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不知道郁达夫与鲁迅在南洋发生过冲突。郁达夫于1938年12月28日抵达新加坡，受《星洲日报》之聘，担任副刊编辑。1939年一月21日，他在《星洲日报》与槟城的《星槟日报》同时发表〈几个问题〉的文章。这是他在槟成与文艺青年对话后的所想到的问题。这篇文章引起最大的争议，是郁达夫批评南洋文艺界盲目跟随中国文坛，他要求南洋作家去中国化，他更要求去鲁迅化。35
自我放逐南洋后，郁达夫拥抱新马华人边缘文化，在1939与拥抱中国文学传统的新马中国侨居作家与本土华文作家发生冲突，甚至反对鲁迅所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战斗传统。36 这一场被称为郁达夫与鲁迅在南洋的冲突，说明走出中国的文化中心，郁达夫具有双重视野（double vision）他代表本土化情绪高涨的，鲁迅的影响力变成殖民文化。
从这二宗中国与马华文化/文学的争论中，可释放出许多有关中国与马华文化/文学有关中心与边缘的新意义。

六、新马华文文学中的鲁迅：文学殖民主义
我研究的东南亚华文文学，也提供有用的参考架构。从这个角度，我又看见其它视野无法看见的鲁迅的文学从影响走向政治行动殖民意义。鲁迅如何走进新马后殖民文学中，及其接受与影响，然后再产生的文学殖民意义，是一个错综复杂的问题。1999 年我第一次在东京大学提出，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表示似乎很难接受。37 其实即使今天在新马的作家，也有不肯接受的。
鲁迅以其经典作品引起新马华人的注意后，接着又被移居新马的左翼文化人用来宣扬与推展左派文学思潮。除了左派文人，共产党、抗日救国的爱国华侨都尽了最大的努力去塑造鲁迅的神话。有的为了左派思想，有的为了抗日，有的为了爱中国。鲁迅最后竟变成代表中国文化或中国，没有人可以拒绝鲁迅，因为鲁迅代表了中国在新马的势力。1939 年郁达夫在新马的时候，已完全看见鲁迅将变成神，新马人人膜拜的神。从文学观点看，他担心「个个是鲁迅」，人人「死抱了鲁迅不放」。他说这话主要是「对死抱了鲁迅不放，只在抄袭他的作风的一般人说的话」。可是郁达夫这几句话，引起左派文人的全面围攻，郁达夫甚至以《晨星》主编特权，停止争论文章发表。攻击他的人如耶鲁（黄望青，曾驻日本大使）、张楚琨在当年不只左倾，也是共党的发言人。反对鲁迅就等于反对「战斗」，反对抗战，反对反殖民主义，最后等于反对中国文化。38 高扬就激昂的说死抱住鲁迅、抄袭他的作风都无所谓，「因为最低限度，学习一个战士，在目前对于抗战是有益」。39
鲁迅在新马1930 年以后的声望，主要不是依靠对他的文学的阅读所产生的文学影响，而是归功于移居新马的受左派影响的中国作家与文化人所替他做的非文学性宣传公在这些南下的中国作家中，尤其一些左派文艺青年如张天白（丘康），往往成为把鲁迅神话移植新马的大功臣。40 他甚至高喊「鲁迅先生是中国文坛文学之父」的口号。41 这些来自中国的作家及文化人宣扬鲁迅的文章，有些收录在《马华新文学大系》的第一、二（理论批评）及十集（出版史料）。42鲁迅被政治化最好的例子，就是各种非文学的社团，尤其教育程度很低的劳工团体，为了团结以来反殖民主义，经常办群众大会时，以鲁迅为号召。如1932年10月19日举行的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居然有二十五个团体参加。章翰在〈鲁迅逝世在马华文艺界的反应〉及〈马华文化界两次盛大的鲁迅纪念活动〉二文中详细分析了这些追悼鲁迅逝世的文章。43 当时新马文化人对鲁迅的推崇，特别强调鲁迅的战斗精神，民族英雄形象，年青人的导师、抗日救亡的英雄。从下面常出现的颂词，可了解当时左派文化人所要塑造的鲁迅英雄形象及其目的，这些都是非文学的：
一员英勇的战士，一位优良的导师。（刘郎）
这位为着祖国争取自由，为着世界争取和平的巨人，……他曾冲破四周的黑暗势力；他为中国文化开辟了光明的道路；他领导了现阶段的抗日救亡的文化阵线……在抗敌救亡的文化阵线里指挥作战……。（曙明）
鲁迅先生是一个伟大的战士……。（陈培青）
伟大的人群的导师。（辛辛）
新时代战士的奋斗精神……肩担着人生正确的任务。———以鲁迅先生为榜样。（紫凤）
鲁迅先生可以说是真正的民族文艺家，普罗文艺英雄了。（二克）
鲁迅不但是中国新文学之父，而且是一个使我们可敬畏的「严父」。（陈祖山）
我们要纪念我们英勇的导师。（侠魂）
从战士、巨人、导师、严父，甚至「新文学之父」，都是政治化以后盲目的吹捧，其目的不外是制造一个万人崇拜的神像。
共产党在新马殖民社会里，为了塑造一个代表左翼人士的崇拜偶像，他们采用中国的模式，拿出一个文学家来作为膜拜的对象。这样这个英雄才能被英国殖民主义政府接受。所以鲁迅是一个很理想的偶像，他变成一把旗帜、一个徽章、一个神话、一种宗教仪式，成为左派或共产党的宣传工具。
鲁迅在1936 逝世时，正是马来亚共产党开始显示与扩大其群众力量的时候，而新马年青人，多数只有小学或初中教育程度，所以鲁迅神话便在少数南来中国文化人的移植下，流传在新马华人心中。
所以反殖民主义的鲁迅，到了新马文学/文化界，他变成殖民文化，被人利用以达到各种政治的目的。

七、结论：从汉学到文化研究典范下的鲁迅
本文只讨论了几个例子，其它可见于收集在乐黛云编的《国外鲁迅研究论集》44 与Irene Eber编的〈西方语言鲁迅论着选书目〉的研究中45，都是在西方汉学与中国学思考典范下的产品。
除了欧美、其实象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至今还是以研究鲁迅为重镇，全国性重要的学者，成就要被承认，学术地位的建立，必先在鲁迅研究上有突出的表现。46 从竹内好、竹内实、丸山升、到现在藤井还是继续维持这个传统。日本的鲁迅研究在「镜子理论」强调研究与现实有相关，思想性与实用性，绝对不可忽视47。像竹内好，就如代田智明指出，他早在1944的《鲁迅》及1953年的《鲁迅入门》就已在鲁迅作品与思想中看见浓厚的黑暗，通过这黑暗意识的分析和思考，他绘出了一幅他自己的鲁迅像，很亲近他的学生代田智明指出：
他认为这黑暗面就是解释鲁迅文学的关键，也推测这黑暗的根本在于鲁迅对一些人生上的失败或贻误的悔恨。竹内描写的鲁迅无疑是远远的离开英雄的所谓「启蒙主义者」或「战士」。但理所当然鲁迅的屈折或罪意识不会个人的， 而都是和中国传统社会有关的，竹内也知道这一点，就是说，竹内提出的鲁迅像是内心紧紧被传统社会束缚，有罪自我。。他认为自己是旧的人，自己背上的「过去」太多，舍不得这些东西使他备受折磨。。。48
这个论点，过了很久，后来在美国夏济安的〈黑暗的闸门》49、李文荪、林毓生的鲁迅传统与反传统思想紧张论述中再度获得呼应与发展。
近十多年年来，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成为主流50，这个思考典范下的产品也有很多突破性的研究。例如具有争论性的刘禾论鲁迅阿Q 小说人物所象征的国民性性格的书写，受了殖民话语的影响论。简单的说，刘禾在〈国民性理论质疑〉51 中指出，鲁迅是根据根亚瑟·史密斯的著作的日译本，将传教士的中国国民性理论，翻译到阿Q 小说人物中。所以《阿Q 正传》的生成经过是：
英语亚瑟·史密斯的《中国人的气质》；其人物原型是源于波兰显克微支的小说《胜利者巴泰克》的主人公；涩江保的日译本《支那人之气质》。这样便对中国人展现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原来被文学史捧为经典之作，也不过是被西方殖民者东方主义化后产生的丑陋中国人之后的产物。虽然这是文化考古出土的事实证据，许多中国大陆的学者作家读者，仍然难于接受。事实上，鲁迅许多小说人物的产生，包括〈狂人日记〉的狂人，都有西方文学中的人物与思想的影响。52
在西方汉学与中国学，或近期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的方法典范下的鲁迅研究，开拓了许多创新的视野与方法，建构了很多理论。最特别的地方，是比较文学、文学分析、训诂考据学、历史语言学、再加上社会科学（政治学、史学、思想史等）的方法，跨越区域与学科疆界的文化视野，因此开创鲁迅研究新方向与方法，带来全新的诠释与世界性的意义。这种鲁迅学术思考与分析，完全着眼于客观事实，很少涉及道德的判断或民族的感情偏向，或政治意识的论调，维持客观的、科学化的史学的思考。很多复杂的问题，在他们的眼前，只是一个客观体，这是奉科学为典范下的人文研究。
这些鲁迅学者就像鲁迅自己，善于利用丰富的文化思想资源，但没有被思想资源劳役。就因为拥有与使用丰富又深刻的参考架构，他们对鲁迅及其作品具有集体感应及特殊感，如林毓生对现代意识形态有专门的研究，、精通Edward Shils的《论意识形态》、熟读Michael Polanyi 的知识论，研究过中国意识的危机，才能深入的写出〈鲁迅思想的特质〉、〈鲁迅政治观的困境〉等文章53。也因为有了鲁迅传统与反传统的精神紧张论、普实克的怀旧与抒情性古典文学主体论、竹内好与夏济安等人对鲁迅思想与作品的黑暗面的考释，有了理论性的架构，对纯文学研究的人做文本分析时，就有解剖刀，更有透视力，找出隐藏与象征的意义。
上述的每一项的鲁迅研究，都是一个个超文本（hypertext）,互相连接，譬如竹内好与夏济安等人的黑暗面论点，与传统与精神紧张论，同时也跟东欧学者如普实克的怀旧与抒情性古典文学主体论，谢曼诺夫的鲁迅以旧谴责小说为典范的论述互相关联。同时强调纯文学的文本分析的鲁迅研究，基本上也与那些思想性的研究紧紧联系在一起。有了鲁迅反传统与传统的复杂思想情怀理论，基于鲁迅的怀旧与抒情说，周昌龙才能在〈酒楼上〉里找到深层的内涵：跑遍天下的「我」，重返家乡的小酒楼，被深冬废园中雪里的梅花与火红的茶花的风景迷住：超越了对实际景观的描述，变成作者怀旧情怀的抒发，象征的话语说明了鲁迅对传统本土文化的再兴与期待。54

注释：
1王润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方向〉《越界跨国文学解读》（台北：万卷楼，2004），页3-32 ； James Liu,“The Study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West: Recent Developments, Current Trends, Future Prospect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XXXV, No.1（Nov. 1975）, pp. 21-30。
2 周法高《汉学论集》(台北：正中书局，1965)，页8-16；James Hightower,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Context of World Literatur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Vol. V (1955), pp. 117-124，中译见《英美学人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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