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森的观点似乎有些落伍，好像是一个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然而他对用“基本的发展进程”来连接革命与现代性的批评，可以应用于当下的中国现代文学领域，这个领域非常危险地将现代性的概念扩展至每个角落，即使有些时候这种扩展在对抗习俗时是有效的。将革命从现代性的语境中切除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必须意识到革命有它自己的历史，从它一开始被介绍进中国，然后日益深刻地影响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发展的目标，是有其特定的历史阶段和历史过程的。在中国知识分子接受革命的背景中，他们如何在某种意义上接纳它以适应中国语境，他们为什么会对它迷恋不已，中国历史是如何被他们对革命的渴望所书写，继而又是如何被他们的理想幻灭所改写——所有这些都应该被放置在历史阶段中来考察，而不是限定在现代性隐喻的框架中。

　　在1980年代反思文革，拥抱西方启蒙思想的“文化热”中，哲学家李泽厚第一次用“启蒙”和“救亡”来描述中国现代史。他指出，启蒙的传统包括现代的自由、独立、人权以及从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中引进的民主，在五四运动之后并没有被充分的研究和发展;相反，在救亡——革命的浪潮中被当作资产阶级的糟粕而被否定。主要由农民领导的革命战争的影响，使中国知识分子不能吸收类似启蒙和民主的概念，而是农民意识、传统文化结构和部分马克思主义。正如他所说的：

　　中国革命实际上是一场以农民为主的革命战争。这场战争经过千辛万苦胜利了，而作为这些战争的好些领导者、参加者的知识分子，也在现实中为这场战争所征服。具有长久传统的农民小生产者的某种意识形态和心理结构，不但挤走了原有那一点可怜的民主启蒙观念，而且这种农民意识和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还自觉不自觉地渗进了刚学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中。

　　李泽厚的观念在1980年代一度非常流行，直到1990年代出现现代性和反现代性话语才受到挑战。在论文《丁玲不简单》中，李陀批评李泽厚在隐喻的层面将启蒙看作追求现代性，救亡看作拒绝现代性而确立“启蒙/救亡”的二分法。在李陀看来，这种二分发忽视了另一条始终批判西方现代化的思想传统(包括马克思•韦伯、马丁•海德格尔、法兰克福学派、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这样的忽视说明，中国知识分子还没有发展出批判“疯狂的”现代化的能力，“很难看到在启蒙主义/现代性向全世界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扩散中，发生于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东方与西方之间、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之间、现代化与反现代化之间的种种相互渗透、互相制约的复杂情况。” 虽然李泽厚指出中国革命的缺陷是在1949年以后失去了早期的对人权和个人自由的渴望，但他对于五四运动中启蒙话语的反思仍然是不充分的。他的关于启蒙与救亡对立的二分法没有指认出，在民族危亡和反抗帝国主义的独特背景中，二者互相渗透并且深深地根植于对方的复杂关系。为了批评现代性，李陀将革命话语(用他的话说，是毛话语)放置在一个更为复杂的历史语境中，在此语境中，中国知识分子对超过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的渴望与他们对于资本主义或者说帝国主义文化价值的否认相结合也相交锋。然而，李陀将“启蒙”与“救亡”同时包含进现代性话语的努力，虽然大大突出了中国的现代性进程深受帝国主义霸权影响的一面，但也过于整体化了。毕竟，中国不同于印度，并没有被殖民化的历史其反殖民主义的语境有自己的特殊性。更重要的是，李陀在强调毛话语和中国现代性话语的关系时，对毛话语作为一个有至高无上权力的模式的历史变化甚少关注，对毛话语的批判也不够强烈。

　　不过，相对于其他一味追寻现代性而缺乏批评声音的学者，李陀更敏锐地意识到“现代性”本身的陷阱。在他的论文《反抗现代性》中，它表达了在文学批评中描述“现代性”的困难：

　　“现代性”这一范畴在西方近两三百年的发展积累过程中几乎包含了所有东西。虽然很多研究者延续马克思•韦伯的框架，确认现代性的出现与传播伴随着社会理性化的进程，但如何分析和描述这一进程却是非常复杂的。对于什么是现代性，研究者都基于自身的立场和语言背景有各自的观点;一个统一的定义是不可能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批评家如何处理这一宏大的话语，他们应该选用什么立场来接受现代性成为相当困难的问题。而且，当中国批评家考虑如何处理其与西方现代性话语的关系时，他们必须面对本国的现代性问题。

　　虽然如此，在李陀对毛话语的解释中，我们依然能够看到将现代性话语放入中国语境中所面对的困境。即使他将毛话语解释为是一种中国自身的现代性话语，他仍然忽视或是拒绝看到，革命对文化所造成的毁灭性破坏，并非基于“社会理性化的过程”，而是基于力比多驱力所造成的革命激情。此外，他并没有考虑革命早期对人的情欲和渴望(爱、浪漫主义、性行为、满足感、普遍的善)的合法性表达，在被毛话语终止后成为一个禁区，一个无法实现的目标。可以说，在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当中国知识分子启蒙大众时，他们并不缺乏面对西方现代性所带来的严重危机的迫切感;但同时，他们的革命意识又源于民主和启蒙的概念。所有这些因素都需要更为细致的历史调查，以及相关的文化和文学分析。

　　因此，对革命的研究应该超越现代性结构中的隐喻式阅读;它的范围应该更加宽泛地包括其他叙述。例如，依照刘禾的跨语际实践理论，陈建华在他的著作《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中证明晚清知识分子如何通过翻译、介绍、本土化和语义增生来逐渐理解不同于其欧洲意义的革命概念，这个概念如何从一种文化被移植到另一种文化，如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产生不同的多层次的理解和转变。 陈对梁启超(1871—1929)和孙中山(1866—1925)对革命有着不同的接受和理解做了精心的研究，他的研究告诉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对革命的不同想象常常是矛盾的。 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认为，虽然马克思主义预先假定全球的共同的解放，并且以欧洲为中心开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发明了本土化的观念，使马克思主义变得中国化 。这些研究提醒我们，革命的概念的产生、传播和运用是由社会条件所决定的。

　　所以，当我们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描述中讨论革命与爱情的关系时，我们必须认识到，没有一个范畴是超越历史、超越民族和固定的。如果每一个范畴的含义在每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都会发生变化的话，那么它们的相互关系在客观的历史记录和社会关系中就会表现得更为复杂。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革命与爱情的结合类似于“与狼共舞”;它不断地被定义与被描述，每一次看似重复的主题重述，会显示出新的内涵与外延，以及新的互动关系。我们不能将革命仅仅看作是与不断发展着的现代化相似的霸权话语，也不能将性别关系理解为是无时限的永恒不变的，更不能把女性的身体理解成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中介，能够固定地传递政治信息，或者容易被升华到“崇高”的革命话语和形式中。

　　延续与中断

　　1927年之后处于支配地位的、从长远来看更为政治化的倾向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的结合。1927年蒋介石对共产党的镇压加剧了知识分子对革命文学的偏爱，这种偏爱使得那段时间出现了大量的左翼出版物。如果文学期刊《新青年》代表了五四运动所制造的文化空间，那么1928年由留日进步青年冯乃超(1901-1983)、朱镜我(1901-1941)、彭康(1901-1968)以及李初梨(1900-1994)创办的左翼期刊《文化批判》则大大地促进了中国文学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的吸收与同化。在晚清和民国初期，文坛中曾有过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努力，但直到1928年马克思主义才产生了迅猛的影响。依照左翼批评家成仿吾(1897-1984)的说法，《文化批判》的创刊是为了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和替代五四文学的主导地位。值得注意的是，五四运动和左翼文学的关系暗示了革命和现代性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革命文学的目标是批判资本主义的现代性，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它不惜将五四文学贬低为资产阶级价值观的代表，但与此同时，它又依赖五四文学所宣扬的现代性理念中的革新和进步等概念，借以取得它在中国文坛中的合法性地位。因此，“革命文学”既是对五四文学的否定也是对其的延续。

　　“阶级”这一概念，好像是超民族的，全世界所有被压迫者好像是没有国界的，然而这一概念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的神话已经被解放被压迫者的渴望所替代了。相反，由于民族处于危机之中，中国知识分子试图用“阶级”这一概念来抵抗帝国资本主义，这里面依旧包含了对民族—国家神话的认同。以往的研究者经常把“阶级”和“民族”看成是两个相互竞争与相互对立的概念。与这种看法相反，杜赞奇则认为“阶级作为一种比喻建构了一种特殊的强有力的关于国家的表述” 。的确，将“放之四海”的马克思主义放在中国语境中，中国左派接受了“阶级斗争”的理论，可同时还保持着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中国的左翼作家对表现小资产阶级情感和无产阶级集体主义之间的矛盾非常感兴趣，他们不仅强烈地批判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跨国帝国主义对被压迫者的剥削，而且在民族主义的背景下重新思考个人与自我的立场。爱情在革命文学中不仅如同五四叙述那样，是现代性的标志，而且也是对个体和民族的乌托邦理想的标志。

　　冯乃超于1928年发表在《创造月刊》上的短篇小说《傀儡美人》，是一篇很值得研究者注意的小说，因为它标志着“阶级”的概念已经完全渗透到对性别的表述中了。基于故事新编的文学类型，冯乃超重新设计了著名的红颜祸水褒姒的传统形象。依据历史学家司马迁的描述，她惊人的美丽和魅力最终毁灭了周王朝。与传统的红颜祸水的观念相对立，冯乃超把受祖国和敌国双重剥削的褒姒描写成受压迫者的典型代表，极力强调阶级意识的重要性。于是，性别关系和妇女问题被打上了革命文学中的阶级关系的印记。

　　然而，在这一历史阶段，也就是革命文学的早期，虽然阶级意识已经完全控制了对革命与爱情、性、性别相结合的表述，但它们仍然是开放的，充满活力的。充满诱惑力的女革命者形象，有着放荡的身体加上革命的精神，这成为左翼意识形态最普遍的表述之一。在某种程度上，性解放也象征着革命本身，它也是一种革命，与集体的革命激情并不矛盾。例如，在左翼作家洪灵菲(1901-1933)的小说《前线》(1930)中，年轻的革命者霍之远当女朋友答应了他的求爱之后，在他们的合影后面这样题着：“为革命而恋爱，不以恋爱牺牲革命!革命的意义在谋人类的解放;恋爱的意义在求两性的谐和，二者都一样有不死的真价!”

　　上述对革命和爱情和谐关系的表述，可以说是1930年左右早期革命文学中最流行的主题之一。这个主题探索了彷徨的个体与自我，尤其是城市知识分子的自我，探索个人在1927年国民党清党后的动荡社会中的位置。象洪灵菲这样的一位左翼作家，革命——集体的乌托邦目标——是个人的，因为只有通过集体的奋斗，个人的幸福才能得以实现，才能有所保障。虽然其他的左翼作家，比如蒋光慈(1901-1931)，喜欢表现小资产阶级情感与集体革命运动的冲突，他们仍然将二者看成是互相可以置换的，互相等同的，因为二者皆产生于相同的力比多资源。用蒋自己的话说：“浪漫?我自己是浪漫的，所有的革命者是浪漫的，没有浪漫，谁会参加革命?……理想主义、激情、不满现状以及渴望创造新事物——这就是你拥有的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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