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顾城
　　一九九三年十月八日，流亡纽西兰激流岛的中国诗人顾城，被发现吊死一棵树下。不远处是他的妻子谢烨的尸体（一九五九―一九九三）。据报导，顾城是以利斧砍杀了妻子后，才引颈自戕。顾城是文革后年青一代诗人的佼佼者，这一消息对大陆和海外的读者的震撼，可想而知。
　　顾城是七○年代后期大陆最负盛名的地下刊物《今天》的奠基者之一。他与其它诗人如北岛、芒克、多多、杨炼等一道，开创了朦胧诗派。他们重估毛派诗歌语言，代之以暧昧大胆的主题和意象，这在几年前是不可思议的。
　　顾城在极度敏感与忧郁的环境中长大，六岁即初露锋芒。由于政治与性格因素，诗人仅完成小学学历。但即在文革全盛时期，他仍继续写作。一九六八年，他十二岁时，即有短诗一首〈一代人〉：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98]
　　此诗形式单纯而寓意深邃，十年以后，成为年轻一代最常援引的诗句。
　　顾城的诗才有赖父亲顾工（一九二八―）的培植。顾工本人是共和国早期著名诗人和电影编剧，属于「干部诗人」一代，在许多方面令我们想起他的同行闻捷。然而顾城却完全推翻了父辈所代表的理想主义和乌托邦视野。诗人的作品透露一种诡异的、出世的美，看来简单清晰却又难以捉摸。他对语言单纯形式的追寻，以及对生命原初状态的遐想，为他赢得「童话诗人」的美名[99]。试读另一首名诗〈远和近〉（一九八○）：
　　你
　　一会看我
　　一会看云
　　我觉得
　　你看我时很远
　　你看云时很近[100]
　　以后十年，顾城的诗风又增添了幽灵般的鬼气。一九九二年他推出了一组诗歌，题为〈鬼进城〉，开篇几行如下：
　　○点
　　的鬼
　　走路非常小心
　　他害怕摔跟头
　　变成
　　了人
　　如果说顾工一代的语言流溢着充沛的生命力，顾城则恰恰相反。他向往「零度写作」，力求化减生命的意义与关联性。死亡成为诗人钟爱的主题，因此不足为奇。在〈失误〉（一九九一）中顾城写道：
　　我本不该在世界上生活
　　我第一次打开小方盒
　　鸟就飞了，飞向阴暗的火焰
　　我第一次打开[101]
　　
　　童话中的幽灵
　　不论在创作或生活中，顾城一向耽溺于自杀的念头。悲剧发生前的三个礼拜，诗人接受生前最后一次访问，坦言十七岁时就严肃的「决定自绝」，并曾多次尝试。对诗人而言，「每当我在最绝望时，自杀反而帮助了我。大概这就是置诸死地而后生吧。」[102]
　　使顾城弃死回生的原因之一，应是妻子谢烨。顾谢的情史堪称是八○年代中国文学界最为人所乐道的「童话」之一。据称顾城一九七九年在一班京沪列车上与谢烨邂逅。随后四年二人陷入热恋，历经多次分合，当然也少不了顾城一再的自杀威胁，终于结婚。婚后顾城禁止谢烨工作或深造。他们过着波希米亚式生活，一切以顾城为中心。顾城对谢烨的依赖，与其说是夫妻，不如说更像母子，以致他一度排斥谢烨怀孕生子。他似乎只想成为妻子╱母亲的唯一所爱。与此同时，顾城躁郁的征兆以及暴戾倾向越发明显。
　　尽管有如是种种问题，顾城的声名在八○年代中的中国及海外有增无减。夫妻二人周游列国，顾城的作品，以及他那顶连睡觉也从不摘下的烟囱状布帽，在在象征着新一代中国诗人的奇才与异行。一九八八年，顾城谢烨在纽西兰获得永久居留权。多年以来，顾城一直梦想远离尘世、离群索居；移居奥克兰外海的激流岛似乎让他找到了自己的桃花源。
　　然而田园牧歌般的生活只是表象，诗人另有心事。谢烨意外怀孕生下一子[103]；更麻烦的是移居纽西兰前，顾城已与一个诗迷李英坠入情网。八○年代末期，顾城与李英书信往还，竟因相思成病而歇斯底里。一九九一年，谢烨为使顾城脱离苦海，为李英买下前来纽西兰的机票。以后所发生的，以常情来看就更不可思议。三人同住一个屋檐下，两个女人打工，赡养一个男人。作为妻子，谢烨「贤德」到了离奇的地步，她甚至将儿子托养，好让顾城眼不见为净。一时顾城的生活好不得意，他理想的「女儿国」果然美梦成真。
　　一九九二年秋，当顾城与谢烨赴德国参加一项写作活动时，独自留在纽西兰的李英与年纪比她整整大了一倍的邻居私奔。消息传来，顾城「陷入疯狂」，企图自杀未遂[104]。之后诗人以创作小说《英儿》自求舒解。与此同时，顾城与谢烨的关系也日益恶化；谢烨有了自己的爱慕者。就在两人回到纽西兰准备离婚不久，谋杀事件猝然发生。
　　我之所以详述顾城的故事，因为就像闻捷和施明正的个案一样，顾城的诗歌与他的生命纠缠一处，使我们无法不参照解读。不过，闻捷与施明正都无法与顾城身后的轰动效应相比。这当然可归因于顾城在八○年代的中国和欧洲所享的盛名，以及杀妻再自杀的丑闻。即便如此，我仍认为顾城之死所以如此震撼九○年代初的中国社会，在于它以最令人意外的形式，演绎了当代文学与政治的困境。
　　顾城谢烨出事的消息公开不久，关于此案的传媒狂热便一发不可收拾。争论的焦点是顾城究竟是一个疯了的天才，还是一个冷血的、男性沙文主义怪物。大量的文章、评论、访谈录、小道消息风起云涌。当批评家们忙着诠释顾城（从童年脑部受伤到恋母情结）的精神病史[105]、偏执妄想的临床纪录[106]，以及「病态的自恋主义」时[107]，顾城的父亲和姊姊、谢烨的母亲，甚至李英本人，都出马回忆诗人的过去，或写下他们对谋杀案的看法[108]。顾城作品全集亦经他父母的精心编辑隆重出版[109]。这是一场文化奇观。大陆文坛因天安门事件与市场经济的冲击，冷落久矣，一下子竟因顾城之死，又重新活络起来。
　　奚密曾有专文讨论当代中国「诗歌崇拜」（cult of poetry）的现象。她提醒我们，顾城之死并非孤立的事件，之前至少有两桩个案值得瞩目：一九八九年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以及一九九一年戈麦在北京投水自尽。在一个诗歌日益被社会边缘化的时代，这些诗人仍以宗教般的狂热，坚守自己的志业，当然令人瞩目。但奚密在诗人的忠诚里，看出一种矛盾的倾向，集特立独行的先锋姿态与走火入魔的毛派霸气于一身。奚密问道：「无论怎样风马牛不相及，对诗歌的崇拜，是否与对毛的崇拜，对中国的文学传统的崇拜，以及对广义的共产主义传统的崇拜，有所关联？如果的确有所关联，则先锋诗人是否在批判毛的传统同时，又暗暗助长了毛的传统？」[110]批评家张颐武则从另一视角，视顾城之死为「一个时代的终结」，即，在毛主义的残骸与碎片中寻找新乌托邦的时代的终结。张颐武以为八○年代中国大陆的「文化热」，至此烟消云散，而顾城之死，甚至标志着最后一个「国族寓言」的死亡[111]。
　　话说回来，顾城其人其文所给我们的印象，其实更趋近传统浪漫文学中受宠而又自恋的忧郁诗人形象。但诗人之死所引起的奇观式反应，却意外引导我们一睹中国的（后）现代状况。正如上文所言，顾城谢烨之死所招致的，不仅仅是震惊与悲悼，还有一种默而不宣的嘉年华气氛。当诗人的生活故事迅速流传，广为社会各阶层消费的时候，当学院批评家与八卦传播者声气相通，大言夸夸的时候，一种新的文学话语应运而生。更为怪异的是，对身后引发的狂热，顾城并非没有先见之明。诗人虽然不在，他的幽灵仍旧徘徊不去。在我看来，这一幽灵以小说显现，是为《英儿》。
　　《英儿》是顾城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它是忏情录，也是自我疗伤之作；其副标题为「一部刺入生命灵髓的情爱忏悔录」[112]。谢烨也以笔名雷米参与部分创作。小说以告白一切的姿态，详述顾城与情人（化名英儿）和妻子（化名雷）的情缘。小说以英儿一九九○年到达激流岛开始，以英儿一九九二年销声匿迹，顾城决定自杀告终。值得指出的是，这部小说并非是顾城死后的遗稿，那是罗曼史的老套，而是顾城生前交付深圳首创的「手稿拍卖」会的竞标对象[113]。由于小说号称全盘托出诗人的情史，而且预告他即将来临的死亡，一时成为焦点，而且果然以高价售出。因此，当顾城真的现身说法、自杀身亡时，他的死无非只确认了小说理想读者的「先见之明」。
　　我们可以说顾城对自己的罗曼史心灰意冷，所以干脆借机炒作他的「预知死亡纪事」。我们也可说，顾城在自杀前先藉小说预演自我了断的过程，再次印证了「人生模仿艺术」的老话。当然，顾城的精神病史也应考虑在内。除开这些不提，我认为《英儿》还可视为一部死亡之书，作者与其说是那个行将自了的诗人，不如说是那个认为自己早已死过的诗人。顾城从来不避讳将自己比作是鬼，而鬼既已死过，就不会再死一次。就此而言，《英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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