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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之死：闻捷，施明正，顾城(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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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5:3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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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南京一家煤球厂当学徒。抗日战争期间，闻捷加入左翼爱国阵线，在华中地区随一剧团游走四方。一九三八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四○年前往延安。四○年代他进入陕北公学学习，并于陕甘宁边区《群众日报》任编辑和记者，同时从事文学创作，涉猎历史剧、秧歌剧、短篇小说等文类。
闻捷的文学生涯直到一九五二年才真正起步，其时，他担任新华通讯社新疆分社的社长。西北的山川地貌、异族风情深深感动诗人，并驱使他写下大量边疆题材的诗歌。这些诗作后来结集成册，题为《天山牧歌》（一九五六），昭示一位社会主义浪漫主义诗人的诞生[22]。
然而，闻捷并不满足田园牧歌的主题或民间歌谣似的风格。对他而言，诗必能为政治服务。理想的诗作可以同时驾驭抒情主义与社会主义，个人意志与党派命令[23]。因此，闻捷在其名作〈河西走廊行〉中写道：
我生活在这样的地方，
每天迎着太阳放声歌唱；
彷佛一只黎明的鸟，
唱出人们的激情和理想。[24]
或者在〈舞会结束以后〉，诗人将浪漫爱情的动力导向社会主义建设的引擎：
去年的今天我就做了比较，
我的幸福也在那天决定了，
阿西尔已把我的心带走，
带到乌鲁木齐发电厂去了。[25]
更为出类拔萃的例子，见诸〈古城晚眺〉，诗人将古典诗歌常见的「怀古」主题，转化成心中对未来的憧憬，并将孤独的沉思声音，转变成集体的国家赞礼：
傍晚，我站在古城上眺望，
夕阳投来它最后的光芒，
彷佛从天外突然伸来一万只手，
给敦煌披上一件金色的大氅。
看啊，纵横的渠水泛着金光，
金色的果园环抱着金色的村庄，
在这金光闪闪的土地上，
金色的厂房正在不断地成长。
看啊，村道上奔驰着金色的车辆，
田野里漫游着成群的金牛金羊。
在这金光闪闪的日子里，
人们敞开胸怀对唱金色的理想……[26]
在诗中，诗人造访以佛教石雕、壁画、经文闻名的敦煌。当站在古城门上，诗人并未一如前贤般的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以极大的热情，眺望远方未来景物。诗人沐浴在金色的霞光中，而这块土地也承诺着希望、丰饶与快乐。但这是奇迹，抑或是海市蜃楼般的幻象？
这首诗的乌托邦意旨再清楚不过。站立于新意识形态疆界的前哨，闻捷对共产党的激情，不亚于当年虔诚朝圣的僧侣信徒。诗中复沓的旋律创生出一种祈祷文般的韵律，犹如迢遥的宗教符咒。「金色」的太阳意象照耀旷古的废墟，也照耀新中国的建设，既暗示神恩圣宠，也遥指共产主义的光环。在闻捷的诗中，宗教的信仰与意识形态的狂热因此有了神秘转换，所谓的历史进程似乎不过转了一个圆圈。
五○年代后期，随着政治斗争愈演愈烈，闻捷的诗歌也变得更为耸动。一九五九年后诗人所发表的作品内容如何，由其标题已可见一斑，如《我们遍插红旗》、《复仇的火焰》、〈动荡的年代〉、〈叛乱的草原〉等。因为这些诗作，闻捷被誉为「大跃进运动的战鼓」[27]。
与此同时，闻捷因为个性使然，逐步卷入权力斗争。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闻捷因为与上海文化沙皇张春桥素有嫌隙，沦为第一批被整肃的对象[28]。一九六八年，闻捷被下放「牛棚」，接受隔离审查。其时他的妻子已跳楼自杀，三个女儿有两个「志愿」到东北落户。诗人待排的手稿《万里长江行》被查抄并永远丢失。而最可怕的命运还没有来。
在闻捷生命最后的一章里，戴厚英扮演了关键角色。戴为安徽人，五○年代后期是华东师范大学的进步学生。到了一九六○年，她已因拥毛的热情、煽动性的文字与辩才，成为上海左翼阵营的新星[29]。此际戴厚英最出名的行径是公开批判自己的老师，著名理论家钱谷融及其一九五七年发表的名文〈论「文学是人学」〉。然而这位毛派女战士的背景却有其缺陷：她的父亲在安徽老家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分子」；她的叔父被迫自杀。由于这一段家史，戴厚英终其一生无法成为共产党员。戴也有其脆弱、浪漫的一面。一九六一年，她不顾政治的考量，与原为同学的男友结婚。婚后因为工作分配故，夫妻一直分居两地；这段婚姻一九六八年以离婚告终[30]。
文革初期，戴厚英跻身最活跃者之列。在那「火红的年代」，革命派系、战斗小组林林总总，戴甚至担任过「火正熊」小组的组长一职。一九六八年三月，时为作协上海分会革委会「第四把手」的戴厚英，被指派为闻捷调查组组长，而闻捷正因反党反国家的罪名遭受隔离审查。然而，随着调查工作的继续，戴越来越同情这位待罪的诗人。戴比闻捷小十五岁，年轻时候就读过闻捷的爱国诗篇；她无法理解为何这样的诗人也会沦为叛徒。就在此时，闻捷的妻子自杀、三个女儿被赶出家门，而戴奉命告诉闻捷此事。戴的回忆生动地描述了闻捷得知噩耗的过程：
闻捷捂住了脸。泪水顺着他的手指缝渗出来，我看见他的下巴在剧烈颤动。我无法抑制自己的同情……一次又一次劝他「相信群众相信党」，「正确对待」这件事情。离开闻捷的时候，我突然感到害怕，害怕闻捷想不通也走上绝路。我忍不住回过头来大声地说：闻捷，你不能死啊！你要活下去。[31]
反讽的是，闻捷最后澄清了多数指控，而戴厚英却在下一轮政治斗争里成为阶下囚。一九六八年春，戴因卷入第二次「炮打张春桥」事件，成为被审查与再教育的对象。
一九六八年是中国现代史最荒谬的时刻之一，闻捷与戴厚英的遭遇其实无足为奇。但与众不同的是，他们两人竟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狂热的坠入情网。一九七○年，戴与闻同被下放干校。现在二人地位相当，相互了解更形深入。同年十月，二人已公然在「五七战士」眼皮底下用餐散步，谈情说爱了。
这一事件在干校引人侧目，不仅仅由于爱情被视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猥亵行为，也因为闻捷新鳏，而戴厚英刚刚离异。更重要的因素是，闻捷长期以来一直是「四人帮」的靶子，而不久以前，戴厚英还是批判闻捷的打手。两人的政治阅历都够丰富，但此时此刻，他们却天真地相信爱情能够，而且应该，主导一切。
闻捷与戴厚英完全低估了党政机器的胁迫力。两人的确按规定申请结婚、等待批准，却被粗暴驳回；与此同时，戴厚英得知已被重新分配到东北吉林，接受再教育。面对与日俱增的谣言、奚落及压力，闻、戴上诉，却注定劳而无功。张春桥甚至公开发话，称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工宣队亦强行拆散这对恋人。闻捷终于意识到这段感情的无望无助，于是与戴厚英断绝关系，走上了戴曾警告他不要走的路。一九七一年一月十日，闻捷吞吸煤气自了余生，恰值他与戴厚英相爱一百天[32]。
自杀的政治
文革期间天翻地覆，自我了断的文人不在少数，闻捷不过是其中之一。而且如上文所论，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所遭遇的不公不义，较诸闻捷，可能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闻捷的自杀却因其露骨的浪漫倾向与个人特质，而显得格外怵目惊心。我们或可再思阿尔瓦雷对「极权主义自杀」与「极端主义自杀」所作的区分。闻捷的自杀，与戴厚英的叔父以及闻捷的妻子的自杀一道，见证了一代中国文人在极左政权下最痛苦的选择。当外在的压迫已经忍无可忍时，自杀——以及随之而来的永恒沉默——成为他们最终的逃避与抗议。
重读闻捷写于五○年代的那些热情洋溢、「金光闪闪」的诗作，我们不禁怀疑当诗人以煤气自杀的前夕，作何感想。他参与建立、并歌之颂之的新中国，曾几何时，竟变得如此酷虐？死亡成为他逃离新中国的唯一途径。我们也好奇闻捷濒死之际，是否想到自杀，就像结婚一样，倘若没有上级批准，其实是反革命的罪行。果然，闻捷的自杀绝难善了；他的死仍可派上用场，成了反面教材。各种批判活动接踵而起：「大叛徒闻捷畏罪自杀，死有余辜！」[33]
但就算是闻捷死后仍被指控为「反党反人民」，诗人还是赢得了属于他自己的正义――他以一死挑衅了党的无上权威。用阿尔瓦雷的话说，闻捷在极权主义的舞台上，上演了一出「极端主义自杀」；他「在可能与不可能之间，刻意探求内心那一狭窄的、暴力的地带，铤而走险」[34]。这一极端主义倾向，因诗人与戴厚英的恋爱――尤其是点缀其中的「超龄」青春欲望，挫折，与死亡――而显得尤其浪漫。试想在那个时代里，人人对意识形态的禁忌避之惟恐不及，闻捷以戴罪之身，居然胆大妄为，要一尝浪漫爱情的禁果，难怪自讨苦吃。闻捷的激情从一开始就注定要以悲剧收场，但诗人却勇往直前，爱无反顾。因此当他自杀后，他所留给后人的形象便与老舍、傅雷不同，而更类似于一个生错了年代的中国少年维特。（而我们记得《少年维特的烦恼》早在五四时代即由郭沫若译成中文；那时的郭沫若年轻浪漫，哪里是后来那个无耻的毛记吹鼓手。）
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必过度浪漫化闻捷的自杀行为。我以为诗人非常可能是从他曾坚信的「极权主义」教条中，汲取他「极端主义」的死亡动机。如此，他的死便为阿尔瓦雷的二分法添加了暧昧的层次。我们还记得闻捷曾是毛政权最激进的鼓吹者之一；他的热情即使在反右运动与大跃进时代，都未尝稍减。诗人曾为千百万人民书写，吟诵田园牧歌与乌托邦进行曲，而这千百万人民也将为此付出惨重代价。当他与他的审问官陷入情网，不能自拔时，闻捷罗曼蒂克的爱欲与他当年的政治激情似乎如出一辙。
闻捷的生命与创作相互纠缠，因此不妨视为探勘毛文学、毛话语的脚注。唯我独尊的独裁主义与的舍我其谁浪漫主义在此形成诡秘的辩证。别的不说，闻捷毕竟是在毛主席的光辉（还是阴影？）下写作。而自五○年代以来，除了毛，又有谁，堪称为新中国诗人的诗人[35]？
识者亦可从另一视角探究闻捷之死。傅柯 (Foucault) 在他的权力谱系研究里，视自杀为现代统治结构急遽变动的重要指证。对傅柯而言，统治者操纵生死的方法的转型恰与其它权力机制的改变，相辅相成。在前现代时期，统治者展示权力的方式「基本是攫取式的：攫取事物、时间、身体，以及最终攫取生命本身」；而在现代时期，权力转化成生产、培植、顺序成长的一种能力。「那曾经象征着统治者的古老的死亡权力，现在被对身体的治理、对生命精打细算的管理取而代之了。」[36]在前现代时期，自杀行为曾被视为一种犯罪行为，因为它僭越了那原本由君主或上帝来操持的死亡权力；在现代时期，自杀行为则移转到私人领域。用傅柯的话说就是，「它在权力操持生命的边缘和裂隙处，见证了个人和私自赴死的权利。在一个政治权力对生命的管理无孔不入的社会里，个人但求一死的抉择诚然是最令人惊愕的现象之一。」[37]
以闻捷的自杀为例，识者可以见出毛主义的「身体政治」如何将傅柯的模式复杂化。当极左政权声称唯有它对中国人的身体才有生杀大权时，这个政权与封建统治或神权没什么两样。因此，自杀被视为犯罪行为，因为它亵渎了共产党监管人民生与死的特权。不过毛政体也是现代的政治机器，因为它施加权力的方式不仅靠「攫取」，也靠「培植」。凭借只有在现代技术社会方才可能的精密方式，它渗透到中国生活的每一处肌理，将国族身体培养成一个整齐有序、巍然自足的有机体。闻捷与戴厚英是这有机体的一部分。没有他们――还有千万中国人――的支持，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不可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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