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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之死：闻捷，施明正，顾城(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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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5:3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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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南京采石矶，诗人朱湘（一九○四―一九三三）自沉长江。朱湘生前是新月派的健将之一，诗风浪漫清朗，曾被鲁迅誉为「中国的济慈」[1]。他突然投江而死，对其家人朋友而言，一直是不解之谜。追根究柢，则诗人海外求学半途而废，归国办学屡屡受挫，婚姻生活失意痛苦，终至内心抑郁，了无生趣，都是可能的原因。
一九三七年，另一位诗人步上朱湘的后尘。著名旧体诗人陈三立（一八五二―一九三七）因抗议日军入侵华夏，绝食以明志。晚清时代，陈三立即以宋体诗作知名，即使五四新文学革命后，也一仍故我。陈早年曾对政治改良热心参与，然而民国肇造后的种种乱象，反使他心灰意冷，乃自封「神州袖手人」。但多年后，这位年迈而「守旧」的诗人，却为他一度雅不欲有所牵连的新中国而死[2]。
朱湘与陈三立之死的动机与影响当然相去甚远。然而暂且不论二人或传统、或现代的诗学兴趣，朱与陈都能在现实之外，藉诗的语言经营一己安身立命的世界。而当这一精致的语言世界不再能够维持时，他们的生命随之摧折。自杀，成为两位诗人在一个诗意匮乏的年代，所共同承担的宿命。
然而，朱陈二人自杀的涵义，只有对照王国维（一八七七―一九二七）――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学者与诗学家之一——的自沉，才能昭显出来。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王国维于颐和园昆明湖鱼藻轩自沉身死。王氏心志可见诸其遗言：「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3]多少年后，这充满暧昧的字句仍令学者争议不休。撇开家庭与情性问题不论，王氏对叔本华、尼采哲学的浸润，对中国抒情传统与小学流变的理解，以及对末世景象的观照，都可能是有以致之的原因[4]。此外，王国维政治上的保守态度，也使他的自沉与殉清扯上关系。即便如是，王国维之死或有更深一层的原因，触动今昔学者的心事。他的必死之志，与其说是来自家国世变，无以为对，更不如说是来自千古文化危亡之际，所引起的大忧伤，大绝望[5]。
王国维自沉之谜，令人再思朱湘与陈三立之死。我们要问：朱湘的自沉，是否像王国维一样，在表面的个人困境外，更有不足为外人道也的寄托？陈三立的绝食而死，是否并非出自新的「爱国」主义，而是贯彻了传统士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义精神？或者我们是否可以说，王国维的自沉，不是表达迟来的遗民姿态，而更是对文化——不论古典或现代——的衰亡，一种最沉痛的先见之明？
如果说中国「现代」精神，以肯定生命进取，日新又新是尚，那么论者或要诘难朱湘、陈三立、王国维之死，是时代落伍的表征。然而，这些诗人的「不识时务」却更可能带有一种深思熟虑的复杂性，与那些走在时代尖端的摩登文人相比，反而更体现他们绝不随俗的「现代」感触。在新时代的发端处，他们已然明白所谓的现代性不仅仅只由启蒙、革命、进步所表现。面对种种公私领域的挑战，他们决定抹消自身的存在；他们俨然以否定的方式，见证了现代所能涵纳的复杂意义——包括对现代本身的抗拒。他们的自杀行为因此吊诡的落实了一种非传统（却不一定是反传统）的中国「现代」主体性的出现。
话说回来，自杀从来不曾成为早期中国现代文学及文化的重要象征——至少从不曾像日本那样，竟能就自杀构成一种「国族寓言」[6]。从切腹到自杀（jisatsu），从殉死（junshi）到殉情（sinju），自杀往往被视为日本文化及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成为巴特「符号帝国」里的神秘特征[7]。这一有关自杀的「神话学」到了二十世纪，更因一连串作家的身体力行，而变得更加引人注目。像是芥川龙之介（一八九二―一九二七）、太宰治（一九○九―一九四八）、三岛由纪夫（一九二五―一九七○）以及川端康成（一八九九―一九七二），不过是最明显的例子。这些个案不仅让我们深思日本作家自绝人寰的社会、心理因素，也让我们探究其中的文学因素。在自杀与写作之间，在身体的自毁与文本意义的崩落（littératuricide）之间，存在着无可规避的辩证。
艾伦?沃尔夫（Alan Wolfe）从太宰治一生连续自杀的企图以及一九四八年「成功」的自沉，看出现代日本颓废政治及美学的线索；而洛伊?斯塔斯（Roy Starrs）则自三岛由纪夫一九七○年戏剧性的切腹自杀，探讨日本现代文化政治与肉身政治的终极演出[8]。此二例中，作家有关自杀的叙事或可视为他们自毁前的预演，而他们实际的自杀则堪称为一种「终极叙事」；缺少了这一终极叙事，作家的文学世界便无法克竟全功。因此三好将夫（Masao Miyoshi）如是作评：「倘若在文学与自杀间存在一种本质关联，那么日本小说及其作者则是当之无愧的代表。」[9]
除开王国维、朱湘、陈三立等，现代中国前半个世纪可资谈论的文人自杀案例，其实并不算多[10]。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自绝于世的诱惑，就未尝影响中国作家与思想家。特别在小说世界，当鲁迅沉思着自噬其心的活死人，当郁达夫写着走进大海自溺的留学生，当沈从文回忆着为情殉身的湘西男女，（文学）自杀成为有力的方式，批判或探问现代中国人神秘的灵魂深处[11]。进一步的例证，还可包括丁玲（一九○四―一九八六，《自杀日记》）、茅盾（一八九六―一九八一，《蚀》）、庐隐（一八九八―一九三四，《海滨故人》），以及尤显突出的老舍（一八九九―一九六六，〈月牙儿〉、《骆驼祥子》、《火葬》与《四世同堂》）等人的作品[12]。
然而现代中国的后半个世纪文学里，实际与虚构的自杀行为才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艰难命题。识者通常认为造成（文学）自杀层出不穷的主要原因，在于政治。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席卷中国的前夕，沈从文企图自杀未遂。这一事件只是一个不祥的前兆，预示以后数十年间文学界即将接踵而来的悲剧[13]。沈从文企图自杀原因在于他预见极权统治下，文学创作没有未来。沈氏获救后，放弃小说写作，转治服饰史。沈的选择，当然有太多无奈，但在清算与斗争愈演愈烈的时代里，他的自甘消失，未尝不是明智之举。当文化大革命终于爆发，沈氏将目睹许多同行的恐怖下场。他们遭受羞辱、生不如死、终于自我了断，其中赫赫有名者包括李广田（一九○六―一九六八）、傅雷（一九○八―一九六六）、闻捷（一九二三―一九七一）、老舍等。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老舍在禁受红卫兵公开拷打与羞辱后，自沉太平湖。新中国成立后，老舍全心奉献，甚至赢得「人民艺术家」的封号。然而一夕之间，他沦为人民的敌人。终其一生，老舍不断思索自杀——或舍身——的社会条件与政治前提。但正如其子舒乙所言：「真正的『舍身』却发生在最不应该发生的时间，最不应该发生的地点，最不应该发生的人物，最不应该发生的情节上。」[14]当老舍踏入湖水那一瞬，他是否感到一丝反讽式的解脱？因为作家最终选择了自己笔下一系列人物所作的选择。老舍毕生试图在一个荒谬的世界里寻找意义，而意义的终极无他，唯有一死。老舍《茶馆》（一九五七）中的一句话又回到耳边：「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15]
阿尔瓦雷（Alfred Alvarez）在探究文学与自杀的关系时，曾提出两类追求「自我了断」的类型。一种类型为「极权主义艺术家」，指的是艺术家因为受一种非人的、压抑的外在社会体制，而终于选择自杀，或「保持沉默，那死亡的同义语」[16]。另一种类型是「极端主义艺术家」，指的是具有内在自毁力量的艺术家，他╱她「在可能与不可能之间，刻意探求那一狭窄的、暴力的地带，铤而走险」[17]。对这两种判然有别的自杀方式，阿尔瓦雷显然抬举后者。对他而言，极权主义艺术代表一种剥夺式语言，即「剥夺事实与形象，它发生在受害者本人的生命被非人化且被褫夺之时」。相形之下，极端主义艺术则继承浪漫主义传统的余泽。的确，它「所完成的革命肇始于早期浪漫派对隐私与主观想象的执着」[18]。由此，艺术、创造性、死亡与自我之间的关联获得最强有力的表达，浪漫英雄主义的发挥，达于极致。
根据阿尔瓦雷的定义，沈从文与老舍似乎堪称范例，阐明了极权统治下两种类型的抉择。沈从文放弃写作，选择沉默来应对毛政体；而老舍则以自沉太平湖完成了他暧昧的爱国主义。不过阿尔瓦雷的理论自有局限；仅仅视老舍与沈从文为现代暴政的「典型」牺牲品，未免太小看了二者的主体抉择。如果我们视自杀为一种人性自我销蚀的暴力行为，总是取决于太多的私人与公共因素，而在「极权主义」与「极端主义」类型之间、之内，自杀行为必有更为多元的类别层次。就像下文的例证将要表明的，文革期间一桩看来全然极权式的自杀事件，其动机也许是不可思议的浪漫私人欲望；而一件「后现代」九○年代迹近「极端」个人主义的自杀行为，反而包藏了深切的政治创伤。自杀、写作与（后）现代性，在过去四十年间的中国文学史里，形成了极复杂的辩证关系。这一现象不应被简化为现成的话语，而需要细腻的历史的反思与细察。
我选择的个案包括闻捷，大陆五、六○年代重要的红色诗人，文革期间死于煤气自杀；施明正（一九三五―一九八八），台湾诗人、画家、金石家、小说家，八○年代末因抗议国民党政府司法不公，绝食而死；顾城（一九五六―一九九三），新时期才华卓绝的诗人和小说家，在纽西兰砍死妻子后上吊自尽。
这三位作家来自不同背景，并以不同原因自我了断。但意味深长的是，他们的自杀行为，要么在其写作行为中已见端倪，要么死后为他人评说，以致盖棺也不能论定。盘旋在这些作家身上的是一个难解的谜团：他们生前的写作，难道就为了一死了事？或者，他们是因为预知死亡，才能从事写作纪事？我将此三例逐一罗列，不能不想起中国现代文化及其身体政治间不可思议的辩证关系。而有鉴于早期王国维、朱湘、陈三立的死事，下文所要讨论的三桩案例，更促使我们沉思上个世纪的中国文人为了生，或为了死，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一 闻捷
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五日，著名女作家戴厚英（一九三八―一九九六）及其侄女戴慧，被发现陈尸上海寓所[19]。这桩谋杀案震惊文坛，并迅即引起全国关注，因为自八○年代初期以来，戴厚英一直是共和国文学举足轻重的人物之一。戴的小说如《人啊，人！》（一九八一）、《诗人之死》（一九八二）等，因反思文化大革命的暴行，探究一代中国人的道德责任，曾风靡一时。藉此，她跻身「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最引人瞩目的作家之列。
戴厚英不是此节讨论的主要人物。不过她的死却有助于我们阐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个谜团，即红色诗人闻捷（赵文节）一九七一年的自杀。一九九七年，戴厚英的《心中的坟》于身后付梓；这本书重刊了戴于一九七八年致友人高云一封长达五万字的信函[20]。在信中，戴详述她怎样在一九七○年意外与闻捷坠入情网，以及这桩罗曼史如何导致闻捷于次年年初的自杀。戴与闻的情史曾是文革期间最出名的绯闻之一，并成为戴创作《诗人之死》的原始材料。戴曾在其自传《性格?命运?我的故事》（一九九四）中，提及此事[21]，但直到她致高云的信件出版，我们方才理解这段感情的始末，以及潜藏其中的政治暴力。
红色诗人之死
闻捷一九二三年出生于江苏丹徒一个铁路职工家庭。因父亲早死，闻捷十四岁被迫退学，[1] [2] [3] [4] [5] [6] [7]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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