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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现代小说的继承与变革

时间:2009-8-8 16:45:47  来源:不详
他们关注语言本身的自足性,和处理作为符号体系的文学文本的可能性。它不再需要与真实世界有任何联系。”(27)这种新的文学语言观成为实验小说的出发点。按照李陀的观点,这种实验性潮流发端于马原和残雪,前者不断地寻求对叙事进程本事进行颠覆与解构,由此产生了他的“元小说”,后者拓展了中国语言视觉性和意象性特点,致使叙述成为“一个无限增值的过程”——通过层层堆砌扭曲的意象来创造一个关于腐烂与死亡的梦魇般的景象。余华近期的实验作品达到了相当的高度,热衷于描写让人毛骨悚然的场景,颠覆了中国读者传统的阅读习惯。除了这个三人之外,还有一大批涌现于一九八七年到一九八八年的年轻的实验小说作者——叶兆言、格非、苏童、孙甘露等等,人数之多,以致李陀在余华短篇小说选的序言中郑重地宣称,党的“工农兵”文学就此终结(28)。

    对这种文学创作的新的“语言学转向”的意义做出评价也许为时尚早。如果我们将其与寻根文学并列来看,将其作为同一现象的两个互为补充的方面(以另一种更为线性的划分,寻根文学被认为在一九八七年左右已经结束,“紧随其后”的就是实验小说),就会看到作家们推动这些文学思潮实在是极有野心的:他们希望回到白话语言自身的“根”上去,再加上丰富的方言宝库,从而恢复语言的潜在“魅力”,并由此形塑一种不受“毛文体”的意识形态语言浸染的作品。只有很少的先行者或许回到了明代小品散文传统的“纯粹”(汪曾祺),或者缩减现代散文词汇,只保留最基本的词汇,以便突出语言的口语性质(例如阿城最新的“笔记小说”,这种小说的阅读过程应该是智性与语汇兼顾,就好像在心里大声朗读)。然而更多的作家依然处于重新创造自己语言风格和小说形式的实验之中。


 有意思的是,通常最为有用的形式并不是短篇小说或长篇小说,而是“中篇小说”。似乎没有批评家对这种形式的起源和发展做过研究,或是对它在寻根文学和实验小说创作中的特殊地位做出评述。这让人想起前面引用的关于西方现实主义文类的一句话:“传统的十九世纪长篇小说通常顺应了一个丰富而有序社会的发展进程,而短篇小说却因其自身的天性——浪漫主义、个人主义、不妥协性——而疏离了社会。”如果这一观点仍然成立,那么在某一层面上,这些新兴作家仍然在小说叙事的形式束缚中艰苦地折衷协调——似乎仍悬而未决,处于服从与不妥协之间。另一方面,短篇小说这种简单的形式显然不能与建构另一种历史或神话的过程相适应。于是中篇小说就成为了一种适当的形式,为文学探索提供了足够的自由空间,也不需要强加什么总体结构或“秩序”。因此,小说技巧的问题与其说是小说的形式能否架构社会现实整体的问题,不如说是它能否让那些充满想象的散乱的材料最终成型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就像韩少功的中篇《爸爸爸》所显示得那样,其主题材料太过丰富而无法纳入一个短篇之中,然而同时,小说的观念结构又有成为长篇小说的要求,因为韩少功的叙述语言并不能完全支撑小说本身。换句话说,这里存在着一条鸿沟——它并非必然地存在于语言和现实之间,但它却确确实实地存在于意图与实现之间。在某些情况下,想象的视野被语言的有限性切断了;在另一些情况下,语言的创造性的喷发又几乎充斥了文本并淹没了想象。

    余华的小说再次提供了发人深省的例子。他正进行着几种不同的语言实验——要么是模仿古典白话写成的对明代“三言”故事的暴力戏仿(《古典爱情》);要么是写同胞相残的故事(《现实一种》),以一种华美而“过激的”自然主义的语言描写每一个折磨与杀戮的细节,好像是要测试读者对于残酷的忍受程度;要么是一种“符号式”小说(《世事如烟》),人物在其中成了无名的数字,片断式的情节没有什么内在联系或时间上的连续性。正如李陀所说,中国读者想得到娱乐或教益,而余华的语言的确不断颠覆这种阅读期待(29)。相反,余华的叙述冷静而残酷,凭借语言的可视性呈现出暴力与死亡最为骇人听闻的景观。这样的叙述迫使读者要么读得半途而废,要么改变原来的阅读习惯来迎合文本。尽管小说有着华美的外表,可初读之下总能感受到震惊与不安,当这种挑战的效果逐渐消褪,读者会发现小说文本就像一个棋盘,眼花缭乱的语言变化在其中赢得了一场语言游戏的胜利。(人们从中发现罗伯-格里耶的痕迹也并不奇怪)。在此意义上,余华的实验小说是一项大胆的操练,但还不是我认为的成熟的艺术作品。

    这些语言历险的先锋派作家并非必然地会迈向高度现代主义(High Modernism)之路。人们可以从乔伊斯《尤利西斯》或《芬尼根的守灵》这类高度现代主义的作品中找到实验性的东西,这些作品的小说语言成为产生于个体人物的高度主观性的“焦点意识”(focal consciousness)敞开的迷宫。(在这方面,台湾现代派作家王文兴比任何大陆作家都更接近乔伊斯)。与此相反,白之所说的那种“公社式的”冲动,从共产主义小说中明显表露出来的对共同规则和公社式仪式更为传统的态度,到一九三○年代试图代表整个乡村或城镇世界的乡土小说模式,都是这种冲动的体现,它在当代中国大陆的文学作品中并没有完全消亡。甚至在余华的语言世界中,我们仍可以察觉到一个被所有“人物”共享的的模糊的“公社式的”空间。人们很想知道,中国人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推崇,也许跟马尔克斯对一个神话的/历史的村庄,代表他故乡的村庄马贡多“魔幻式的”想象有关,甚至跟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有关。或许在中国当代小说中始终存在着,在先锋派的语言实验和现实扭曲的背后始终隐藏着一种对中国根本性的“想象的乡愁”。

 


注释

(1)此文英文名为,“Reflctions on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Modern Chinese Fiction”,译自From May Fourth to June Fourth: Fiction and Film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Ellen Widmer(维德马)、David Der-Wei Wang(王德威)编,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译者注。
(2)白之:《中国小说的变革与继承》(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Chinese Fiction),见梅谷(Merle Goldman)编:《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May Fourth Er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第404页。译者按:此处用的是微周的译文,有改动,见《白之比较文学论文集》,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第149—172页。下同。
(3)周策纵:《五四运动》(The May Fourth Movement,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第276页。
(4)安敏成(Marston Anderson):《现实主义的限制》(The Limits of Realism:Chinese Fiction in the Revolutionary Period,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特别是第1、2章。译者按:译文参考了姜涛译文,见《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姜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下同。
(5)(6)(7)(8)安敏成:《现实主义的限制》,第200-202页。
(9)安敏成:《现实主义的限制》,第40—41页。参见叶绍钧:《文艺谈》,收入《叶圣陶论创作》(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第23页。
(10)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诚与真》(Sincerity and Authenticit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2),第24页。译者按:可参见中译本《诚与真》,刘佳林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11)周蕾(Rey Chow):《妇女与中国现代性》(Woman and Chinese Modernity:The Politics of Reading between West and East,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1),第92—95页。也可参见普实克:《抒情与史诗》(The Lyrical and the Epic: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0),李欧梵编。
(12)(13)(14)周蕾书,第93-95页。译者按:相关引文参见中译本《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东西方之间阅读记》,第182—186页,台北,麦田出版社,1995。
(15)伊安?里德(Ian Reid):《短篇小说》(The Short Story,London:Methuen,1977),第27—28页。
(16)雷蒙?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乡村与城市》(The Country and the Cit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第14章。
(17)(19)达米安?格兰特(Damian Grant),《现实主义》(Realism,London:Methuen,1970),第14、15页。
(18)老舍:《我怎样写短篇小说》,《老牛破车》(香港,1961),第53页。
(20)茅盾:《〈呼兰河传〉序》,《呼兰河传》,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
(21)(22)王德威:《茅盾,老舍,沈从文:20世纪中国的现实主义小说》(Mao Dun,Lao She,Shen Congwen:Chinese Fic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2),第7章,第8、13、11页。
(23)白之:《中国小说的变革与继承》,第403—404页。中译文参见中文本,第171页。
(24)译者注:斯达汉诺夫(Stakhanovite),前苏联的一个矿工,由于在增产运动中出众的勤劳而受到表彰和奖赏。
(25)李陀:《在海外中国作家讨论会上的发言》,《今天》1990年第2期,第94页。
(26)白之:《中国小说的变革与继承》,第391页。
(27)李陀:《在海外中国作家讨论会上的发言》,第97页。
(28)我很感谢李陀向我介绍这些新作家的作品,并让我分享他的高见。
(29)李陀:《在海外中国作家讨论会上的发言》,第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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