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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苏诗研究述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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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6:1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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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探询他的人生态度及文化人格。李泽厚首开风气。他在《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中专门论及苏轼在美学思想史上的意义，认为苏轼是地主士大夫进取与退隐矛盾心情最早的鲜明人格化身，他把“中晚、唐开其端的进取与退隐的矛盾双重心理发展到一个新的质变点”，并指出：苏轼诗中所要表达的“退隐”心绪“已不只是对政治的退避，而是一种对社会的退避……是对整个人生、世上的纷纷扰扰究竟有何目的和意义这个根本问题的怀疑、厌倦和企求解脱与舍弃。”虽然这种看法过分强调了苏轼诗（文）中的退避思想，忽视其退隐思想隐藏着对世事的关注和对人生的热爱之情，但他对苏轼在美学史上的意义的阐发直接启发学者们对苏轼的文化意义及人格魅力的追询，而不再象以往那样专注于讨论甚至批判其政治态度。王水照的《苏轼的人生思考与文化性格》（《文学遗产》1989年第5期）可以说是80年代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文章总结了苏轼人生道路上的两条基线：一是儒家的淑世精神；一是人生苦难意识和虚幻意识，特别是后一点在中国文人的人生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作者并不完全赞同李泽厚的观点，认为苏轼在这种人生体验中没有发展到对整个人生的厌恶和伤感，其落脚点也不是从前人的“政治退避”变为“对社会的退避”。较之李著，王文对苏轼的文化意义论述得更为透彻通达，不过，二者的研究方法与学术观念是一脉相承的。90年代后，张毅继续就此课题加以新的探讨。他在《清旷之美——苏轼的创作个性、文化品格及审美取向》（《文艺理论研究》1992年第4期）、《苏轼朱熹文化人格比较》（《文学遗产》1995年第4期）等文中就苏轼文化人格的内涵作出更具体的分析，并给予高度评价。唐玲玲文《寄我无穷境——苏轼贬儋期间的生命体验》（《文学遗产》1996年第4期）则专门探讨苏轼晚年贬儋期间作品所蕴含的文化意义与人生启迪，对此期苏诗中的自由精神境界着力加以阐发。这些见解在某种意义上仍是对50-60年代以迄“文革”时期从政治上批判苏轼的学术风气的一种反拨，但由于采用文化观照这种多元视角（包括美学、哲学、文化心理、文化人格等多方面内容），较之一般翻案之作更全面肯定苏轼的历史地位，也较纯粹的恢复苏轼文学家面貌更富有时代气息，因而这种研究方法能为许多学者所采纳，即使是向以立论平实著称的文学史著作也受此影响，90年代出版的不少中国文学史、程千帆的《两宋文学史》、许总的《宋诗史》均从文化学的角度对苏轼其人其诗加以肯定。南师大主编的《宋代文学史》对苏轼题画诗、山水诗、和陶诗、酬唱诗等富有宋代人文精神的作品均作了中肯的评价，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专门论及苏诗中体现出的乐观旷达精神。这些无疑是对80-90年代相关研究成果的总结，也是新时期以来学术观念调整的反映。在有关苏轼文化学研究中，苏诗研究常常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因而随着有关苏轼研究的进展，也随着宋诗及宋代文化研究的兴盛，苏诗研究取得了并将取得新的成就。
苏诗研究的建设与期待
百年苏诗研究虽经历了曲折的历程，仍取得了相当的成就，这是对前人成果的很好继承与发展，也为今后的苏诗研究建立了深厚的学术基础。概括来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文献基础：有关苏轼诗集的整理以清人成就最大。20世纪前80年，学界无人对苏轼诗集作进一步的整理，直到80年代初期由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的出版，这一工作才得以起步。它以清人王文诰的《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该书巴蜀书社1985年有影印本）为底本，参考多种版本和文献加以校勘、辑佚，基本上适应了当时的学术需要，推进了新时期以来的苏诗研究。不过，这仅是对前人著作进行整理，真正由今人加以整理的文献要算90年代出版的《全宋诗》对苏诗的整理。（注：由孔凡礼点校的《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以及由曾枣庄等学者分别整理的《嘉祐集》、《栾城集》、《斜川集》、《淮海集》、《张耒集》等三苏及其后代、苏门文集的出版，对苏诗研究也不无参考价值。王友胜曾撰文（见《文学遗产》2000年第2期）指出，清人冯应榴的《苏文忠诗合注》在许多方面成就高于王文诰的《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令人欣喜的是，冯著以《苏轼诗集合注》之名于2001年6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将有功于新世纪的苏诗研究。）20年来，有关苏轼年谱的编撰也为苏诗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文献参考资料。80年代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由王水照编辑的《宋人所撰三苏年谱汇刊》，其中包括整理本两种：何抡《眉阳三苏先生年谱》、施宿《东坡先生年谱》，影印本有王宗稷《东坡先生年谱》、傅藻《东坡先生系年录》等。90年代中华书局出版了孔凡礼积20余年之力撰著的《苏轼年谱》，考订较前人大为详细精密，为苏诗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文献。此外，由四川大学中文系唐宋文学研究室编的《苏轼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94）、由曾枣庄主编的《苏诗汇评》（四川文艺出版社，2000），汇辑了前人对苏诗的评论，极具资料参考价值。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末出版的王友胜专著《苏诗研究史稿》将宋元明清有关苏诗研究的重要人物及其著作作了系统的清理，实际上也是苏诗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同样有助于苏诗研究的文献建设。
群众基础和组织基础：20世纪出版了不少有关苏轼、苏诗的普及性读物，为苏诗研究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扩大了苏轼及其诗歌的当代影响。这种普及工作主要是通过选本与传记等著作来完成。解放前的苏诗选本只有一种，唯一的一部由林语堂用英语写成的《苏东坡传》(The Gay Genius,1947)主要为美国读者而写，直到70-80年代先后由宋碧云、张振玉译出，以台湾、大陆出版，才获得广泛的读者并获得一定的学术反响。解放后特别是80年代以来苏诗选本与苏轼传记大量出现。选本除陈迩冬的《苏轼诗选》外，80年代后有刘乃昌的《苏轼选集》（齐鲁书社，1980）、曾枣庄的《三苏选集》（巴蜀书社，1980）、王水照的《苏轼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徐中玉的《苏东坡文集导读》（巴蜀书社，1987）。诸选本中苏诗均占了很大的份量。在“鉴赏热”中出版的《宋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也选析了大量的苏诗。80年代出版的苏轼传记除了王水照、曾枣庄的著作外，还有颜中其的《苏东坡》（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陈华昌的《苏东坡》（中华书局，1985）、王兆彤等人合著的《苏轼》（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大都在描述苏轼生平时用了相当的篇幅分析苏诗。王水照、崔铭合著的《苏轼传》（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篇幅最长，将苏轼一生的经历与其作品互为编织，笔端含情，文彩焕发，为全书生色不少（90年代相关著作还有洪亮的《放逐与回归》，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钟来茵《苏东坡三部曲》，文汇出版社1999）。20年来，苏诗研究的组织建设也取得了成就。1980年成立的苏轼研究学会，直接推进了新时期的苏轼及苏诗研究；2000年成立的宋代文学学会，也将促进苏轼及其诗歌研究在新世纪的发展。
然而，倘若将已有的研究成果与苏诗独特的艺术风格、巨大的艺术价值、深远的历史影响与深厚的文化内涵相比，不免有所逊色，这就要求我们对苏诗研究的基础建设及理论探讨均须作出更大的努力。即以文献基础一端而论，我们还缺乏一部比较完善的由今人著作的苏轼诗集校注本，这当成为今后许多学者的期待。不过，苏诗研究真正的缺憾在于对苏诗本身所作的艺术研究不够，理论品格仍有待进一步提高。当我们从诗学研究角度回顾百年苏诗研究历程，于此尤觉遗憾。如何在苏诗研究中加强诗学色彩，提升理论品格，当是今后苏诗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学界期待着由此突破。比较而言，解放前的苏诗研究更多地与宋诗研究（以及宋代文学研究）相联系，更注重艺术探讨，故少曲折；解放后苏诗研究既与宋诗研究相关，也与苏轼研究密切联系，而对于苏轼的政治评价与文化评价均程度不同地忽视了对苏诗作真正意义上的诗学探讨，又很容易受制于时代政治、文化的需要，此期苏诗研究还因此出现了反复的过程。要使苏诗研究少受曲折，并能提升其理论品格与诗学价值，我们应更多地将其与宋诗研究联系起来，将苏轼更多地作为一个文学家、诗人来看（而非政治家、文化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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