的女侍的眼波、纤手及倩影递上的咖啡抹走的。值得留意的是诗作中非常明确的性别对立：诗中男性的「我」狂热地透过观看及感受女性的「你」，企图重拾失去了的感觉。因此，宣扬觉醒的现代文明的不是咖啡，而是充斥着意识形态的咖啡店透过男性社交所达成的；当中酝酿着欲望的能量，也容许了窥视。个别女性作家也察觉到当中的性意涵，庐隐便在〈咖啡店〉这篇短文中，毫不客气地批评在东京咖啡店里的卖淫活动。52 我认为庐隐的批评除针对日本的情况外，也包括当时的中国。她指出：「呵！原来东方的女儿都有招徕主顾的神通！」53 。作者凝视外国文化，但同时也对中国相似的情况作出思考与批评。

虽然餐厅及咖啡店里也有男侍，54但在其它许多作品中，特别是在「咖啡座」这个专栏中出现的文章里，咖啡店里的女侍总是作者笔下的性征。鲁迅对咖啡店排拒系统的描述无疑是敏锐的，但他的批评却主要建基于他对消闲和愉悦的否定，他因为「要抄『小说旧闻』之类，无暇享受这样乐园的清福」。55 我们知道革命理想是十分清教的，一切享乐都会被视为反革命。资本主义所哺育的现代新文化鼓励消费活动，故此，有关消闲和愉悦的概念应与金钱挂帅的资本主义秩序同被批评。56

在十九世纪晚期，中国咖啡店的第一批常客，是媚惑外国水手的妓女。咖啡初传入中国时，正值西方帝国主义将要迫近的关口。正如陈丹燕所指出，中国的咖啡店，最初是特别为十九世纪中期那些刚离开货船，满怀乡愁的水手而设的；当时的咖啡店大都是由外国人经营。57 薛理勇指出，中国最早记载咖啡的历史文献可追溯至1887年的《申江百咏》，其中一段竹枝词描写了西方餐馆在客人用过主菜之后，向他们奉上咖啡。58 到了1909年，咖啡店开始被视为聚会的地点，在上海的旅游指南中出现；59而第一班咖啡店的常客，据说是妓女与买办，他们吸引了尝试仿效西方生活方式的中国人。60咖啡的女侍取代了妓女，成为了二十世纪咖啡店的性征；她们在象征异性情欲的同时，起着坚实同性社群互动的作用。在咖啡店内，就如在其它地方和再现里，中国的知识分子现代性建构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性别化了的。61

就如我所指出，咖啡店隐含的女性特征界定了它显见的男性特征。田汉话剧中的咖啡店中，男顾客俱为女侍白秋英所吸引，观众要通过白秋英的苦难才可以理解他们的生命挫折。因此女侍是精神分裂 (schizophrenic) 的，她同时是知识分子的本我 (id) 与超我 (superego)。白秋英向她后来的结拜兄弟林泽奇承认：「假令我看见我的兄弟和哪个咖啡店里那样地喝酒，那咖啡店的侍女坐在旁边含着笑靥一杯一杯地替他劝酒，我不知道会怎样的恨她。于今我在你的姊妹的眼中，就是这个可恨的咖啡侍女了！」62 换言之，她既是批评者又是被批评的，男性知识分子便在当中，被动却同时又舒服地上演自己的无能。因此，咖啡店既是性欲的活跃场地，也是形而上的，女侍在那儿诱惑男性在咖啡和酒上消费，同时又扮演「他者」(other) 的角色，以实现他们的自我批评和自恋。鲁迅无视咖啡店的异性情欲，又身体力行的参与当中的同性社交，遂将他的咖啡店净化为实行革命的正当场地。换句话说，咖啡店的男性特征，容许了这个地方同时拥抱消费主义和革命这两个看来相反的话语——它们正是构成中国的知识分子现代性的两个主要成份。

事实上，1990年代的咖啡店仍然被力必多 (libido) 所包围，有研究指出，在时下的年青人眼中，咖啡不只是饮品，他们将之概念化成为一个文化符号。在咖啡店里，他们能够公开展示身为现代公民初养成的品味与文化。63当然，他们也在这个符号上投放了性的能量，就如王唯铭这样形容1990年代上海咖啡店的常客：「他们决不是为了自己的骄傲的口感而来，他们心不在焉在喝咖啡的同时，那全部的精神都集中于所捕猎、所发泄的对象上。」64 当代上海咖啡店实际上仍然是一个「看」与「被看」的地方：许多中国当代作家都被这些露天咖啡座的浪漫情景所吸引，那里的爱侣总像有意地给途人表演。65 流行小说和文章充斥着中国女性在咖啡店里——特别是与外国人一起的时候——卖弄风情的描写。咖啡店再一次被认为是一个公众剧场，让中国青年展示他们的现代生活方式，更是特别让中国女性的性生活得以展示的场所，但我们不能否认，在九十年代及二、三十年代两个时期的中国咖啡店之中，在前者出现的女性能动性 (female agency) 是远超于后者的。很多新生代女性作家，都特别喜欢将酒吧和咖啡店用作展现新中国女性主体性及情欲的空间。66 在这种意义下，即使相隔七、八十年，二、三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咖啡店之间仍有着令人惊异的延续性，它们同是力必多活跃的场域，只是性驱力 (sexual drive) 已由全然受男性主导，变成慢慢在两性之间扩散。

但是，在女性开始在咖啡店出没的同时，时下的咖啡文化似乎少了革新的社会及文化背景。不难发现，在二、三十年代大部份上海的咖啡店都有相对特殊的个性，它们与店主的国籍、店铺的位置及顾客有很大相关连。有趣的是，在二十一世纪之交，咖啡店亦是上海初晋身为国际性城市身份的主要象征；不过这次出现的并不是二、三十年代各有特色的小咖啡店或餐馆，而是慢慢地征服整个都市空间，统一的星巴克 (Starbucks) 标记。67在这种星巴克的新文化里，我们未能看到太多的唯智主义，不过它却是新一代优皮 (yuppies) 的展览地。有别于七、八十年前的情况，许多当代知识分子都批判这种和消费主义及全球化相连结的咖啡文化。68 今天全球化的星巴克轻易便把那些抗拒同构型和霸权的年轻知识分子分隔在外；与之相反的是，由于二、三十年代的小咖啡店让顾客感到自己能够作出选择，固执的左翼人士如鲁迅仍可以透过选择低调的公啡去对抗法租界的高级餐厅，尽情地参与咖啡文化。有趣的是，在今天的星巴克我们找不到二、三十年代那种较为分散和多样化，交织着进步的革命精神的咖啡文化，但在性别的层面上，民国时期的咖啡文化却远较现时的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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