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民族主义与想象 |
 |
时间：2009-8-8 16:45:24 来源：不详
|
|
|
语创作的文学叫作“印度文学”，这是司空见惯的。先是我们被认为除了民族寓言，别的什么都不会写；现在我们又变得如此“褊狭”。在印度，已经开始向“印度的”比较文学的方向迈进了一步。我来自加尔各答，我了解加达乌普大学（Jadavpur University）。我知道德里大学有“现代印度语言系”。那年在学会（Akadami）上，看到国内各语言之间的翻译如此之多，在国内如此活跃，我十分感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样有益的是，管理服务部门强迫官员们学习并使用地区性语言来工作，而非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我们或许可以这样用“地球南部”（the global South）（我们现在仍旧在地球南部）的这种活力四射的比较主义来渗透比较文学，并且使联邦文学繁荣昌盛，以摧毁地球上的单一性文化，即使以欧美为中心的比较文学发明出所谓的“世界文学”来(19)。
民族主义是通过重新记忆建构起来的集体想象的产物。去除这种占有性的符咒是比较文学研究者的任务。但是，想象就如同身体一样，需要接受训练以便从这种艰苦的过程中感受到乐趣。然而，我们政府的优先考虑，抑或现在所有政府或者社会的优先考虑，都并非如此，因此没法让人文学科的高等教育繁盛起来。我们必须要积蓄滋养起这样的信念：除非国家重视文学教学，否则想象不会繁盛。
三、国家与地区
我想通过谈谈对国家（state）的重新发明来结束演讲。“民族国家”（“nationstate”）这一短语从我们舌尖滑动而出。艾哈迈德指出，公民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sm）——国家的舞台，和文化民族主义——民族思考的舞台（the arena of nationthink），是无法分开的。
因此我想，在所谓的地球南部重新发明公民国家，摆脱民族主义的同一主义（nationalist identitarianism）包袱，倾向于一种批判性的地区主义，超越民族的疆界，这似乎才是我们提上今天议事日程的。我们除了民族寓言之外什么都不会写，我们的命运只不过是褊狭的，除此之外，又添上了新问题：“后结构主义的假设及其（悖论式的）潜在的同一性的反同一主义（identitarian antiidentitarianism），它的少数族裔的反国家主义，及其缺少一种乌托邦式的反资本主义的批评视野……”(20)。
就我而言，我完全是乌托邦的。我倾向于一个由一群地区组成的、重新想象的联邦协会。当然，这只能慢慢来。但是，当我们进行小的结构调整时，我们应该牢记这一目标。它或许会产生富有想象力的人物，他们不但继续探讨文化身份问题（用艾哈迈德的精彩描述，这叫做“民族主义”），而且还会逆转因经济结构的调整而引起的不利影响。
你或许已经注意到，我所说的所有事情最终都回到了学习和教学上。人文学科的教师有很多任务，其中之一就是要使国家的抽象的、有道理的公民结构，摆脱文化民族主义的包袱。再重复一遍，在语言运用方面受过训练的想象力，或许可以消解民族认同对真理的自我声明，因此就可以松开文化民族主义，因为后者掩饰了国家的运作——譬如，它以美国“民族”受到恐怖的威胁的名义掩饰了公民自由的丧失。再说一遍，是“或许”。我决不会那样愚蠢，声称单单人文教育（尤其考虑到当今人文教育的状况）就可以拯救这个世界！或者说有什么任何其他东西可以一劳永逸地拯救世界。或者认为“拯救世界”之类的说法或思想有什么意义。
我的主要话题是民族主义的去超验化，是训练个体的想象力的任务，我总是感兴趣于将“民族”（nation）从“民族国家”中剥离出来，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因此，就重新发明国家说几句话，说几句将我们带出教育只在人文学科中的话，也不能算是不合时宜的。
我们知道，经济的重构消除了国家资本和国际资本之间的障碍，因而相同的交换体制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被建立起来。尽管表述得非常简单，但也不见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实际上，这就是那个消失已久的蜃景——国际社会主义（international socialism）——的缥缈的希望。
但是个体的国家自身就陷入这种危境之中，故而它们的情形应该是透明的。经济增长并不会自动对正义进行再分配，忽视了这一点，单靠民族主义，就会把我们引入歧途。戏剧性的或慈善界的大规模“反全球主义”——无论它是什么东西——也都不能保证正义的再分配。很久以来，我一直认为，尤其是作为一个女性主义者，即使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也应该把完整无缝的身份看作是对手强加给它们的。在这种语境下，像爱德华·赛义德那样反对用“两个国家”的方案来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是具有典范意义的。自从《奥斯陆和平协定》将以色列从一个种族歧视国家重新编码为中东地区惟一的民主国家以后，赛义德就勇敢地坚持一个国家的解决方案，而不受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或者以色列民族主义的分裂性的影响。借用麦瑞斯·孔第（Maryse Condé）的话说，在瓜德罗普岛上，没有什么印第安人或者科里欧人（Creoles），只有瓜德罗普人。要废除分割——为了地区主义的利益，而不是为了该地区最强大国家的民族主义式的复仇主义——或许能消解那种不受限制的民族主义。
甚至在经济重构来临之前，任何在我所提到的地区工作的人，都可以告诉你：宪法制裁在这里没有什么意义。可是现在，由于国家优先考虑的事务不断改变，通过宪法立法来实行正义的再分配越来越不容易。妇女的身体和心灵在国际公民社会中的重构，不需要在重新结构的国家上留下什么印痕。
哈贝马斯关于“宪法爱国主义”（“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的观念固然无可挑剔，但却也一样地漠视了当前的世界状况(21)。较之民族主义更甚，爱国主义是一种情感，一个正常运作的国家的抽象结构利用它主要是保卫国家。我又唱起了那首来自麦波·帕坦的儿歌，创作中满是豪侠之气，但意识形态上却浸染着民族解放的精神……
新的比较文学要进行十分艰苦的工作，要使国家的公民结构远离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要改变国家再分配方面的侧重点，要创造区域联合而非只是走“国家外”或“非政府”之类的路线。我认为，人文学科的女性教师在此扮演着十分特殊的角色。因为在欲望——以民族的名义获胜的欲望——的重新安排的背后，是将类推的计谋作去超验化的运作：这种类推是从最私人性的不加质疑的舒适，到对指定土地的死心塌地的忠诚。该计谋利用的是再生产的异质规范性这一通则。曼陀（Manto）通过发疯——外在于所有的规范性之外——从而打破了从舒适到民族的计谋(22)。但是伊曼纽尔·莱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却认为该计谋是规范的建立——阴柔地（女性）将家建立为家——导向雄壮有力（男性）的语言交换。对于莱维纳斯而言，这种规范将不可抗拒地导致最具侵略性的民族国家主义，它根植于同一主义的神话之中，过早地提前注明民族兴起的历史叙事的日期(23)。
2003年8月，在达卡举行的侵害妇女犯罪的公开听审会上，陪审团曾经建议，请求南亚地区合作协会（South Asian Association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建立跨国的司法协作机制，以便更加容易地抓获罪犯；而那些有利于残存者的法律则可以支持被拐卖的妇女（她们常常是爱滋病患者或HIV感染者）穿越国与国之间的疆界。这种女性主义工作，不仅会补充作证妇女自身丰厚的文化保护，并通过性工作集体（sexwork collectives）进行监控、提出建议，从而将她们的生活重新编码；而且，通过支持这些妇女的性工作意识（sexwork awareness），还可以对再生产异质规范提供积极活跃的批评。这种异质规范致使美国从一些最成功的“艾滋病毒—艾滋病”（HIVAIDS）项目中撤出援助——就像在巴西或者危地马拉那样——因为它们不轻易地将卖淫划定为犯罪行为(24)。那里的多语的和地区性的比较工作将是极为富有成效的。我在别处说起过那四十人见证小组里面的那个跨性别的瑞沃蒂（Revathi）(25)。
四、一个印度故事
比较文学研究的是对等，其研究所依据的准则也是对等。马克思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政治语境中的文明化了的欧洲例子。在海得拉巴召开的年会上，既然我被作为一个对“印度人”发言的“印度人”受到质问——还有很多隐秘的孟加拉亚民族的质问，我就不再拿来烦扰读者了——如果我从作为一个“印度人”的经历给出一个例子的话，那么请原谅我。在过去十五年左右的时间里，我试图训练自己，让自己学习那些在阶级和文化上都与我大相径庭的人，以便我能够在他们中、与他们一起发展出一种对公众领域的直觉。面对民族主义的无孔不入，我想提出我从他们身上、从他们与口述文学（orality）的联系中学到的东西。
如果说叙事的关键在于循序渐进的话，那么口述表达程式的核心就是对等了。我们通过研究顺序而从叙事中学到东西——我们通过掌握对等从口述中学到东西。正是对等中的创造能力才使得下述情况发生：它会超越对等在音调和文字上引起的单调乏味（所有的东西都与其他的东西一样），这种单调使得很多文学的爱好者都望而却步。当我们通过分析不同类型的历史叙事来解释民族主义时，我们就是在研究序列了。现在我想给大家一个通过掌握对等而学习口述——口述是参与型的——的例子。这里的掌握是机械性的，因为该“口述”是存在于印度历史的长河之外的。
下面，就是我要讲的故事。
在我工作的那个地区，妇女每年都由当地的非政府组织（NGO）送到加尔各答去，以直接兜售她们从田野工作者那里学会制作的手工制品。她们既把这次出行当作是一个命令，同时又把它当作是一次欢聚和旅行的难得机会。在加尔各答，她们成了一大景观，她们一边做着手工艺品，一边唱着歌。为了这一年一度的旅行，她们准备了许多歌曲——她们称其为纺织歌，用的是相同的重复模式，她们称之为转调（ghurano）——转喻、修辞、诗句。也有非常古老的歌曲，有一次我听一位老太太唱过，它听起来非常古老，由于我缺乏人类学的技能和/或兴趣，因此无法分类；还有一些歌曲搀杂进了最近和当前的事件。譬如，当我在一首歌中听到这样的歌词——“好老师德布·庞达”——时，我就知道这位教师在他成人教育的新岗位上干得不错。这里没有记录下来的史诗——没有什么（属于霸道的印度史诗的）荷马——这是当我们听说“口述表达程式”时就必然会想到的。只有这些叙述要素(26)——拿对等来作交换。这当然与马克思的例子不同，因为不是语言上的对等，所以不适合该观点。我想让各位为之称奇的惟一部分，是对等的习惯，这是“比较的国际性”，必须要通过语言学习和人文教育学会的。
我不太愿意参加在加尔各答举办的这类集市，也不常参加。因此，我无法对她们所唱的歌曲提供精妙的见解，这些歌曲的演唱程式很接近一些识字表达法。几年前，政府教授识字的工作人员常常教给孩子们这样的表述模式：
Akarbaid是我的村庄
Kenda是警察局
Mahara是我的地区（area）
Purulia是我的分区（district）
要注意，这首歌曲并没有继续推展到邦（state）和国家（nation）那些反直觉的（counterintuitive）名字上去。尽管她们的身份就是为选举垫底，但现在，她们却不被欢迎进入国家的观念，她们也从来就不曾被欢迎过。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讲，她们仍旧是处于底层的贱民（subaltern）。但当她们在演唱的时候，她们中最出众的一位问我怎么样，我就想为什么不加上邦和国家，然后一下子让那些加尔各答集市上乐善好施的游玩者大吃一惊呢：“西孟加拉是我的邦；印度是我的国家。”在她们演唱时，一些闲逛的小学生们开始乱翻地图，把它摊在地板上。我想我是有点太过顽皮了。但是孩子们的姿态在不同世代之间根据教育而划出了一道分界线。
第二天，一大群妇女——比去加尔各答的人还要多——和我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