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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苏诗研究述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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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6:1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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轼政治思想的复杂性使对苏轼的政治评价产生了争论，苏轼其人其诗很难像此前那样得到积极评价与正面肯定。随着“文革”时期有关苏轼其人政治评价的标准更趋苛严，苏轼其人更是全面受到否定，其诗（特别是政治诗）则成为否定他的重要材料。
王季思在《文学研究》（1957年第4期）发表《苏轼试论》，对苏轼作出了全面而较高的评价，说苏轼有“比较一贯的政治态度”，并特地称赞了苏轼的人格精神与文学成就。程千帆在《光明日报》（1957年5月19日）上发表的《苏诗札记》谈到苏轼的“反抗精神”，并予以高度评价。文章将苏诗大体分为两类，认为反映民生疾苦和时政得失的诗篇，在苏诗中并不是在质量上最高，数量上最多的，在内容方面最突出的另一类诗“在极广阔的范围内反映了诗人对于生活的无限热爱，他对于束缚个性的环境的抗拒，他在任何困难的时候都不丧失的乐观主义精神。”这两篇肯定苏轼的文章很快就招致非议。乔象钟在《光明日报》（1958年10月26日）上撰文批驳程千帆，认为程氏强调苏轼的反抗精神，是要人们以反抗精神来反对社会主义事业。黄昌前在《对王季思先生的〈苏轼试论〉的几点意见》中，认为对苏轼那样只强调作品的艺术技巧、不顾作品思想性的，不能给予过高评价，还认为苏轼的政治态度是反动的，苏轼与人民的距离是很大的（《文学研究》1958年第4期）。艾治平在《全面地历史地评价苏轼》一文（《理论与实践》1958年6月号）中，折中王、黄的观点（但艾文尚未否认苏轼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有巨大贡献）。从这些批驳文章来看，在当时苏诗的思想意义是不能得到肯定的，这是基于人民性标准作出的评判。实际上，这也是除陆游诗外许多宋诗在当时得不到认可的根本原因所在。
陈迩冬的《苏轼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和钱钟书的《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也是诞生在这种学术气氛中的两部著作，虽为普及读物，仍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特定的时代烙印，如钱著选苏轼诗数量不及陆游诗，显然是受当时学术风气影响。不过，这两部著作之所以显得重要，更主要的在于其不为风气所束缚，能用选本这一传统研究方式对苏诗、宋诗加以研究，特别是以其对具体作品的艺术分析而受后人重视，钱著在这方面成就更为突出，如他对苏诗比喻艺术的评析细致入微，倍受学界好评。这种对苏诗的肯定与细致的艺术分析之所以还能产生，一方面是学术惯性作用的产物（注：钱钟书之父钱基博对陈衍极为推崇，称之为“并世文章之雄”，陈衍在《石遗定诗话续编》（卷一）中曾给钱钟书古体诗以好评，钱钟书因此受陈衍论诗影响，其《宋诗选注》与《宋诗精华录》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学术渊源关系。钱钟书早年性喜宋诗，曾与宋诗派中坚陈衍有过一番探讨，《石语》就是那次探讨的记录。另钱钟书在解放前就开始了宋诗研究，其代表性成果收入其《谈艺录》一书。），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当时的学术气氛虽深受“左”的政治干扰，但严肃的学术研究尚有一席之地。60年代初也是学术环境相对宽松的时候，能代表当时对苏诗研究的总体水平的要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两种《中国文学史》：一者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研所编写；一者由游国恩等高校专家编写。这两部史著对苏轼有专章论述。在论及苏诗时均指出，政治诗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不足以代表苏诗的基本面貌和成就，认为苏诗中数量最多、艺术上最有特色、对后人影响最大的是那些抒发个人情怀和歌咏自然景物的诗篇。这种具体分析而不一味批判的方法有利于当时正面肯定苏诗。与解放前的有关文学史著作相比，这两部文学史对苏诗的艺术特色更为关注，虽还是从“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富有理趣等方面加以探讨，但分析较精细，如文研所《中国文学史》中提及苏诗有个特点在于：“作为诗人，他对事物的诗意的感受有时并不比他的观察和思考更敏锐和更深刻。他的不少诗，可以写得动荡流走，不落平板，但诗的形象往往不够鲜明和饱满，而以一种理趣见胜。”亦褒亦贬，极具分寸，不失为一种的评。在当时特定的政治气氛与学术环境中，苏诗研究能取得上述成就也算难得了。
胡适等人的学术观点在解放后受到了批判，但他根据时代需要出发来从事学术研究的作风，在“文革”中却被发展为完全根据政治需要对苏轼其人其诗大加批判乃至诬蔑，学术批判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为了配合政治上的“批林批孔”运动，在文学史中贯穿“儒法斗争”的线索，苏轼便作为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儒家代表人物受到严厉的批判。署名罗思鼎的《从王安石变法看儒法论战的演变》一文（《红旗》1974年第2期）将“投机派”、“两面派”的帽子扣在苏轼头上。在同期杂志上，梁效又给其加上“顽固派”的恶谥。从“儒法斗争”的角度来批判苏轼，是此前苏诗研究中过于注重思想分析作法的恶性发展。如果说强调人民性还与胡适等人倡导的平民文学观念存在精神上的相通，那么，“批儒”斗争则将五四激进的革命精神加以歪曲利用，极大地阻碍了学术发展，苏诗、宋诗研究在“文革”期间就这样受挫乃至大倒退了！
“文革后，”苏诗研究与宋诗研究共同面临着拨乱反正、重新评价的任务，苏诗研究较之宋诗研究更面临着一个如何对苏轼其人进行政治评价的任务。因为，不对苏轼其人在政治上进行重新评价，其作品（特别是诗）也很难得到肯定性的研究。这种重评苏轼的工作始于70年代末并延续到80年代初。许多学者反驳了“四人帮”御用文人所谓苏轼为“顽固派”、“两面派”的说法，更为客观地讨论了苏轼的政治态度及其政治诗。王水照的《评苏轼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诗》（《文学评论》1978年第3期）是“文革”后第一篇为苏轼辩诬正名的文章，全面地分析了苏轼对新法态度转变的原因，并指出苏轼的许多政治诗与新法无关，“这些诗篇表明苏轼的政治视野比较广阔，敢于揭露社会矛盾和政治弊病，反映了下层人民的一些苦难生活”。与王水照从重评苏轼政治态度进而肯定其政治诗不同的是，朱靖华《论苏轼政治思想的发展》（《历史研究》1978年第8期）重在用苏轼的政治诗（文）来重评苏轼的政治思想。文章认为，苏轼“改革的主张是一贯的，不论在王安石变法前后以及‘元祐更化’等各个历史时期，他都基本上坚持了自己的改革理想。”这两篇文章虽侧重点不同，均认为苏轼其人对王安石变法态度有所变化，可见苏轼并非“顽固派”。与王、朱观点稍有不同的是曾枣庄的《论苏轼政治主张的一致性》（《文学评论丛刊》1979年第3辑）。该文认为苏轼政治立场一直不变，但这种政治立场并非保守，而是一种具有改良色彩的革新思想，这同样是对有关苏轼“顽固”之说的反驳。这些重评在评价苏轼时仍侧重其政治思想，评定苏轼政治进步与否的标准仍根据他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论及苏诗时仍侧重其政治诗，评价其思想意义的标准仍是“人民性”、“现实性”等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理论。随着人们对苏轼思想复杂性的深入认识，学界对苏轼的思想研究也由侧重在儒家思想转向佛道思想。不过，这些思想研究主要地还是将苏轼作为政治家（或思想家）来看，而与苏轼作为一个文学家的本来面目尚有一定的距离，因而在苏诗研究方面并不着力。“文革”后也有部分学者在重评苏轼时侧重对苏轼进行文学研究。这种文学研究一方面是探讨苏轼的文艺思想，另一方面则是研讨其文学作品。徐中玉在《社会科学战线》、《文学遗产》、《学术月刊》等刊物上先后发表论文对苏轼文艺思想进行专题研究，后来结集成为专著《论苏轼的创作经验》（华东师大出版社，1981）。著者承认苏轼思想、作品中有错误、缺点，但同时认为，“苛求于他固不对，重复说些阶级局限、历史局限之类的空话实在也尽可不必。”从作者这番自述中不难体会到当时学术风气逐渐改变、学术环境开始改善，苏轼作为一个文学家的本来面目逐渐得到恢复。尽管该著有关苏轼文艺思想的论述不尽是对苏诗而发，但由于苏轼文艺观贯穿于他的诗、词、文乃至书、画等诸多方面而具有共通性，故对苏诗研究也是一种推进；尽管著中关于苏轼创作思想的论述不乏可议之处（如苏轼创作思想中有数学观念），但其关于苏轼“随物赋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自是一家”等诸多艺术观念的论述，实多精彩之见。该著本意虽亦在于为苏轼翻案，但其意义更多地在于对苏轼作文学研究，较同期有关翻案之作更具学术建设和诗学探讨的意味，80年代以来还有人沿其途径作进一步的探讨，出现了不少专著、论文。部分学者具体研究苏轼的文学作品（包括苏诗），比研究苏轼文学观似更能恢复其作为文学家的历史地位。因为，苏轼在历史上之所以重要，主要是以文学成就其地的，其文学成就固然在于他有深刻的文艺见解，更在于他丰富的创作（其诗流传下来的达2700多首，在宋代仅次于陆游等少数几个诗人）。王水照《苏轼》、曾枣庄《苏轼评传》是80年代初出版的两部传记，均用了一定篇幅来分析苏诗的艺术风格、题材内容，并对苏诗艺术成就作了较高评价。不过，他们肯定苏诗艺术成就的理论依据不免有所局限。王著指出“苏诗总的艺术特色是自然奔放，挥洒自如，这一风格具有宋代诗歌的时代特点”，并以是否遵循诗歌形象思维的规律力求对苏诗作出全面评价。“是否遵循形象思维的规律”是当时学界探讨乃至批评宋诗的重要理论依据，虽然王著依此理论仍对苏诗作了肯定，但其具体见解仍不免有所束缚。曾著篇幅超过王著，但其“全部注意力几乎放在为苏轼翻案上”，故对苏轼文学成就的分析并不充分，认及苏诗时是从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风格相结合的角度作出肯定，认为苏轼并不像其他的宋人一样不懂诗要用形象思维。这种对苏诗的认识水平在当时与学界对宋诗的认识相一致。虽然此期对苏诗的评价要略高于宋诗，但由于受宋诗研究的理论水平制约，苏诗研究并未得到大的发展，其意义主要在于完成了苏诗研究领域中拨乱反正的任务，而其认识充其量是恢复到了50-60年代的水平。
80年代以来：宋诗研究的兴盛与苏诗研究的进展
80年代以后，随着政治气候的好转与学术观念的变化，宋诗逐渐受到学界重视，宋诗研究开始呈现出繁荣的局面。苏诗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其成就甚至超过了前两个时期，这既与宋诗研究之繁荣状况有关，也与80-90年代对宋代文化的重视相关。苏轼研究由此呈现出从政治评价向文学评价、文化评价转型的态势，苏诗研究就是在这种学术转型中得以推进。（注：80-90年代出版了不少苏轼、苏诗研究专著，是新时期苏诗研究取得重要成就的明证。就笔者所知，这类著作有：刘乃昌《苏轼文学论集》（齐鲁书社，1982）、谢桃坊《苏轼诗研究》（巴蜀书社，1987）、曾枣庄《苏轼评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三苏研究》（巴蜀书社，1990）、朱靖华《苏轼新论》（齐鲁书社，1983）、《苏轼新评》（中国文学出版社，1993）、王洪《苏轼诗歌研究》（朝华出版社，1993）、《苏东坡研究》（广西师大出版社，1998）、杨胜宽《苏轼人格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王水照的《苏轼》（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苏轼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刘尚荣《苏轼著作版本论丛》（巴蜀书社，1988）王友胜《苏轼研究史稿》（岳麓书社，2000）等专著以及由苏轼研究学会编的《东坡诗论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东坡研究论丛》（四川文学出版社，1986）、《论苏轼岭南诗及其他》（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纪念苏轼贬儋八百九十周年学术讨论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等重要论文集。此外，陶文鹏新著《苏轼诗词艺术论》虽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于2001年5月，但书中所收多是作者20世纪80-90年代撰写的论文，故陶著也可算是新时期以来重要的苏轼研究专著。）
苏轼的文学评价与学界对宋诗的总体认识相关。由于新时期以来学界对宋诗特征及成就的认识逐渐深入，苏诗研究在艺术特色、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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