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有意思的是，一九七六年

之后发表的最早一批作品被称为“伤痕文学”，它们有一个鲜明的特征，都刻画一个忠诚于党的干部受到四人帮的迫害，遭到不公正的待遇。尽管这些作品思想的光泽都显然来自于党的新政策，但是作品人物的刻画和“感伤的情绪”方面都让我们想到了苏联模式的影响。比如在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中，对俄苏文学明显的互文性指涉，成为理解女主人公母亲过去生活的中心线索，她与一个干部的浪漫故事是小说情节的焦点所在。这篇小说真正的“说教”使命是恢复“布尔什维克”革命情感的神圣性。至于那些恢复了名誉的五十年代作家——刘宾雁、王蒙、秦兆阳、刘绍棠，有的人还重新获得显赫的地位，我们可以划分出不同的回归的路线，有的回归苏联式的革命浪漫主义，原谅了犯了错的党员干部，有的回归批判现实主义模式，再度关注社会主义社会的弊端。

    沿着这种趋势，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它与一九三○年代批判现实主义的鲜明的联系——进一步的“回归”为白之的论题提供了另一种“继承与变革”之路。随着浩然式集体乌托邦的消亡，文革之后的文学似乎把我们直接带回了五四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而不是“更加中国化”，更加大众化的训诫说教的路线（如白之所预言得那样）。在某种程度上，这正是许多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的论点，尤其是重新强调个人主义，强调文学作为对社会进行主观批评的形式只是它的从属性立场。但是，我与这种判断不尽一致，我更认同白之和安敏成的立场（虽然出于不同原因）：对于所有往昔的文学荣耀而言，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写作模式和五四文学传统的确是有所不足的——然而这次发现其不足的，不是白之和安敏成，而是更加年轻的“文革”后出现的新一代作家。

一九八○年代中期，两种颇具创造性和争议性的文学潮流引起了相当的关注：“寻根”文学运动以及与“现代派”（modernistic）实验相关的文学现象。这里我仅提出几点，以便重新思考白之所提出的论题。

    现代主义书写模式的激发力当然来自于自我面对外在世界时那种深刻的挫折感，这个世界被不断变化的意识形态政策封闭得密不透风，以至于党所阐述的社会主义现实不再唤起任何的信仰。因此，年轻一代对它的反应，不仅是在写作中召回自我意识，而且还通过割裂与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master-narrative）——现实就是由此构建的——的联系来“解构”意识形态的观念。因而，对新的小说语言和观念进行实验的需求就成为新的“革命的”信条。评论家李陀认为，这种革命性的实验最早出现于七十年代晚期，是由一批围绕着民间文学杂志《今天》的青年诗人发起的，紧随“朦胧诗”的榜样之后，是一种与后毛时代的现实主义文学“主流”—— 包括了“伤痕文学”和“改革文学”（如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和柯云路的《新星》）以及批判性报告文学——背道而驰的写作模式（25）。有意思的是，李陀将寻根文学和实验小说都归入反现实主义潮流，把源头追溯到《今天》杂志的最初立场——把文学理解为努力将其与政治分离的纯粹的美学行为。既然社会主义模式中的现实主义被严重地政治化，那么这些反向运动的作家们也开始着手另一项使命：通过剥离现实主义最神圣的信条——它的反映论，它的线性叙述和“现在的”时间框架，它的栩栩如生的或正面的人物，最重要的是它与外部社会现实紧密而批判性的联系——来对中国的现实主义范式进行有意识的解构。他们最主要的“工具”是一种创造出来的“诗化的”语言，它得益于各各不同的大师，比如波德莱尔、卡夫卡、加西亚?马尔克斯以及沈从文等人。

    因此，沈从文的小说为什么在他们心目中拥有如此崇高的地位也就不难理解了。那些抱着实用目的而发现他的湖南作家——古华、何立伟、韩少功，或者有意模仿他的抒情风格（何立伟），或者将其想象的景观转嫁到政治动荡的背景（古华的《芙蓉镇》）或转向神话（韩少功的《爸爸爸》）。但更加重要的，沈从文的小说打开了再造现实的新的可能性。如果说沈从文（如王德威所评论得那样）创作“乡土”小说，是一种怀旧式的挽救和艺术性的再现的行为，那么一九八○年代的年轻作家已经用文化再造的诗学置换了沈从文“想象的乡愁的诗学”。比如韩少功小说《归去来》的情节可以清楚地看到嵌入了“桃花源”的故事，重返地域文学的遗产，但它的时间框架却是“文革”的“现在”。过去与现在的并置创造了一种不同于沈从文小说的张力：不是凭借对记忆的想象性重建去克服时间的力量，而是由称为信仰的神秘过去的显著“在场”，来割裂“文革”的“现在的”现实。这种再造自文化记忆的另一种现实的神秘声音，在韩少功其他虚构故事中变得更为重要。因为，也许韩少功和其他寻根作家会反驳，由党文化所阐述的现在的现实只是一个没有生命的“地壳”而已，它覆盖于由各种古代和异端文化不断混合而成的温床之上。

    而这也正是寻根作家论点的要旨所在：他们已经与中国文化更深的层次，那静止的“熔岩”，断绝了联系。他们的寻“根”不可能是一种怀旧的行为，而是一种想象性再造的积极的努力，以便重新赋予这些长期缺席的文化资源以生命力，作为重建一个更有意义的现实（在艺术层面上）的途径，作为消解有关革命史宏大寓言的神秘性的方式。我还看到他们的工程——仍在进行之中——具有双重性，既关乎他们自己语言的创作资源，也关乎他们对现实和历史的神话运用。

    当我们从地理概念上审视寻根文学作品，可以发现他们不但背离了地域的联系，也背离了“边缘”的位置。像沈从文一样，许多作家都有意将小说背景放在一个边缘的地方，以此营造一个“边城”景象，比如黑龙江的大兴安岭（郑万隆），西南地区的云南（阿城），陕西和山西（史铁生）以及西藏（扎西达娃）。这些遥远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显然有着迥异于大汉文化的吸引力。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到大多数寻根作家都居住在都市中心这样一个带些反讽的事实，就不会惊讶对于他们所希望揭示的作为中华文明真正“中心”的边远乡村，他们也是陌生人。他们的尴尬（与沈从文的怀旧有些相似）在于：像漂泊者很久之后重返家园，发现他们自己的文化“故乡”已经陌生，寻“根”之旅则成为一个不断增长的“疏离”（defamiliarization）的过程。然而，真正重要的是，他们运用各种叙事手段，试图在熟悉的真实世界和不熟悉的“另一个”世界之间，建立一个想象的边界。从这一意义来说，他们所想象的“根”，显示了从真实或想象的边缘向政治中心进行直接的文化挑战的姿态。

    与此同时，在将“边缘的”世界与中心地区分开之后，一些作家变得更加“本土化”，他们通过小说来建构属于自己的地域谱系，这是更加真实的历史形式，并企图以此取代正统的但却错误的历史。陕西作家贾平凹以一种改造过的传统笔记体形式，写了一系列反映家乡商州的小说。来自山东的莫言以家族史的形式创作了广受赞誉的长篇小说《红高粱》，小说的隐含作者在“重构”抗战时期祖父一代的英雄事迹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小说对历史貌似精细的研究形成了小说的双重叙事框架：隐含作者从地方报纸和其他历史资料发掘的文献碎片（一种巧妙的元小说技巧）越多，故事的真实性和合理性就越高，读者也就越能意识到过去历史和当下现实之间的距离。当然，对莫言而言，家族和地方的历史才是唯一有价值的历史。

    （重新）建构家族或地方历史的渴望，本身就是历史迷恋的结果，历史迷恋当然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性。中国现代文学中，这种迷恋通过小说叙事得以表达，历史不仅作为现实的背景，而且作为指导性的结构原则来呈现自身。于是，很常见的就是以三部曲或四部曲的形式表现一个大家庭几代人的生活，以此作为历史进程的某些缩影。前面提到的巴金、老舍的作品是典型的例子。只有当中国现代史被当局所利用，转化为革命的准则，神化为唯一的历史，最近的小说才会脱离意识形态的控制并寻求本原的“历史”。人们从莫言小说中发现一种新的历史动向——一个家族的编年史反讽式地摹写了党史中记载的同样的历史时刻。抗日战争期间党的游击战的光辉历史，成为“文革”期间及之前大量革命小说和戏剧不断表现的主题。而莫言的《红高粱》中，战争却成了一个家族传奇，“真正的”男女主人公都是家族的祖先以及他们的江湖朋友，党的领导作用不见了踪影。同时，小说并不仅仅提供新的历史叙述，更有意味的是赤裸裸地展示了党的正统文学中从未有过的欲望与暴力——就像某些长期受到压抑的原始力必多的释放一样，这些领域也期待着小说叙述的认同。隐藏于家族传奇故事中的是中国人生活中潜在的“集体无意识”（collective unconscious），是一种图腾和禁忌的记录。这越来越成为不少作家乐于表现的新内容：刘恒的《伏羲伏羲》写的是婶子和侄子的情欲故事，小说最后夸张地以展示死去的侄子的性器官而结束。男性的性力量因此成为掌控农民生活世界的新的“图腾”力量——这与浩然《金光大道》的世界大相径庭，高大全的体格的力量根本没有性力量的痕迹，充斥其中的只有意识形态的热情。

    在寻找中国文化之“根”的过程中，寻根小说似乎揭开了好几种“现实”的面纱——神话的现实、历史的现实、性的现实——它们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新的“地域”世界，包裹于一个迥然不同的叙述结构之中，旧有的革命的叙述程式在其中已不复存在。读着韩少功的《爸爸爸》、莫言的《红高粱》、刘恒的《伏羲伏羲》、格非的《大年》这些文本，更不用说残雪和余华的作品，颇为反讽的是，我想起了白之所说的五四小说的悲剧—反讽模式：“传统小说的秩序破坏或秩序恢复主题已经消失，因为秩序本身已经消失，世界一片混乱，大团圆已无法想象。”（26）以往小说公式化的结尾都是指向通向共产主义“康庄大道”的光明前景，与此不同，寻根小说的情节似乎只会导向某些原始的、非理性力量的冲突，这些力量是人类无法控制的，也是超越于任何光明现实的领域的。悲剧和“超自然的”力量蓄势待发，期待通过小说得以自由释放。平心而论，无论“寻根”小说的意图是什么，它们不仅将陈旧的现实主义大大推进，而且它也超越了现实主义。

    这种现实主义转型的关键点是语言，以及对小说语言功能的新的理解。就像李陀所说，现实主义理论能在中国广为流行，就是因为它“认识到了语言的透明度，认识到语言的确能够影响它所能描述的现实。”但是“朦胧诗”的作者开始强调它的对立面——“诗的主观性”（the subjectivity of po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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