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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学一百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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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6:1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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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他归隐的主要原因罢了。”
此次讨论开始时出现了把学术讨论政治化、上纲上线和庸俗地对待阶级分析等偏颇；但随着讨论的深入，气氛也随之转向心平气和。通过这次大讨论，不仅陶学研究者在试用唯物史观，分析古代作家与作品方面收获很大，而且促进了学术界正确认识和评价古代文化遗产，其意义可谓重大。
关于陶渊明的第二次讨论，始于1958年12月终于1960年3月。当时的历史背景是：1957年开展反“右派”斗争，次年运动仍在继续；上层建筑领域内于1958年春开展了教育大革命；夏秋发展为高校的拔“白旗”运动；陈伯达于1958年夏，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厚今薄古》的文章。
在上述大背景下，北京师大中文系二年二班学生写出《陶渊明基本上是反现实主义诗人》（注：《光明日报》1958年12月1日。）的文章。在这些同学看来，“陶渊明所处的是一个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都空前尖锐的时代，广大的北中国人民处于异族统治之下，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南中国人民“在战乱、剥削的压榨之下流离死亡，终于爆发了规模巨大的农民起义。然而陶渊明并没有反映出这一历史面貌……所以我们说陶诗基本上是反现实主义的。”此外，他们还认为渊明的“《劝农》诗，是一组反动的说教诗”。
《文学遗产》编辑部，在发表此文的同一版上，还刊出了北师大中文系教师郭豫衡的《陶渊明评价的几个问题》的文章。作为讨论双方对立的一方，郭文不仅反驳学生的错误观点不够有力，而且在论辩时也夹杂着左的观点。例如，郭认为“就全部作品看，写地主阶级悠闲的生活太多，写农民的痛苦的生活太少。”显然此观点与陶诗的事实不符。
代表正确观点的文章，集体写的有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以下简称为游国恩等）的《试论陶渊明的作品及其影响》（注：《北京大学学报》1959年第2期。）；个人撰写的文章为曹道衡的《再论陶渊明思想及其创作》（注：《光明日报》1959年5月10日。）。关于归隐，游国恩等人认为，当时政治黑暗，“政权把持在豪门大族里。……陶渊明也就无从实现其大济苍生的抱负，最后终于辞去彭泽令而归隐。”并说“他的归隐是对官场的否定”（注：《陶渊明讨论集》1961年中华书局版，第215页。）。关于渊明是否反映了当时社会矛盾，曹道衡是持肯定态度。他说，“我认为：在他的作品中，是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阶级矛盾的……不能要求抒情诗像长篇小说那样详尽地重现社会现实的许多现象，也不可能塑造出那么多的典型人物。”“这些同学们（指北师大批渊明为反现实主义诗人的学生们）要求陶渊明诗歌中反映出包括三大矛盾的历史面貌来，这显然是到社会史中去找出公式来套在作品之上，而不是从作品本身出发的。这样要求既不现实也不公平。”（注：《陶渊明讨论集》1961年中华书局版，第106-107页。）关于对《桃花源诗》的评价，曹道衡在关于陶渊明第一次大讨论时已发表了充分肯定的意思，此处不赘。游国恩等人论及《桃花源诗》时指出：“从《归去来兮辞》到《桃花源记并诗》，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陶渊明是在黑暗现实的重压下，不断地探索着理想，追求着光明。”（注：《陶渊明讨论集》1961年中华书局版，第221页。）
关于渊明描写风景，特别是田园景色的诗，往往被古今某些论者所否定。曹道衡却认为，“这些诗本身并不坏，也有一定的价值。其中有一些，虽然是写景，也寄托了作者的志趣。这些诗体现了作者的反抗现实的决心，当然会有价值。另外一些诗，则不一定奇托多少反抗意识，但诗人用高度的艺术技巧写出了大自然中富有诗意的形象，能够给读者以美感的享受。”（注：《陶渊明讨论集》1961年中华书局版，第115页。）我们认为上述意见是既中肯而又正确的。
在讨论进行时，有些论者不仅否定渊明在文学史上应享有的地位，还夸大其作品对后代的消极影响。为此游国恩等人指出，“我们认为：陶诗无论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都创造地继承了前代文学的优秀传统；它是六朝文学的代表，是反对形式主义的中流砥柱，又是唐代诗歌高潮和散文革新的前驱。并对以后各个时代的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好的影响。它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陶渊明是属于人民的，他不愧是我国的一位伟大诗人。”（注：《陶渊明讨论集》1961年中华书局版，第232页。）
关于陶渊明的第二次讨论，以正确意见占绝对优势而结束；亦即游国恩等的《试论陶渊明的作品及其影响》及曹道衡的《再论陶渊明思想及其创作》的论文发表而告一段落。他们之所以能写出高水平的论文，这除了他们学术根底好之外，还需要胆识。因为那段历史，正置左的思潮占统治地位的年代。写到此，我们不能不提及《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主编陈翔鹤先生。作为主编，在讨论进行时他加以引导，多发些观点正确的文章，使那些认为“陶渊明是反现实主义作家”，以及“他不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如果给他六斗米他就折腰了”（注：《陶渊明讨论集》1961年中华书局版，第14页。），那些左得出奇的观点逐渐减少。也就是说扶植正气，减少邪气；直到正气占绝对优势才告一段落。经过此次大讨论，对渊明及其作品，大家取得了明确的认识，或较一致的意见；也还有些问题遗留下来，有待以后继续解决。关于陶渊明评价的第二次大讨论，陈翔鹤先生于1960年3月代表《文学遗产》编辑部，做了总结，并编了一部《陶渊明讨论集》。经过这次讨论，促使陶学研究向前迈了一大步，同时也锻炼了队伍，培养了人才，其收获是多方面的。
在两次关于陶渊明大讨论之间，王瑶的《陶渊明集》于1956年8月由北京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在谈及此书出版的目的时说，“本书是为了普及的。”为此他对绝大多数诗文作了系年，还写了简要的题解，以说明诗文内容含义；对难懂的词语也作了简注。王瑶在其《陶渊明集》中，所费心血颇多。例如系年，有些诗文的写作年代很明确，但还有部分诗文不知作于何时。对后者王瑶也有暂系于某年，或某个时期。对后者，这“暂系”，就更需要考证的功力与时间。为此，袁行霈说：“王瑶先生按写作时代的先后将陶渊明作品重新编排，是一种十分可贵的创举。”（注：袁行霈《陶渊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4页。）另外王瑶对陶诗文还作了“简注”。
王瑶的《陶渊明集》的功力还体现在“前言”之中，首先，他肯定了陶渊明的归隐。论及《桃花源诗并记》时，王瑶认为作品“反映了农民的要求和理想”。他还说，“在亲自参加劳动以及与劳动人民生活的接近中，渊明自己的思想感受也受到了一定的陶ｒóｎｇ＠①和洗炼，因此就使得他虽然处在一个崇尚骈俪的文学风气占统治地位的时代里，而仍能形成一种单纯自然的新颖的风格；这种风格正是田园生活的本色的表现。”此外，王瑶的《陶渊明集》的功绩还在于，从1956年该书出版到1979年之前的20多年岁月里，大陆仅此一部陶集；它不仅长时间的起了普及作用，而且对众多的陶学研究者也是极可宝贵的参考书。
纵观陶学研究第三阶段，陶学研究重点反映在两次关于陶渊明大讨论上。这两次大讨论陶学研究者的积极参与是空前的。仅以第二次大讨论而言，在不到一年半时间内，收到论文251篇，约124万多字。在讨论中，大家采用唯物史观分析陶渊明所处的时代，以及他的生活、作品、艺术风格、文学史上所占的地位、对后代影响等都涉及到了，而且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其收获不小。不过在讨论中也暴露出一些以简单化的“阶段分析”来生硬对待陶渊明这样一位优秀古代诗人的倾向，显示出机械唯物论的局限性。此外，本阶段在有关陶渊明研究资料方面，也有进展，其代表性成果即是《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陶渊明卷》。此书由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两校中文系教师、同学合编。上卷收集自南北朝刘宋直至“现代”史料记载，以及评陶文摘、诗论、语录及文章片断；下卷以陶渊明作品为纲，收集历代有关作品评论。该书由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所收资料丰富，为研究陶渊明的重要工具书。
（四）
陶学研究的第四阶段为1978-1998年。其主要特征为研究的观点与方法的多元化。改革开放引进了许多外国的批评方法。在1985年以前为拨乱反正（多元化的准备时期）；1985年以后，陶学研究正式进入了多元化。多数研陶者沿用唯物史观，同时又加用人性论（以人为本位的理论和方法）。传统古典研究方式，即资料考据在陶学领域也逐渐多起来。由于政治上的改革开放和多种研究方法并用，促使陶学领域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
ｌù＠②钦立的《陶渊明集》，于1979年5月由中华书局出版。《陶渊明集》的功绩，首先体现在校勘方面。这是因为我国古代流传到现在的旧集中，以《陶渊明集》流传最广，版本也较多；各种版本的差异早在宋代就已经成为问题。为此，南宋的《蔡宽夫诗话》中说，“《陶渊明集》世既多本，校之不胜其异，有一字而数十字不同者，不可概举。”因而导致历代注家和研究者意见分歧，莫衷一是。在此种情况下，ｌù＠②钦立知难而进；他以元初李公焕的《笺注陶渊明集》十卷本为底本，以曾集诗文两册本、焦ｈóｎｇ＠③藏八卷本传为苏轼笔迹的元刊苏写大字本等为校本，经过细心校勘，终于完成了这部《陶渊明集》。此部《陶集》的校勘，超过了宋元以来大量的《陶集》版本，为进一步研究陶渊明及其作品，提供了可靠的诗文全集。
ｌù＠②钦立的《陶渊明集》的功绩，还表现在书后所附的《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例如，太元十八年（393年）陶渊明29岁，初仕。“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为了论证这件事的系年，ｌù＠②先生不仅引用《饮酒诗》，还引用《宋书·百官制》加以说明。ｌù＠②钦立的《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对渊明的生平事迹、诗文主旨，以及系年诸方面多有创见，乃是《陶渊明集》的重要组成部分。ｌù＠②钦立的《陶渊明集》研究的功绩，还表现在注释准确，要言不烦等方面。由于篇幅所限不再举例。
ｌù＠②钦立的《陶渊明集》的缺点，也是较为明显的。主要表现在该书“附录一：《关于陶渊明》”一文之中。该文写于“文革”之际，作者违心地为渊明及其作品进行阶级分析，上纲上线。把此文与ｌù＠②先生六十年代论陶文章相比，简直判若出自两人之手。另外《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中，亦有欠妥之处。尽管如此，ｌù＠②先生的《陶渊明集》的出版，使此前二、三百年来出版的《陶渊明集》均相形逊色。
ｌù＠②先生的论文集《汉魏六朝文学论集》，于1984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四十万字，分三编；研陶论文就占一编，其中四十年代发表的论文有《陶渊明行年简考》、《陶潜居里史料述评》和《〈述酒〉诗题注释疑》。1964年ｌù＠②先生又发表了《读陶管见》。在此长文中，ｌù＠②钦立谈了十二个问题。此文可视他对渊明为人、为文和思想的基本看法。由于该文写于1958-1960年第二次陶渊明大讨论之后，从内容考察，可看出它回答了那次大讨论中有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或对讨论中重大问题发展自己的新意。例如，《陶渊明少年时期江州一带各种社会思潮的斗争》一节中，ｌù＠②钦立认为，“陶渊明少年时代的主导思想来自当时的儒家经学，这决定了他的从政理想和事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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