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越界跨国」的定义
我所要说的「越界跨国」，不单指跨越民族国家的区域界限，也指跨越学科、文化、方法的、视野的边界，同时也超越文本，进入社会及历史现场，回到文化／文学产生的场域，突破传统中国文学的诠释典范去解读鲁迅及其文学作品。种种跨越，为的就是要设法贴切的去解读鲁迅及其文学作品。
远在进入网络社会、知识整合时代，还没有为了因应转型为创新知识驱动型的全球化经济，欧洲与北美一流大学与学者，早已开始大力拆除大学院系与学科间的围墙。人才不设围墙，概念不设围墙，思维不设围墙，知识不设围墙。知识一旦不设围墙，知识的发现，知识的转移，知识的应用，不但能善用资源，集思广益，知识也成为实用性很强的文化了。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六、七十年代开始在西方，尤其美国，发展迅速蓬勃，就因为一大群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包括社会、历史、政治、哲学、西洋文学的学者，进入中文文学的领域，知识整合所带来的综合效应（synergies），使得中文文学具有国际的视野，走向多学科、多方法。1

二、西方汉学与「中国学」研究典范下的鲁迅
突破传统思考方式，去思考中国文化现象的多元性的汉学（Sinology）传统，是许多海外学者探讨研究中国文化的重要传统。传统汉学的强点是一门纯粹的学术研究，专业性很强，研究深入细致。掌握普通学科的基础理论，通晓多种语言，研究中国文学的人对西洋文学有深入的认识，能运用人文与社会学的治学方法。2 往往穷毕生精力去彻底研究一个小课题，而且是一些冷僻的，业已消失的文化历史陈迹，和现实毫无相关。因此传统的汉学研究在今天，也有其缺点，如研究者不求速效，不问国家大事，所研究的问题没有现实性与实用法，其研究往往出于奇特冷僻的智性追求，其原动力是纯粹趣味。3 传统汉学比较忽略纯文学，尤其现代文学。但是把汉学治学的方法用来研究文学，其突破与创新是难于想象的。
美国学术界自二次大战以来，已开发出一条与西方传统汉学很不同的研究路向，这种研究中国的新潮流叫中国学（Chinese Studies），它与前面的汉学传统有许多不同之处，它很强调中国研究与现实有相关，思想性与实用性，强调研究当代中国问题。这种学问希望达致西方了解中国，另一方面也希望中国了解西方，对西方有所反应。4
中国研究是区域研究（Area Studies）兴起的带动下，从边缘走向主流。区域研究的兴起，是因为专业领域如社会学、政治学、文学的解释模式基本上是以西方文明为典范而发展出来的，对其他文化所碰到的课题涵盖与诠释性不够。对中国文化研究而言，传统的中国解释模式因为只用中国文明为典范而演释出来的理论模式，如性别与文学问题，那是以前任何专业都不可单独顾及和诠释。在西方，特别美国，从中国研究到中国文学，甚至缩小到更专业的领域中国现代文学或世界华文文学，都是在区域研究与专业研究冲激下的学术大思潮下产生的多元取向的学术思考与方法，它帮助学者把课题开拓与深化，创新理论与诠释模式，沟通世界文化。5本文所讨论的鲁迅研究，都是在西方汉学与中国学，或近期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思考典范下的产品。
在美国第一、二代的研究中国文学的华人学者中，他们几乎是从别的学科转行过来的，而且经常往返于中国古典现代文学之间。像周策纵为红学、古文字、古典文学、现代文化/文学研究大师，是最好的例子。他原是密芝根大学的政治系博士，成名作《五四运动史》（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1960）为博士论文6 其改写与出版都在哈佛大学的中国学（Chinese Studies）的治学方法与学术思潮中进行，完全符合中国研究与现实有相关，思想性与实用性，强调研究当代中国问题的精神。另一方面，区域研究思潮也使本书超越以西方文明为典范而发展出来的专业领域如社会学、政治学、文学的解释模式，同时更突破只用中国文明为典范而演绎出来的传统的中国解释模式。所以《五四运动史》成为至今诠释五四对权威的著作，成了东西方知识界认识现代新思想、文化运动的一本入门书，也是今天所谓文化研究的典范。7
《五四运动史》对中国社会、政治、思想、文化、文学和历史提出系统的观察和论断。本书奠定了作者在欧美中国研究界的大师地位。这本书使用大量原始史料，包括中、日、西方语文的档案资料，这是窄而深的史学专题（monograph）思想文化专题的典范著作。另外不涉及道德的判断或感情的偏向，凸显出客观史学（现实主义史学）的特质。周教授在密之根大学念的硕士与博士都是政治学，因此社会科学（政治、社会、经济学等）建构了他的现实客观的历史观这正是当时西方的主流史学，这点与费正清的社会科学主导的客观史学很相似。8 而且被奉为在中国研究中，跨越知识领域研究、文化研究最早的研究典范。西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尤其鲁迅研究，以《五四运动史》这本书开始，具有象征的意义。
他最近的新书《弃园古今语言文字考论集》（2006），也说明周教授是当今的把古文字的名物训诂，文字考释，历史语言学、社会科学、西方汉学、区域研究中的中国学转向全面用来做名物训诂，文字考释、文学经典考证的关键性大师。他认为我们知道除了对中国的古文字、历史文化、经典文献深厚的知识（这是目前东西方年轻学者的致命伤），更重要的是治学的方法。他采用涵盖面很广的诠释模式，多元的分析方法：「凡古今中外的校勘、训诂、考证之术，近代人文、社会、自然科学之理论、方法、与技术，皆不妨比照实情，斟酌适可而用之。」9
而对研究鲁迅有新见解的学者，也是如此。夏志清是耶鲁大学的英文系博士，以文本细读、比较文学大解读现代与古代小说。夏志清在1961 年已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恐怕是最早以文学论文学，以「文学分析」（literary analysis）或称文本细读（scrutiny）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典范之作。他的《现代中国小说史》中的鲁迅，广泛运用比较文学、新批评的文本细读的文学分析法，因此发现鲁迅及其它被忽略的沈从文、张爱玲等人作品中的艺术结构.另外李维斯（Leavis）文学为人生各种现象象征的大传统理论也同时出现其论述的架构中，鲁迅及其同代人感时忧国，对社会关怀与人生的道德感，成为现代中国文学的新传统。夏志清独排当时左派神话鲁迅的论述，引起重读鲁迅及其它作家的学术风气与方法，影响一直到今天。10
李欧梵从台大到哈佛，读的是西方文学、国际关系及中国文化思想史，最后以思想文化研究给现代文学带来全新的诠释。11他的《鲁迅的遗产》(The Legacy of Lu Xun)12，《铁屋子的声音》（Voices from the Iron House）13,前者带引现代思想、政治、历史等十二位不同领域的专家,以跨学科的研究，从各个层面解剖鲁迅作品艺术与政治、思想的的意义，评估非神话鲁迅对文学与社会的影响。《铁屋子的声音》（Voices from the Iron House），通过鲁迅内在的吊诡、矛盾、与绝望的黑色语言，对鲁迅的人生经验与作品细致的分析，对鲁迅小说现代性的技巧（technique of modernity）的论述，如个人抒情性(personal lyricism)与象征叙事（symbolic narrative）, 突破过去马克思与现实主义的思想性与政治性的阅读， 带动了去神话化鲁迅的人文工程。
中国现代历史与文化思想学者林毓生，带着《中国思想意识的危机》（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1979）14的研究经验与视野，一旦进入鲁迅文学小说与文学作品中，发现鲁迅在理性与道德上，都有传统和反传统的不可调和的信念系统在互相冲突，正如文学作品所表现，彻底反传统的思想通常是意识的、显示的，传统思想通常是潜藏的意义、隐示的。从李文荪（Joseph Levenson）的中国知识分子由西方价值与民族传统造成分裂性的紧张15 到林毓生所建立的中国知识分子传统与反传统的分裂性紧张，无论理论如何形成，因新旧文化冲突，而形成鲁迅思想与人格上的紧张，对阅读鲁迅的散文与小说有绝对创新的视野。周昌龙曾运用这个理论来析读鲁迅的《呐喊》与《彷徨》，呈现出许多复杂的，可以呐喊与彷徨两种精神为象征的内涵。16

三、东欧汉学的鲁迅研究
在东欧学者中，也多数是跨越本行学科，偶然走进来的局外人，后来都成为大师级的学者。普实克（Jaroslav Prusek，1906-1980）就是一个典范。他本来也是非文学的学者，原本在布拉格查理大学文学院，开始研究世界古代民族如拜占庭的历史文化。1928到1930年，他师从瑞典哥德堡大学的汉学教授高本汉(Bernard Karlgren) 学汉语。1930 年，他获得查理大学历史专业文学博士学位，1932 年，捷克东方研究所派他到中国学习了三年，他在北京的民族大学（民族学院）学的是经济历史，不是文学。17 但是最后他的鲁迅研究不但是东欧也是全世界欧最具独特成就的典范。
当英美学人注重文学作品内在语言艺术结构的作家的同时，在1960 年代开始，东欧以普实克为首的布拉格学派（Prague School），注重研究革命文学的理论与历史发展，不像英美地区学者，只强调文学分析。普实克也进行文学分析，但不停止于分析，尝试向前探讨其文学源流的传统。他发现鲁迅的小说具有强烈的怀旧与抒情性，考证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的根源在更早期的中国古典文学里，不是英美很多学人所强调的全是受西方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在理论上是相对于传统古典文言文的文学，但古典文学中诗词的抒情性与怀旧，影响了在现代小说抒情的情境，它不是来自西方现代文学，虽然相似，而是中国古典诗词主体性的表达，所以对普实克而言，鲁迅的《呐喊》、《彷徨》中的〈故乡〉，甚至更早的〈怀旧〉都是结合文学、历史、社会情怀的抒情史诗。
怀旧与抒情性乃中国的古典文学的基本精神，因此这代表拥抱传统的倾向，由于这种精神，鲁迅不像表面的观察所见，他的作品不是十九世纪西方的写实主义传统，而像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文明受到破坏后，欧洲现代文学所表现出的抒情传统，鲁迅拥抱中国古典文学中怀旧与抒情性，因为中国发现西方的新价值，但中国社会人群人困在黑暗绝望中，无能走向光明，再回头中国传统的乡土人情和宁静的生活又消失了18。这种论述与上面提到美国的林毓生的看法，因新旧文化冲突，形成鲁迅思想与人格上的分裂性紧张思相符合的19，而且与本文后面会提到的更早的竹内好与夏济安的黑暗面形成一个理论系统。
1960 到1970年代欧洲的共产国家的鲁迅研究方向有共同的方向，如俄国学者谢曼诺夫（V.I Semanov）的《鲁迅和他的前驱》20也是建构研究鲁迅时向内往前进入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典范。他探索鲁迅的小说叙事技巧与其它结构的形成，发现清代末年谴责小说的作者，是鲁迅小说的前驱。谢曼诺夫的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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