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种纠合之中，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reflectionism）开始发挥强大的影响力，它主张文学必须反映社会生活的现实。左派的理论家如周扬等人将此理论引入中国，在其中国式的表述中，反映论扮演着被动与主动的两种角色：虚构性文本既被视为反映现实的一面镜子，同时写作行为又被赋予积极批判社会罪恶的功能。换句话说，现实主义的问题具有一种思想的维度，小说的形式——尤其是长篇小说——不仅用于再现广阔的五光十色的社会生活，而且用于深刻表达广泛的社会不满。正如瞿秋白和一帮左翼人士的论争文章中所说得那样，语言的通俗性变得越来越成为大众性的话题，广大读者的问题比作者的创作意图更为重要。

    这个更具意识形态性的现实主义模式必然要求一种较之安敏成对现实主义相当形式化和否定性的评价更具“介入性”的解读策略。如果我们站在倾向于作家的立场，可以发现他们都渴望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纳入自己的小说世界，这些一九三○年代服从于社会现实的作家身陷于现实本身的混乱与无序——在这个意义上，现实生活本身不断地展现于作者面前，同时又影响了作者的创作，对现实生活虚构性的呈现也表现出不一样的形态。一些写于三四十年代的长篇小说叙事枝蔓，形式上（有时候不完全是）是三部曲或四部曲，如巴金的《激流三部曲》或老舍的《四世同堂》。这些作品都以一个村庄或一个家族为其空间框架，通过强调某些重要时刻，似乎努力地接近现代中国历史的进程。事实上，这种对历史的叙事性“摹仿”成为一种重要的创作风气。甚至像林语堂这样不关心政治的作家，他写的唯一的一部长篇《京华烟云》讲述的也是一个家族史的故事。

    因此，一九三○年代的中国文学实践往往对作者和文本提出了双重的要求，即不仅要真诚而且要真实，以便体会到作者与读者之间一种想象性的分享经验的净化作用。在这种分享的语境中，文学文本变得难以界定：它的语言所指涉的文本之外的世界——即真实的外部世界，往往与文本内在的文学因素相差无几。概括地说，文学的或形式主义的意识，被实实在在的现实和情感所贯穿。正是这种“杂糅的”（hybrid）特质成为中国读者与评论家们评判中国现代小说艺术水准的普遍标准。我们也许可以将这种立场称为“有良知的现实主义”（realism of conscience）：它“承认它对真实世界——一个无疑受制于它自身的真实世界，怀有一种责任和某种补偿的使命。”（17）它迫使读者沉浸于虚构的世界，以致完全与真实的现实融为一体，因为它本身就源于“真实的现实”。因此，长篇小说的篇幅因其有助于不断构建冲突而成为其优势，它错综复杂的“结构”比其他形式更有助于整合一些片断。老舍幽默地称之为“偷手”，它使得长篇小说更具可变性与自由度，这在短篇小说中是很难实现的（18）。在此意义上，我们将老舍的论点更推进一步，可以说中国现代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并没有完成一位西方学者所说的“一致性的现实主义理论”，它所达到的现实主义的效果“不是通过摹仿，而是通过创造，这种创造是对生活材料的加工，它调和了来自纯粹实在性的想象，将其转换成一种更高的秩序”（19）。

    我们当然没有必要将这两种表面的立场——有良知的现实主义和一致性的现实主义判然划分，从而将中国现代小说归类为前者。显而易见的意图与实现意图的问题，使事情变得更为复杂。虽然意图的真诚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一个有着社会良知的文学文本仍然依赖于它的形式特征，以便实现它的教育意图或它的外在“野心”。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安敏成所说的“群众的爆发”代表了文本中声音的重新配置（那至今仍保持沉默的群体占据了主导地位），也代表了作者有意识的对小说社会目的的重新定位。如果这种从自身到社会的重新定位不再受五四小说现实主义形式的制约（如安敏成认为得那样），那么也就不会不可避免地导致现实主义形式本身的消亡。换句话说，当阅读一九三○年代的长篇小说时，我们经常能够发现，即使受到相似的社会推动力的鼓舞，不同的现实主义文本也会因为语言的运用而以不同的方式得以丰富和充实。这里我们不单单讨论的是地方方言或左翼评论家提出的其他民粹性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必须关心叙事语言的文学用法（比如情节、人物、语气、声音等问题）。以萧红“短小”的长篇《生死场》为例，从中可以看到社会良知的真诚的冲动转化成为真正的艺术调动，她所熟悉的生活场景通过作者独特的想象和语言的调和融化于作品之中。她的另一部小说《呼兰河传》，读起来甚至不像一部通常的长篇小说，用茅盾的话说，是“叙事诗，是多彩的风俗画，一串凄凉的歌谣”（20）。人们还可以注意到，这部由“不相连贯的片断”组成的作品中，最具良知的时刻——童养媳的情节——无论从结构上还是象征上来说，都是最有意义的，因为它有意识地引入了女性主义视角来叙述对她的“乡土”的记忆。

    事实上，这些魅力持久的现实主义小说正是那些融合了良知与想象、社会内容和形式意识的作品。近来大陆学者开始区分一九三○年代地域小说中多样的现实主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发掘了更具“文化意味的”小说种类，这就是有名的“京派”小说，包括废名、沈从文、凌叔华、萧乾和汪曾祺这些作家。其中，沈从文享有很高的威望，他对乡村现实的想象没有流于一般的革命模式。有趣的是，沈从文更具抒情性的地域小说比起吴祖缃、张天翼、沙汀和艾芜等人更具政治教化意义的现实主义作品，给一九八○年代“寻根运动”中的年轻一代作家带来了特别大的鼓舞。

    沈从文的“故乡”小说与一般批判现实主义模式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并不仅仅是把本土乡村作为戏剧性地表现社会的手段。王德威分析，沈从文的家乡湘西既是蛮荒的乡村，又是风景如画充满文学气质的地方，尤其是还诞生了两部伟大的古典文学经典：屈原的《楚辞》和陶潜的《桃花源记》。沈从文充分意识到，他正是在这种杰出的文学传统中写作。因而，他的乡土小说既带有自传性色彩，又有与文学之地的想象性纽带。但是，沈从文也很清楚，如今现实中的家乡再没有了田园牧歌。过去和现在的“对话”带来了不可避免的紧张关系，从而形成了沈从文独特的现实视象。与其他作家仅仅关注当代社会的不公与苦难不同，沈从文以王德威所谓的“想象的乡愁的诗学”（poetics of imaginary nostalgia）构建了他的田园世界，真实的失去与想象的重建之间的悖论，正揭示出沈从文源自于故乡或乡土良知的特殊的“悲剧-反讽”模式。

    乡土文学在文字和修辞上是一种“无根”的文学，这种文学的意义围绕着同时进行的对家园珍贵印象的（再）发现和抹杀而变化。乡土作家的涌现是为了写出他们现实中无法经历的一切。他们的想象与他们鲜活的经验起着同等重要的作用，而他们回忆的“姿态”与回忆的内容也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失去的年华只能从写作行为中重新获得，回忆的“形式”也许将成为回忆的内容本身……“真实的”乡土和家园只能以不断地追溯的形式而得以再现，所以乡土文学常表现为“迟来的”写作形式，讽刺地依赖于自称为乡愁的对失去的“想象”。（21）

    这种“乡愁”的范式不仅为沈从文和萧红的作品提供了合适的描写方式，而且还无意中影响到了一九八○年代的寻根小说。不同于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强调文本所描述的现实和文本之外的现实之间的紧密联系，沈从文小说的召唤力量超越了狭隘反映论的要求，以至于他的家乡具有了现实的和隐喻的双重意义：既是他真实的出生地，又是“他‘关于’故乡的话语得以产生的文本地点，并以此传达了自己的社会/政治理想。在这种文本描述中，湘西既是沈从文的‘家乡’，也是读者的‘家乡’，无论他们真正的家乡在哪里”（22）。就此而言，我们可以将沈从文想象的乡愁重新定义为一种现代性悖论的话语，正如他本人在《湘行散记》中明晰表述得那样，或者进而从精神分析的视角看到国族寓言之类的含义。这样说来，沈从文的“家乡”代表了一个疏离的、被连根拔起的“大同”世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那些漂泊的乡土作家建构统一的乡土叙事的冲动——一种产生于作为现代性后果的新的国族信仰的“外在的”冲动——造成了“大同”世界的疏离与无根。无论我们是否把他“想象的”边界勾画得太过遥远，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沈从文的小说丰富了艺术资源，拓展了现代中国现实主义的文化视野。

    当我们讨论一九八○年代的文学时，一个直接的背景是，我们必须考量产生于“文革”时期的文学所取得的成就——不是沈从文，而是浩然以及革命浪漫主义的“大众风格”——白之称之为英雄传奇模式中对“公社性”的大回归。在这方面，白之的许多精辟论述仍然有效：对社会秩序的全新感受，道德说教的回归，公式化写作，大众的娱乐趣味，以及农民或干部作为正面主人公的出现。总之，白之认为，随着这种向滑稽—讽刺模式的大回归，五四文学的现实主义变体不复存在：

    只有当我们相信黄金盛世（the millennium）已经来到中国大陆，我们才能把一九四二年以后的小说称作为现实主义模式……我们还得相信人性本身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才能肯定这样的小说是现实主义的：即人的一切行为模式都由阶级出身决定，正面典型人物的动机只有其他文学中的史诗英雄或圣人才能相比，而光明结尾是强制性的，是形式本身的要求。因此，浩然写的只是一种寓言。（23）

    白之具有反讽意味的怀疑恰恰是因为，随着对人性定义的变化，小说（虚构）文本中已经没有了“作为采取独立立场个体的隐含作者”的空间了。然而，“采取个体立场”的做法并没有完全消亡：从一九四○年代的丁玲、王实味和萧军到一九五○年代、一九六○年代早期的胡风、钱谷融、冯雪峰、秦兆阳、王蒙和刘宾雁，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被这些“被打倒的”人物“搅乱”了，他们不断地以不同的方式呼吁个体的声音，却没有彻底挑战共产党的根本目标。因此，一九七六年之后，我们在那些献身于党或被称为“右派”的非党派“独立人士”身上看到的“另一种回归”，就一点也不惊讶了。他们的精神历程在王蒙的《布礼》中得到生动的刻画。正如小说标题所揭示得那样，生于五四之后的几代人的思想观，已经完全被苏联革命文学和思想做了最意味深长的形塑。

    这里并不想进一步讨论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传统，只想说一点，就是它绝不能简化为关于斯达汉诺夫式（24）主人公的传奇故事的小说模式。不可否认，像艾芜和萧军这样的中国作家都有意识地模仿苏联模式，且带来了可悲的政治后果，尤其是萧军的小说《五月的矿山》由于对主人公“非现实主义的”刻画而受到严厉的批评。但是，影响了中国整整一代党员知识分子和作家——特别是从五十年代早期到六十年代早期——的苏联文学遗产，主要是一大批翻译成中文、最初发表于《译文》的苏联文学作品。《译文》这份翻译刊物成为一个中介，不仅介绍了斯大林去世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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