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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学一百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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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6:1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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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陶渊明研究进入近代化时期。在这一百年中，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总体状态相对应，陶学研究也可基本上划分为四个阶段，各阶段皆有自身特色以及代表性成果。以下分述四阶段的基本情况，并勾勒其大体线索。
19世纪末到1928年，可视为陶学研究的第一阶段。此阶段陶学研究是从古典型向近代化的过渡时期。19世纪末，西方新学被大量引进中国。新学的引入不仅使我国政治、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对传统文化研究的观点与方法产生了影响。这一影响，在陶学研究领域得到了新的反映。如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他在《致刘淞芙书》中说：“足下论陶，与嗣同所见若重规叠短。真西山称陶公学本经术，最为特识。如足下所举之外，它若道丧向千载云云……皆足为证。然嗣同尤有妄解，此为陶公慷慨悲歌之士也，非无意于也者，世人唯以冲澹目之，失远矣！”（注：《谭嗣同全集》卷三，三联版。）在谭嗣同看来，渊明不仅不是和平冲澹忘怀政治之士，而且对政治特别热心，倘能居高位，“必铮铮以烈鸣矣。”（注：《谭嗣同全集》卷三，三联版。）会干出轰轰烈烈的事业来。谭嗣同评陶，明显带有维新派的观念特征，表现出破除“世人”成见。不过，谭嗣同与康有为托古改制的经学研究精神上是一致的。他们虽然有观念上的特点，但学术方法上，尚谈不上革新意义，评陶基本上持政治改革家眼光。
世纪初，较多体现近代学术精神的诠陶者，还应推王国维。王国维对陶渊明的研究令人瞩目。20世纪初西方文艺理论（包括美学）逐渐传入中国。国学大师王国维吸取了西方美学的观点和方法，并结合中国古代作家，特别是他自己的创作实践，首先提出了“境界”说。他在其名著《人间词话》中，将古今诗词分为“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为此，他认为陶渊明的《饮酒》诗其五中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二句，为“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今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耳”！（注：王国维《人间词话》，中华书局1955年版，徐调浮校注本，卷上。）在王国维看来，写“有我之境”容易，写“无我之境”却极难；在非常难的条件下，陶渊明却能做到。王国维在评论诗词时，还提出“隔”与“不隔”的理论概念。他认为陶诗中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写景如此，方为不隔。”（注：王国维《人间词话》，中华书局1955年版，徐调浮校注本，卷上。）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王国维首先提出“隔”与“不隔”的概念，并据此对陶渊明的为人和作品进行了极高的评价。他说，“屈子之后，文学上之雄者，渊明其尤也。韦、柳之视渊明，其如刘、贾之视屈子乎！”（注：《中国历代文论选》第4册第380页。）可见，陶渊明在王国维建筑美学理论体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在陶学史上，运用近代观念和方法第一个全面而又深刻论述陶渊明的是梁启超。“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科学与民主，以及西方文学批评观念和方法的大量输入，使中国文学研究与评论领域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23年梁启超出版了《陶渊明》一书，其中包括《陶渊明文艺及其品格》、《陶渊明年谱》、《陶渊明考证》三篇文章；从而使陶渊明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仅在《陶渊明研究及其作品》一文中，梁启超就多角度、多方面地分析了陶渊明的为人及其作品。梁启超研究古代文学，很重视研究作家的个性。他说，“古代作家能彀在作品中把他的个性活现出来的，屈原以后，我便数陶渊明。”（注：《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版，第12册第1页。）梁还认为，要研究出一位文学家的个性，却要在他的作品中含有下列两种条件：第一，要“不共”，即“要他的作品完全脱离模仿的套调，不是能和别人共有”。第二，要“真”，即“要绝无一点矫揉雕饰，把作者的实感赤裸裸地全盘表现……我觉得唐以前的诗人，真能把他的个性整个端出来和我们接触的，只有阮步兵和陶彭泽两个人；而陶尤为甘脆鲜明，所以我最崇拜他，而且大著胆批评他”。（注：《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版，第12册第2页。）
关于陶渊明的人格，梁启超着墨较多。他指出，“第一须知他是一位极热烈极有豪气的人。”（注：《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版，第12册第5页。）“第二须知他是一位缠绵悱恻最多情的人。”“第三须知他是一位极严正——道德责任心极重的人，他对于身心修养，常常用功，不肯放松自己。”（注：《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版，第12册第7-8页。）论及陶渊明的身分，梁启超说，“老实说，他不过是庐山底下一位赤贫的农民。”（注：《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版，第12册第10页。）在梁启超看来，“‘辛苦无此比，常有好容颜’这两句话，可算得他老先生自画‘行乐图’……他的快乐不是从安逸得来，完全从勤劳得来。”（注：《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版，第12册第15页。）因此“渊明是‘农村美’的化身，所以他写农村生活，真是入妙。”（注：《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版，第12册第16页。）即是说勤劳使渊明领略农村美，勤劳使渊明的作品达到“入妙”的境界。梁启超把勤劳对渊明的重要性提到如此高度，乃是此前的陶学史上所没有的。梁启超从陶渊明的高尚人品和文品，进而探讨其人生观，可用两个字来概括，即“自然”，“他的文艺只是‘自然’的体现”。（注：《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版，第12册第18页。）也就是说，陶渊明的人生观决定了陶渊明的文艺观。梁启超的文艺思想能达到这样科学的高度，也是此前的陶学史上闻所未闻的。
梁启超的《陶渊明》一书，特点在于吸取了“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中形成的新观念和新方法，较系统、全面。可以说，他的陶学研究基本上从古典型过渡到近代型，梁启超是本世纪陶学第一时期的重要研究大家。他将上述新内容系统地运用到陶渊明研究领域，体现了他近代的研究性格和研究方式。这种既探讨文艺品格，又考证生平事迹，二者分别详加论列，又彼此结合在一起，形成一部专书，这在陶渊明研究史上是前无古人的。
鲁迅在讲演和杂文中多次论及陶渊明。谈得最详的当数1927年8月在广州所作《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讲演。在此次讲演时，他论及东晋社会思想平静得多，“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潜。”（注：《鲁迅全集》第3卷《而已集》。）还谈及“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这是他诗文之中时时提起的，用别一种看法研究起来，恐怕也会成一个和旧说不同的人物罢。”（注：《鲁迅全集》第3卷《而已集》。）这“别一种看法”，即要全面地看待陶渊明：他有“悠然见南山”的一面，也有“金刚怒目式”的一面。“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注：《鲁迅全集》第6卷《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上述引用《且介亭杂文二集》中的，按本文的分期，应放在陶学研究的第二阶段(1928-1948)，为了使鲁迅评陶观点的连续，我们放在第一期引用。）鲁迅上述一段话不仅对研究陶渊明有指导意义，就是研究古今作家与作品都是极为重要的。关于要全面地分析古代作家，鲁迅还指出：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自己放出眼光看过较多的作品，就知道历来的伟大作者，是没有一个“浑身是‘静穆’”。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注：《鲁迅全集》第6卷《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七）》。）鲁迅在此提出“论文，最好顾及全篇，并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的观点，正是在传统知人论世方法基础上，又加进了历史唯物主义新观念和方法，这在陶渊明研究史上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陶学研究的第一阶段，出版的文学史中对陶渊明的评论，亦颇引人注目，较著名的有谢无量的《中国文学史》和胡适的《白话文学史》。谢的《中国文学史》写到陶渊明时，几乎均是古人的话而缺乏己见，故略而不录。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不仅有特点，而且有新见解。他论及渊明作品特点以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时说，“陶潜的诗在六朝文学史上可算得一大革命。他把建安以后的一切辞赋化，骈偶化，古典化的恶习都扫除得干干净净……他的环境是产生平民文学的环境；而他的学问思想却又能提高他的作品的意境。故他的意境是哲学家的意境，而他的语言却是民间的语言。他的哲学又是他实地经验过来的，平生实行的自然主义，并不像孙绰、支遁一班人只供挥尘清谈的口头玄理。所以他尽管做田家语，而处处有高远的意境；尽管做哲理诗，而不失为平民的诗人。”（注：《白话文学史》1928年上海新月书店版，第130-131页。）胡适以白话为正宗的角度肯定陶诗是六朝诗史上的“一大革命”；说陶渊明是“平民诗人”，这与“五四”时期反对“贵族文学”，提倡“平民文学”的潮流相一致，体现了近代文学的观念。至于说陶诗的“高远的意境”等，这些评价却不能算是新见。胡适在肯定陶渊明的同时，否定古文、骈文，则不免表现出某种偏激态度，这是他过分强调白话文的结果。
本世纪初叶，也有一些学者从传统的方法，在陶渊明研究方面做出了一定的成绩。如古直《陶靖节年谱》（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傅东华《陶渊明年谱》（商务印书馆1927年出版）等，对陶渊明生平事迹作了重新疏理，得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如古直提出的五十二岁享年说等。
综观本世纪陶渊明研究的第一阶段，其观点和方法上都有所改观。王国维、梁启超、鲁迅、胡适等学术大师，都程度不等将他们的学术眼光，投射到陶渊明研究领域，使之呈现不同于古典型的“陶学”的面貌和新气象。
（二）
陶学研究的第二阶段为1928-1949年。此时期近代科学思想和文化观念，在中国有进一步发展，而唯物史观的传播和运用，也使整个古典文学研究，呈现深化、细密化的趋势。
朱自清的陶学业绩，主要反映在对陶渊明年谱的研究上。早在三十年代，他就写出《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的长篇论文。他对宋代王质的《栗里谱》、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张演《吴谱辨正》；清陶澍《靖节先生年谱考异》、丁晏《晋陶靖节年谱》、杨希闵《陶靖节年谱》；近代梁启超《陶渊明年谱》、古直《陶靖节年谱》、傅东华《陶渊明年谱》等，进行了深入辨析，提出自己许多问题上的看法，所得出的结论是：
陶谱诸事，可得论定者，约有四端：渊明字元亮，入世更名潜。一也。所著文章入宋不书年号。二也。始居柴桑，继迁上京，复迁南村。栗里在柴桑，为渊明尝游之地。上京有渊明故居。南村在浔阳附郭。三也。渊明尝为州祭酒，尝仕桓玄，丁忧归。嗣州召主簿不[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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