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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学一百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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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6:1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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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又为镇军参军，仕刘裕，建威参军，仕刘敬宣或刘怀肃。官终彭泽令。四也。至世系年岁，则祗可姑存然疑而已。（注：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下册，第492页。）
朱氏为一学风严谨学者，文中考证之确凿，辨析之慎密，是非之取舍，皆颇精当，为历代众多陶渊明年谱作一科学的总结。
陈寅恪于1945年写的《陶渊明的思想与清谈之关系》的论文，他以渊明的《形影神》诗论，证出渊明的哲学思想为“新自然说”；而“新自然说的要旨在委运任化”。（注：《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4页。）作者认为，“运化亦自然也，既随顺自然，与自然混同，则认己身亦自然之一部，而不须更别求腾化之术，如立旧自然说所为也。但此委运任化，混同自然之旨自不可谓其非自然说，斯所以别称之为新自然说也。”（注：《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5页。）陈寅恪所主之“新自然说”，实属古代传统哲学之范畴；其所创之“新自然说”，尽管未被研陶者所采纳，但其本身仍不失为一家之言。
朱光潜于1946年写了《陶渊明》的长篇论文，从多角度论述了陶渊明。在该文开头处写道：“大诗人（陶潜）先在生活中把自己的人格涵养成一首完美底诗，充实而有光辉，写下来的诗是人格的焕发。陶渊明是这个原则的一个典型底例证。正和他的诗一样，他的人格最平淡也最深厚。”（注：《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8页。）朱光潜的这段话，正像渊明的为人和作品一样，看似平淡，但其内涵极深。论及渊明一生的生活时，朱光潜用“半农半读”四个字来概括。谈及渊明的哲学思想时他指出：“渊明是一位绝顶聪明底人，却不是一个拘守系统底思想家或宗教信徒……假如说他有意要做某一家，我便相信他的儒家底倾向性比较大。”（注：《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3-364页。）谈及渊明的感情生活时，朱光潜认为诗人的思想和感情不能分开，诗主要是情感而不是思想的表现。因此，研究一个诗人的情感生活，远比分析他的生活还更重要。为此，朱光潜又说：
谈到感情生活，正和他的思想一样，渊明并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人。他和我们一般人一样，有许多矛盾和冲突；和一切伟大诗人一样，他终于达到调和静穆（重点号为笔者所加）。我们读他的诗，都欣赏他的“冲澹”，不知道这“冲澹”是从几年辛酸苦闷得来底。他的身世如我们上文所述底，算是饱经忧患……他的诗集满纸都是忧生之嗟。（注：《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5-366页。）
从这段引文，我们不难看出，朱光潜写于四十年代中期的《陶渊明》中所说的“静穆”，乃是诗所达到的一种境界。它对三十年代谈艺术的极境时所引的“静穆”说，做了补充。四十年代所说的“静穆”的境界，包含着作者多年痛苦，诸多矛盾，经过多年的涵养才能形成，它已是一家之言。
朱光潜在三十年代，在论艺术的最高境界时曾说：“陶潜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如果说三十年代，鲁迅批评朱光潜是正确的话；那么，朱光潜四十年代写的《陶渊明》问世后，再批他的“静穆”说就欠妥了。令人遗憾的是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仍有极少数研陶者对朱先生的“静穆”说，或批判或批评。
论及陶渊明的人格的涵养和精神生活时，朱光潜认为：陶渊明打破了现在的界限，也打破了切身利害相关底小天地界限，他的世界中人与物以及人与我的分别都已化除。人我物在一体同仁的状态中各徜徉自得，如庄子所说的“鱼相忘于江湖”。他把自己的胸襟气韵贯注于外物，使外物的生命更活跃，情趣更丰富；同时也吸收外物的生命与情趣来扩大自己的胸襟气韵。“这种物我的回响交流，有如佛家所说底‘千灯相照’，互相增辉。所以无论是微云孤岛，时雨景风，或是南阜斜川，新苗秋菊，都到手成文，触目成趣。”（注：《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8-369页。）我们认为古今论渊明的人品与感情生活，像朱光潜分析得如此深入，尚不多见。
关于渊明诗的艺术风格，朱光潜在吸收前人论点的基础上，把渊明的艺术成就提高到“化境”的高度。他说，“总合各家的评语来说，陶诗的特点在平、淡、枯、质，又在奇、美、腴、绮。这两对恰恰相反的性质如何能调和在一起呢？把他们调和在一起，正是陶诗的奇迹：正始他在性格方面把许多不同的性质调和在一起，是同样底奇迹。”（注：《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5页。）朱光潜上述这段话，不仅高度概括出陶诗的风格特点，同时再次说明“风格即是人”的这一真理。
朱光潜以诗人的笔触，美学家、哲学家的眼光，审视渊明及其创作；深入分析了渊明的思想、情感生活、人格与风格等，其论点皆有史料为依凭，故所论说皆切实，令人信服。朱先生熟谙西方观代美学及文艺心理学，又有对中国传统文论有较深修养，故能较真切地把握、阐明用陶渊明的诸多面特征，所取得的成就相当突出。在朱氏之前，还没有如此周到妥贴而又深入地剖析过陶渊明。
萧望卿的《陶渊明批评》（注：萧望卿《陶渊明批评》，1947年开明书店出版。），该书由三部分组成：(1)陶渊明的历影像；(2)陶渊明的四言诗论；(3)陶渊明五言诗的艺术。书前有朱自清的序。该书最值得称道的是《陶渊明的四言诗论》。许多喜欢陶诗的人，大抵着重其五言诗，很少细致分析其四言诗。作者用较多篇幅，批评渊明九篇四言诗中六首（《荣木》、《命子》、《劝农》、《答庞参军》、《酬丁柴桑》、《赠长沙公》），它们的缺点是：诗句的形式多是吸取《诗经》，每句包含一个简单的句子，变化；语言（词汇）典雅凝重，大都从《诗经》里来。萧望卿在论及渊明五言诗时，也是从艺术性方面进行肯定分析。总之，从艺术性方面分析渊明四言、五言诗的优劣，这是《陶渊明批评》一书的最大特点。用一部书中绝大部分篇幅对渊明诗进行艺术分析，这不仅在萧望卿此书之前所未见，即其后亦极少见。这一特点，便是萧望卿在陶学史上的贡献。
综观陶学研究的第二阶段，无论在研究观念、方法以及成果上，都比第一阶段成熟。仅以先后两阶段的陶学代表性研究者梁启超和朱光潜而论：梁启超运用新的文艺理论和“五四”时代引进的科学、民主、自由等，较为全面地分析了渊明为人与为文；以一种“开阔性”，引人注目；然而其论证的粗疏，亦显而易见。朱光潜却以西方美学和中西哲学为指导，也较为全面地论述了渊明的为人和为文；比梁氏的研究更有深度。朱光潜特别注重渊明情感生活对其诗所起的重大作用的研究，以及诗美极境的研究。
（三）
陶渊明研究的第三阶段为1949-1978年。此阶段的特点是学科统一时期。在这一时期，国家力求把各种思想观点，统一到唯物史观方面来。为此于1951年底在全国高校进行教师思想改造运动，以及此后的对电影《武训传》、俞平伯的《红楼梦思想研究》、胡适胡风“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这一系列的批判运动，必然要反映到陶渊明研究方面来。
张芝（李长之）的《陶渊明传论》，于1953年由棠棣出版社出版。此书由两大部分组成：其一，陶渊明的两个先辈——陶侃和孟嘉；其二，陶渊明的一生及其作品。书的后面还附有《陶渊明论》文章一篇。该书出版不久，便引发了全国性的陶渊明大讨论。时间从1954年延续到1957年。
首先写文章批评张芝《陶渊明传论》的是阎简弼。他认为张芝论证陶渊明不忠于晋室，是因为其曾祖陶侃和外祖孟嘉都不忠于晋室的缘故。在阎看来此种论证方法是错误的。（注：《读〈陶渊明传论〉》，《光明日报》1954年6月7日。）接着，易润芝写文章，不仅同意阎简弼的观点，而且还指出张书会给读者“带来一定的毒害”。（注：《文学遗产增刊》第1期，1955年9月。）在讨论过程中，对陶渊明及其作品“庸俗地对待阶级分析”，偏离张芝论著的学术讨论轨道，进而上纲上线者有之。
对张芝一书的讨论，文章写得深刻而又令人心悦诚服的，是曹道衡于1957年发表的《关于陶渊明思想的几个问题》。该文首先肯定了解放后用新的观点方法研究陶诗，从而廓清了前人对陶渊明研究的某些错误看法。例如，“在《桃花源》中，发掘出诗人的‘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的可贵的乌托邦思想。”（注：《中古文学史论文集》中华书局版，第164页。）关于陶渊明“出身家庭，原是比较寒微的地主阶级家庭”。（注：《中古文学史论文集》中华书局版，第166页。）至于渊明个人“是一个寒士”。在曹道衡看来，以渊明的家庭出身来说，在当时社会中，自然很难得到别人的重视。这就决定了他在仕途上，必然不能得志和他的抱负不能实现的命运。“因此退而求其次，只能学伯夷、叔齐的归隐了。”（注：《中古文学史论文集》中华书局版，第169页。）封建社会和旧社会许多文人，把渊明视为飘飘然的出世隐士，曹却认为渊明乃“是一个积极的，入世的‘不遇之士’。他的归隐是出于不得已，是对黑暗社会的抗议。”（注：《中古文学史论文集》中华书局版，第170页。）从表面看，归隐后的陶渊明，政治兴趣已经冷淡，再没有什么壮志了。事实上“在冰冷的外衣里面，却藏着一颗火热的心。如果仔细读一下陶诗，那么这种‘金刚怒目式’的词句是不胜枚举的。直到诗人晚年的时候，他的政治热情还没有减退。”（注：《中古文学史论文集》中华书局版，第168页。）
渊明归田后参加了一定的农业劳动。在曹道衡看来，“他之所以参加劳动，是和他的贫困有一定联系的。”（注：《中古文学史论文集》中华书局版，第170页。）由于陶渊明参加劳动，增强了他与农民的联系，“在接触中，他逐渐对农民有了感情，因此思想也不能不受农民的影响。正是在陶渊明思想逐渐接近农民之际，他才写出了著名的《桃花源记》和《桃花源诗》。这两篇作品之所以重要，“还不先在它文笔的生动和构思的奇妙，而且也在于这一作品寄托着诗人理想中的社会……如果我们把这种理想放在当时的条件下来考察，就不难发现这种想法，实际上是反映了广大农民思想和要求。”（注：《中古文学史论文集》中华书局版，第174-175页。）
关于渊明是否忠晋的问题，曹道衡指出，“对双方的意见，我都有些不同的看法。张芝、阎简弼两先生的意见看来很相反，其实却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太强调了陶侃对陶渊明的影响。以陶侃的社会地位及生平经历来说，和陶渊明完全不一样。因此陶侃的思想不可能等于或差不多等于陶渊明的思想……陶侃的不忠晋，对陶渊明不可能起什么绝对影响。”（注：《中古文学史论文集》中华书局版，第181-182页。）张芝认为陶渊明自己虽然不是士族，但由于文化教养，时代风习的薰陶，他也就有一种没落的感觉和没落的情调。曹道衡在此问题上与张芝的论点迥异。他说，“如果真如张先生所说，陶渊明真成了没落的士族阶级的殉葬品了。这样的看法，不能不说是贬低了陶渊明的评价。”（注：《中古文学史论文集》中华书局版，第173页。）至于陶渊明与晋朝的关系，曹道衡说，“据现存材料看，也不见得很密切。我们很难得出他对桓玄政权有好感的结论。相反地从《述酒》等诗看来，他对晋朝还有一定留恋的。对刘裕篡晋，陶渊明显然是采取反对态度，不过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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