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小说评点这一传统小说研究的基本方式，在晚清开始走向衰落。俞樾从传统学术方法中寻找小说研究新路，代表了从内在理路寻求突破的尝试；梁启超力图借助西方经验，通过大力提倡新小说而行启蒙之实；而真正开拓现代小说学术研究的第一人，则是不仅广泛接受和深入研究西方理论，并且深入反思中国传统学术之弊的王国维。通过胡适的章回小说考证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研究，研究的基本范畴和主要方法开始明晰，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现代学术范式也基本确立。
【关键词】 古代 小说研究 现代学术范式 历史生成

　　
　　我国古代小说研究在20世纪初经历了一个由传统向现代学术范式转型的过程，本文力图揭示小说研究转型过程中，现代学术范式建构的具体历史过程，特别重视和讨论这一过程中，包括晚清学者所做出的贡献，尤其是发掘那些长期被“五四”新文学叙事模式所压抑和埋没的声音，以推进研究的深入和细化。
　　
　　一、小说评点的困境、
　　衰落与新方法的萌芽
　　
　　传统小说研究的基本方式——小说评点，从清嘉庆以后就呈现颓势，但从数量和影响上仍然占据主流话语，这从清代几个主要时期小说评点的数据统计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来：顺治年间，有评点本11种；康熙年间，有评点本31种；乾隆年间，有评点本17种；嘉庆年间，有评点本11种；道光年间，有评点本10种；光绪年间，有评点本36种①。可以看出，小说评点在康熙、乾隆达到繁荣高峰后，就一路衰落下来，道光以后，小说评点逐步进入尾声。但是传统意义上的小说评点余波不绝，尤其是清中叶以来的《聊斋志异》、《红楼梦》和《儒林外史》，吸引着大量的文人评点家，小说批评呈现表面繁荣。《红楼梦》的评点有几十种，《聊斋志异》、《儒林外史》也有多种评点本问世，《镜花缘》、《儿女英雄传》、《荡寇志》、《花月痕》、《青楼梦》等新作，刊本也都附有评点。但是这个时期的小说评点真正有成绩、有特色的是《儒林外史》的评点②，其他大多是平庸之作，理论上无多创新。光绪年间表面繁荣的数目，实质上大多是旧瓶装新酒。大约在19世纪末，随着中西方思想文化的交融，一些思想激进的小说家和小说理论家也大量采用评点这一旧的形式，来表现他们的政治理想和现实感慨，并随着新兴的报刊在社会上流播广远。但是这不过是顶了评点的名义而已，小说评点也就在这回光返照般的虚假繁荣中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
　　“小说界革命”在社会上的成功与影响，小说由传统的边缘文体逐步成为文学的中心，在此一新的历史背景下，一方面是小说地位的不断升迁和影响的不断扩大，一方面则显露出传统小说评点愈来愈捉襟见肘，因此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批评形式的产生。
　　小说评点衰落的更深层的原因，是与此一时期儒家义理之学的衰落有着内在的关联。中国小说评点的产生与演变，本身就与儒家经典研究之学有着深刻的历史联系，这种联系涉及它的精神和形式，体例上既可以在宋儒注解“四书”的形式上找到踪迹，作风上又可以在晚明儒学以狂禅姿态解经中看出影响③。儒家经学一直是中国文论最正统、最主要的知识框架和理论资源，本身就脱胎和取法于儒家经典的研究方法、特别是与宋明理学方法有着深刻历史联系的小说评点这一批评方法与形式，也因此而比较容易获得从士大夫到普通市民的广泛认同和接受，但是：“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社会在西方势力冲击下开始了一个长期而全面的解体过程……由于社会解体的长期性和全面性，儒学所面临的困境也是空前的。”④从而导致了“儒学在近代的解体过程”⑤，当作为小说评点的潜在文化背景与知识支撑的宋明理学本身走向困境的时候，小说评点自身也遭遇了空前的困境。
　　一个值得关注而一直未引起足够重视的历史现象是，朴学大盛于乾嘉时期，而这也正是小说评点开始走向衰落的时期。这时期的学术与思想背景，正是18世纪以来士大夫对于宋明理学在儒家经典解释上的空疏之风极为不满，从而导致了从理学向朴学的转型⑥。与理学不同，朴学更多地是一种学术研究的思路和方法，虽然它诞生和繁荣于对传统经学的研究，但是作为一种学术研究方法，却有着比经学本身更为持久的生命力和适应性。
　　以朴学方法来研究通俗小说，就是传统的小说研究者希图从内部寻找解脱困境的一种思路。清代的乾嘉学派所提倡的朴学方法，不仅极大影响了一代学风，对于小说的创作与理论研究也同样产生了冲击。创作上，《镜花缘》大半与学问有关；而在小说研究上，如王国维《〈红楼梦〉评论》所言：“自我朝考证之学盛行，而读小说者亦以考证之眼读之。”⑦对于《红楼梦》的研究，就体现出这一新的趋势。同治年间孙桐生《妙复轩评石头记序》通过“查进士题名碑”考证贾宝玉即纳兰容若，开王梦阮、蔡元培等人之先河。生于雍正末，卒于嘉庆的周春，将乾嘉学派的功夫用到了小说批评中，他著有《尔雅广注》、《十三经音略》、《读经题跋》等，而其《阅红楼梦笔记》包括《红楼梦记》、《红楼梦评例》、《红楼梦约评》，大体两部分内容：对作品人物、情节的评论和对作品本事的考索⑧。只是这一新萌芽的方法，一方面还仅仅局限于《红楼梦》一书，另一方面也依然包含在评点的老套之中，没有脱离评点的藩篱而自立门户。
　　也许晚清时期小说研究所进行的内在调整，就中国小说学术研究的发展来说，其创造性远不足以扭转和挽救传统小说研究衰落的颓势，但它的发展性与复杂性提醒我们注意到一个基本事实：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近代中国对“西方的反应”大多仍发生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框架内。
　　
　　二、俞樾、梁启超和王国维：
　　各自的历史坐标与价值
　　
　　俞樾、梁启超和王国维三个人基本处于同一时期，却代表不同的学术背景、学术理念和学术追求，在同样寻求小说研究新路的过程中，呈现出各自的历史意义与价值。如果说俞樾是利用传统学术资源，希望能够从传统学术方法中寻找到小说研究新路，代表了从内在理路寻求突破的尝试；那么梁启超则是在政治革命的激发下和新思潮的激荡下，力图借助西方经验，通过大力提倡新小说而行启蒙之实，虽然其着眼点更多在思想启蒙，但是客观上，也切实提高了小说创作与小说研究的地位；而真正开拓现代小说研究学术转向的第一人，则是不仅广泛接受和深入研究西方理论，并且深入反思中国传统学术之弊的王国维。
　　对于俞樾，人们熟知他是清代朴学最后一个大师，是学术史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人物。俞樾学问渊博，治学严谨，一生著述颇丰，总称《春在堂全书》。其治经宗王念孙父子，但又有所发明，《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三书，是他的代表作，体现了他在文字训诂方面的深厚根基。但却很少有人关注到他实际上还是中国传统小说研究的最后一个重要人物，学术的盛名掩盖了他在这一方面的贡献，最多从胡适、鲁迅的有关红楼梦研究的论述中知道他在《小浮梅闲话》里论及过《红楼梦》。
俞樾以晚清著名学术大师的身份和地位，以其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与眼光来研究通俗小说，考镜源流，在研究对象上将通俗小说与传统经典的经、史、子、集置于同等地位，纳入同一范围，一视同仁加以研究。与此前之李贽等异端身份、金圣叹等才子地位，以及张竹坡、脂砚斋等落魄文人地位相比，俞樾的意义与影响，已经超过研究本身。俞樾以国学大师的身份研究通俗小说，反映了社会风习的重大变迁。清中叶修《四库全书总目》之时，通俗小说尚无资格入选，只有传统意义上的文人笔记小说入选，说明正统权威话语、知识谱系和学术谱系中，尚无通俗小说及其评点的一席之地，它们尚处于底层、边缘。明清以来，通俗小说及其评点数量虽然巨大，流行也十分普遍，但却未能进入核心、权威话语，加上通俗小说创作和评点者多为中下层文人，他们无话语权，因而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俞樾介入通俗小说研究，意义就特别重大。
　　
　　与明清评点家多专治一书不同，俞樾的《小浮梅闲话》考证了《开辟演义通俗志传》、《三国志演义》、《隋唐演义》、《说唐演义全传》、《杨家将通俗演义》、《五虎平西前传》、《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演义》、《红楼梦》、《今古奇观》、《龙图公案》等十余种通俗小说，并在《春在堂随笔》、《茶香室丛钞》、《九九销夏录》、《壶东漫录》等笔记中，对《皇明开运英武传》、《三宝太监西洋记》、《女仙外史》、《金瓶梅》、《儒林外史》等十几种小说进行了作者和本事考证⑨。考据数量之多，涉猎范围之广，可谓晚清第一。仿其《群经平议》、《诸子平议》的命名，我们可以称这些对于通俗小说的考据为“说部平议”。
　　俞樾还梳理了平话和话本的缘起和演变。《九九销夏录》卷一二《平话》一条，可能是有关宋元平话最早的考据之一，文中提到《永乐大典》说：“《永乐大典》所收必多此等书。如得见之，亦足销闲娱老矣。”《茶香室丛钞》卷一七《曲海》又说：“《平妖传》、《禅真逸史》、《金瓶梅》皆平话也。《倭袍》、《珍珠塔》、《三笑因缘》，皆弹词也。乃《曲海》所载，则皆有曲本。学问无穷，即此可见矣。”⑩用“学问”一词来形容有关平话、弹词的考据，也许是史无前例的，从中也可窥见他对小说考据与对待古代经典研究，态度上似乎没有太大的差别。俞樾开创的这个新方向，成为后来胡适的毕生追求。胡适在晚年回顾自己红学考证的方法论根源时，一再致意道:“我是用乾、嘉以来一班学者治经的考证训诂的方法来考证最普遍的小说，叫人知道治学的方法。”“我对《红楼梦》最大的贡献，就是从前用校勘、训诂考据来治经学、史学的，也可以用在小说上。”(11)从中不难窥见他和俞樾之间的学术渊源。
　　利用传统学术资源寻求小说研究出路，虽然在《红楼梦》研究等领域沿袭至今，却一直没有被社会广泛接受，没有能够成为主流学术话语与学术范式。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仅仅依靠对传统的内发性调整，不足以解决传统小说研究的危机，不足以应对全新的小说生存环境。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梁启超的小说观念应运而生。梁启超的小说观念受西方影响，主要考虑政治与启蒙，竭力抬高小说地位，作为政治和思想启蒙的工具，作为开发民智和改造国民的工具，参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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