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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苏诗研究述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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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6:1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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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与影响等与宋诗研究密切关联的课题上有了不小的进展。关于苏诗的艺术特色，论者多从前人有关苏诗、宋诗的评论出发加以引申。赵仁ｇｕī＠②《苏诗的议论》、《苏诗的才气》等文（后收入其专著《宋诗纵横》，中华书局，1994年）就是从“以议论为诗”、“以才气为诗”等方面加以探讨。胡念贻《略论宋诗的发展》（《齐鲁学刊》1982年第2期）指出，苏诗在以上两个方面，“如果不是超出欧阳修等人，至少不相上下”。这些论述并不依“是否遵循形象思维的艺术规律”这一理论而贬低苏诗的艺术成就，而是对苏诗“以议论为诗”、“以文为诗”诸风开辟宋诗新风的贡献给予肯定。正如刘乃昌《谈苏诗的艺术个性》所指出的那样：苏诗“建立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从而展示了宋诗的新貌”，这是对苏诗、宋诗艺术创新的共同肯定。莫砺锋《论苏轼在北宋诗坛上的代表性》则将苏轼与梅尧臣、欧阳修、苏舜钦、王安石、黄庭坚、陈师道等北宋主要诗人一一加以比较，指出苏诗实现了历时性与共时性两种超越，堪称宋诗代表。莫氏后来又撰文论述苏诗的艺术个性在于“以奇趣为宗”，仍是肯定苏诗的创新之功（莫文均收入其专著《唐宋诗论稿》，辽海出版社，2001年10月）。苏诗无论是以才学为诗还是以议论为诗，都是为了加强作家的主体精神。马德富《苏诗以意胜》（《文学评论》1989年第2期）对此作了较为深入的阐发。作者认为苏诗的特点是“知性元的强化，意的强化，由此而突破唐诗的结构模式，导致情景交融的和谐的消减和情理互渗平衡的倾斜。苏诗的艺术成就与艺术特征根源在于此，而失误也由于此。”以唐诗为参照研究苏诗艺术特色，指出其变化唐人之处及其成败得失，这种分析途径也是宋诗研究中经常采用的。虽然这种研究仍多从前人有关论述引申而来，但较前人的认识更辨证、更科学。它将作家研究与文学史研究结合起来，既突破了以往孤立的作家研究方式，也超越了此前有关文学史论述，显示出学术观念经过合理调整后学术发展的新景象。这在苏诗特色研究的其他论文中也能看出。善用比喻是苏诗语言的一大特色，钱钟书《宋诗选注》对此曾有精彩分析。80年代，张三夕撰文《论苏轼诗中的空间感》（《文学遗产》1982年第2期）继续就此加以探讨。文章认为，“苏诗在比喻上取得成功的内在因素之一就在于他独特的空间感。”文章还总结出：“大凡写出气象阔大、雄奇豪放的风貌的诗人，都要在不同程度上从不同的角度去缩小空间距离、打破空间界限”。这种由小见大的论述不仅是对苏诗艺术的重要发现，也是对宋诗价值一种新的肯定。90年代，陶文鹏有文《论苏轼诗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文学遗产》1994年第1期）专门探讨苏诗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的艺术成就，实际上是探讨苏诗的叙事性特征，这更是对苏诗艺术研究的开拓。传统诗论认为诗“言志”、“缘情”，很少有人论及叙事（这与中国古代少叙事诗的创作传统有关），论及宋诗多半是论其喜欢议论说理的特点，更难得及叙事。陶文以苏诗为例，探讨其叙事性特征及其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的成就，并未沿袭前人有关议论说理及今人有关形象化的争论，而是独辟新的视野，使苏诗艺术特征进一步得到认识。关于苏诗的艺术渊源，在解放前和解放后均有人论及。80年代，谢桃坊有专文论此，认为苏轼“受到了北宋诗歌革新运动浪潮影响，而走着欧阳修学李诗和韩诗的道路”，并指出苏轼能够转益多师，从自己的意识气质和审美趣味出发，于传统的基础上突破和创新，形成个性鲜明的“东坡体”（《苏轼诗歌的艺术渊源》，《西南师大学报》1987年第1期）。探讨苏诗的艺术渊源直接关系到苏诗与唐诗的关系（宋诗研究中也十分重视宋诗与唐诗的关系）。莫砺锋文《论苏黄对唐诗的态度》（《文学评论》1994年第2期）对此作了专题研究。文章认为苏黄均重视唐诗，认为“在如何与唐诗争胜这一点上，两人间存在着深刻的分歧”，“苏轼怀着与唐人争胜的心态审视诗歌史时，他的目光就自然而然地越过李杜这座唐诗巅峰而追溯至先唐时代，最终停留在陶渊明身上”，苏黄“对唐诗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的正确态度，是他们最终建成宋诗独特风貌的重要原因”。此外，还有不少人专文探讨苏轼与刘禹锡、李白、杜甫、白居易、陶渊明之间的诗歌联系。与苏诗渊源相对应的是苏诗的影响。这方面的论述也一直不断，谢桃坊在其专著《苏轼诗研究》中更有专章论，有关文学史也都提到。不过，这些论述大多还是泛泛而论。90年代发表的胡传志文《“苏学盛于北”的历史考察》（《文学遗产》1998年第5期）堪称这方面研究的优秀之作。当然，“苏学盛于北”这一命题早在清代就被人提起，该文亦非专门谈苏诗对金源文学的影响，但作者对这一传统命题作了细致的考察，苏诗的影响研究是其中重要的内容。考察苏诗的渊源与影响，有利于探讨其艺术特色，确立苏诗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同样有助于认识宋诗的历史价值。在有关论述中，苏诗研究与宋诗研究互相印证，共同向前发展。
与关于苏诗艺术特色、渊源与影响的研究在平稳中推进不同，关于苏诗的创作分期与主导风格的研究一度引起学界的争论，这种争论实际上是对苏诗艺术特征的进一步探讨，在争论中，有关宋诗学术特色的认识也得以加强。关于苏诗的分期研究，学界长期以来流行以“乌台诗案”为界的两分法或分早、中、晚三期，均不免笼统。王水照在《论苏轼创作的阶段》（《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1期）中认为：“与其按自然年序把他的创作分为早、中、晚三期，不如按其生活经历分称初入仕宦及两次‘在朝—外任—贬居’，而分为七段”。但谢桃坊不同意王水照的划分方法，他在《苏诗分期评议》一文中主张按艺术风格的进展将苏诗分为六个时期，并认为此六期以“乌台诗案”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逐渐出现衰退的趋势，在追求新的平淡风格的同时还经常保持固有的风格和本色，但已失去了嬉笑怒骂的特点，锋芒大大收敛，而作品的现实性也大大减弱。”二人分期的标准与结论看似不同，实则相通。正如曾枣庄所言，“两篇文章在具体论述时，都是从各个时期的政治斗争到苏轼的特殊经历、思想变化来论述其作品内容及其艺术风格的演变的，他们的实际论述比他们的理论概括要全面得多。”曾氏并结合时代特点和苏轼经历，全面衡量其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将其分为四期（《〈苏诗分期评议〉的评议》，与谢文同见《论苏轼的岭南诗及其他》）。此外，还有人主张分三期、五期。不同意见的存在表明苏轼诗歌创作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不过，苏诗分期的不同意见并不存在此是彼非的问题，大多能自成其说，争论的意义除了有助于对苏诗艺术特色的总体把握，也在于引发学者们对不同时期的苏诗作细致的研究。关于苏诗各阶段特点的评析，以全国苏轼研究学会在苏轼生活过的不同地区召开的历次学术讨论会为标志，每次会议都引发一些侧重讨论苏轼该地区诗歌的论文，其中对苏轼贬谪期间作品的研究尤为深入。50年代以迄80年代初，学界较多地关注苏轼作于早年、与政治联系密切的诗作，相对忽视苏轼后期的贬谪之作。80年代以来，有关苏轼在黄州、岭南的诗作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其中对苏轼岭南时的“和陶诗”的探讨成为苏诗研究中的一大热点。苏轼有120多首和陶诗，其和陶不始于岭南期间，但其谪居岭海时“遍和陶诗”是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现象，学界对此作了较为集中的研究。谢桃坊在《苏诗分期评议》中从人民性角度出发对苏轼“和陶诗”评价较低，但80-90年代以来，学者对此渐有积极评价。朱靖华《论苏轼的〈和陶诗〉及其评价问题》较早地探讨了苏轼好陶诗的原因及其“和陶诗”的思想内容。王水照《论苏轼创作的发展阶段》也肯定了苏轼“和陶诗”的意义，认为“它是苏诗艺术风格转变的确切标志，是探讨其晚年风格的有力线索”，苏轼的“和陶诗”所表现的美学趣尚，“影响到苏轼岭南时期的整个创作。”90年代以来有关苏轼“和陶诗”的论述更多，并逐渐与对宋诗平淡美学风格的探讨联系起来。苏诗分期直接牵涉到苏诗的风格研究。前人对苏诗风格的多样化早有认识，那么，苏诗究竟以何为主导风格呢？这也引起本期不少学者的讨论。50年代，陈迩冬、钱钟书分主“清雄”说与“豪放”说。80年代，王水照、谢桃坊在讨论苏诗分期问题时论及苏诗有两种风格：豪放与平淡。他们都认为豪放为苏诗主导风格，但王氏并不认为这两种风格互相对立，也不作优劣之分；而谢氏更多地强调二者的差异乃至对立，并对苏诗中“平淡”之作颇致微词。实际上，苏诗是宋诗平淡美的代表（这一点在90年代学界有关宋诗平淡美的探讨中多次论及），平淡是宋代诗人普遍向往的美学风格，即使将“平淡”作为苏诗主导风格也未尝不可。当然，苏诗之平淡，有异于一般宋诗之平淡而具有苏诗特有的清新豪放的因素，这正说明苏诗中豪放与平淡的因素是可以并存的。90年代以来，学界不再局限于苏诗“豪放”、“平淡”之争，努力作融通之论，另立新说。朱靖华《论苏轼诗风主流“高风绝尘”》（《文学遗产》1993年第5期）认为，“高风绝尘是苏轼诗风的主流，是苏轼诗歌创作的最高审美艺术”，“高风绝尘是指高风亮节和超越世俗尘土羁绊的审美精神和追求韵致，它与隐士的避世哲学判然有别”，“苏轼把它当做超越盛唐诗歌的一个新起点”。在宏观探索苏诗主导风格的同时，学界还分体裁、题材（特别是题画诗与山水诗两种）对苏诗风格进行专门研究（分期的风格研究前文已述）。苏轼七古最鲜明地体现出苏诗艺术风格，这是古今许多学者的共识。王锡九在其专著《宋代的七言古诗·北宋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中专章论述了苏轼“百态争新”的七古，大体上能反映新时期以来学界对苏轼七古的研究水准。题画诗、山水诗是苏轼在诗歌创作领域取得较大成就的两大题材，这也是宋诗继承唐诗加以发展的重要领域，本期也成为苏诗研究的热点。关于题画诗，陶文鹏不仅结合苏轼有关言论和相关题画诗分析其“诗画异同说”，还专文探讨了其题画诗的思想价值和艺术成就（总起来讲，学界一致认为苏轼题画诗在宋代题画作品中是最杰出的）。关于山水诗，陶文鹏不仅专文研究了苏轼的自然诗观，还撰写一系列论文分别论述苏轼诗中的自然山水动态美、山水诗的谐趣奇趣和理趣、山水诗的水墨写意画情趣（陶文均收入其专著《苏轼诗词艺术论》），葛晓音《苏轼诗文中的理趣——兼论苏轼推重陶、王、韦、柳的原因》（《学术月刊》1995年第4期）虽非专门探讨苏轼山水诗的论文，但其指出苏轼以富有理趣的诗歌发展了山水诗派的旨趣，这就将对苏轼山水诗的探讨与苏诗尚理趣的艺术特点联系起来，可以代表90年代学界对苏轼山水诗所做的新探讨。
相比之下，有关苏诗分期的争论主要发生在80年代同期，而关于苏诗主导风格的争论则是在80-90年代异时出现的。前者基本上是在传统课题中推进，立论较为平实，而后者则对传统的风格研究作了不少新的阐发，不少论文由苏诗研究转入到苏诗中所展现的文化人格、人生境界、美学追求的研讨。这与80年代中期以后学术界普遍寻求运用新方法、新观念的学术转型背景有关。而就苏诗研究而言，其影响主要体现在文化学观念的引入。80年代中后期以来，学术界对宋代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有了较深的认识，宋诗作为宋代文化的载体，也备受学界关注；苏轼作为一个文艺全才，更是宋代文化的杰出代表，人们对苏轼所创造的文化世界曾有“苏海”之称（注：参王水照《走近“苏海”》，原载《文学评论》1999年第3期，后收入《苏轼研究》、《王水照自选集》。），他自然成为宋代文化研究的重镇，苏诗也进一步作为宋诗及宋代文化的代表而受到学人的关注，苏诗在这种文化评价中获得了新的观照，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
早在20世纪初，苏轼的人格就得到一些学者的好评。王国维对宋诗评价并不高，其对苏诗的肯定侧重于人格评判。在《文学小言》中，他将苏轼与屈原、陶渊明、杜甫并列为中国诗史上的四大诗人，对苏轼等人的伟大人格倍加推崇。30-40年代，林语堂在《苏东坡传》（张振玉译本）中也称苏轼是一个“具有伟大人格的伟大人物”。不过，这些评论在解放前并不多见，解放后一段时间更为少见。80年代以后，有关苏轼思想研究的热点逐渐从考察他的政治态度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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