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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现代学术范式的历史生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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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6:1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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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小说，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12)。
梁启超小说理论的实质是改良传统文学，使之能更有效地给社会以启蒙。这实际上是近代文论“经世致用”观念的符合逻辑的演化结果，传统的“教化”以现代性的、具有西方色彩的“启蒙”面目出现，开始了自身的蜕变，并因此获得新生，使传统文学观中的实用主义、道德主义和文学的使命感得到重新阐释，使之一直顽强地延续到“五四”以来的“文学革命”和“革命文学”之中。1921年鲁迅《域外小说集》新版序就说：“我们在日本的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13)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转型过程中，通过小说这种虚构叙事作品由边缘文体上升为文学正宗的轨迹，我们可以发现文学在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构建中的重要功能，同时也可以充分认识到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的”和“建构的”特点。梁启超不仅是中国现代启蒙主义先驱，而且同时率先提倡“新小说”和“政治小说”，他发表的中国第一部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开启了后来陆士谔的《新中国》和蔡元培的《新年梦》等有关“新中国”这一重要的文学想象。但是，梁启超虽然提升了小说研究的地位与影响，将小说编织进中国民族国家的现代性叙事中，却在小说研究新范式的建构方面，没有提供太多的重要成果。
学术自治的最初倡导者之一是王国维，他受西方影响，强调学术独立，以学术为目的而不是手段，在《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一文中，一反国人的“功用”价值观念，极力倡导哲学与美术的独立价值和神圣地位。(14)1905年发表的《论近年之学术界》，则是王国维对当时学术界只重“实际”的一次全面批判，他提出了在当时极富新意的观点：“故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学术为手段而后可也。”他一方面引进西方现代学术的普遍观念，即学术以求真为目的；另一方面又接受了西方生命哲学家的人本主义思想，主张学术以满足人性的需要为目的，因此他提出：“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然则吾国今日之学术界，一面当破中外之见，而一面毋以为政论之手段，则庶可有发达之日欤?”(15)
1904年王国维发表的《〈红楼梦〉评论》，是第一篇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小说批评文章，具有标志性的意义。文章首次借用西方美学思想观念和方法来分析一部中国古典小说名著，揭开了20世纪中国现代小说学术研究的序幕。从此，中国传统小说批评在西方近代美学的影响下，开始了现代性的转型。这篇文笔舒畅、大气磅礴的论文，打破了传统小说批评感悟式的残丛小语的话语方式，而代之以贯穿理性、逻辑严密的长篇论述，形成了不同于以往批评路数的现代批评新景观。他在全面把握中西方文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整套以“审美”为核心的文艺美学解释体系，在客观上对梁启超的功利主义文艺观起到了补正纠偏的作用。正如《〈红楼梦〉评论》所体现出的，王国维始终关注着人生的痛苦与解脱这一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这是王国维所发现的中西方文化的共通点，也是他全部文艺美学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
因此，俞樾开启的小说研究中具有现代特征的朴学方法的转向(16)，成为小说研究现代学术转型发生的内在依据与初始环节。正如本杰明·史华慈所指出的，在19世纪末以前，最活跃的一些中国思想家所关注的，仍然一直是那些人们熟悉的、反复发生的社会问题，他们对这些问题作出反应所依据的，是与过去有着有机联系的思想，是在中国的思想流派的背景中进行的(17)。朴学方法正架起了从传统到现代小说研究的过渡与桥梁。梁启超以西方启蒙理论重新理解传统小说，小说地位的空前提高与运用西方文学观念解读古代小说的尝试，使古代小说的批评和研究带有不同于以往的性质，它成为古代小说研究从古代评点式向现代学术研究转型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王国维则通过融合传统方法与现代西方理论，奠定了真正现代学术意义的小说研究的最初基础。正是由于王国维自觉而明确的学术立场、学术目标，以及自觉吸收学习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学术研究方法，从而使他站在时代学术思想的前沿，成为现代中国小说研究的开创者。
三、胡适和鲁迅：
小说研究范式的现代建构与生成
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一方面，有着自身的内在原因和依据，只是这一方面的确长期被忽视和遮蔽了；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西方思潮的冲击和影响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精神、科学方法以及种种思想观念的输入、吸收与转化，使中国现代学术得以生成和发展。
胡适对中国现代小说的理论建设无疑是开创性的。1918年3月胡适关于“短篇小说”的讲演可以说是我国现代第一篇小说理论的专论，在中国小说理论史上第一次为“短篇小说”做出现代文艺学的界说(18)。1919年胡适在致钱玄同的一封信中说：“研究中国小说的起源、派别、变迁等，这事业还没有人做过，所以没有书可看……将来我很想做一部《中国小说史》，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他。”(19)胡适结合中西，将传统乾嘉学派的历史考据功夫与杜威的实用主义相结合，获得新、旧两方面认同，从而回国后得以在学界立足。胡适的《〈水浒传〉考》原初只是作为上海亚东图书馆以新式标点和现代文法处理出版的《水浒传》的序言。不料该书一出版即风行一时，短短两年时间就销行了八版，凡一万一千余部(20)。于是亚东图书馆在胡适指导下又陆续出版了其他的新式标点本古典小说，包括《儒林外史》、《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镜花缘》、《水浒续集》、《老残游记》、《海上花列传》、《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官场现形记》、《宋人话本八种》、《醒世姻缘传》及《今古奇观》、《十二楼》等，加之最早出版的《水浒传》，共计十六种，其中前十四种皆有胡适撰写的考证序论。由此，亚东图书馆从一家默默无闻的小出版社一跃而成为全国知名的新文化重镇，胡适的古典小说研究也因此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陈子展1930年在其授课讲义基础上出版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中盛称新式的小说研究，他认为小说研究：“以胡适考证的成绩为最大。在胡适从事这项工作的略前一点，未尝没有小说考证。如钱静方的《小说丛考》，蒋瑞藻的《小说考证》，但都不过是一些片断的笔记，零星的考证材料，不好算做若何有条理有见解之历史的考证，文学的批评。又如王梦阮的《红楼梦索隐》，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似乎可以说是历史的考证了，但经胡适考证的结果，指出他们不过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的情节，其实他们并不曾做《红楼梦》的考证，只做了许多《红楼梦》的附会！我以为胡适在这方面最大的贡献，不在他这十几篇小说上的考证批评文章，而在他于这种考证批评上应用的方法。”(21)陈子展特别强调胡适的贡献“在他于这种考证批评上应用的方法”，是慧眼独具的。
胡适对于中国小说研究的现代学术范式的建立，可谓功勋卓著，而其中最为重要、也是胡适自己最为得意的，便是研究小说的现代学术方法。这一方法的核心，即“历史演进的方法”，在《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中，胡适将其概括为下列公式：
（1）把每一件史事的种种传说，依先后出现的次序，排列起来。
（2）研究这件史事在每一个时代有什么样子的传说。
（3）研究这件史事的渐渐演进：由简单变为复杂，由陋野变为雅驯，由地方的（局部的）变为全国的——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由寓言变为事实。
（4）遇可能时，解释每一次演变的原因。(22)
胡适所提倡的这一研究方法，成为小说研究的现代范式的核心方法论，也是至今仍然有效的基本研究方法。胡适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一件事，即写一部《中国小说史》，最终历史地落在了新文化运动的另一员主将——鲁迅的身上。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开创了现代意义的对于中国小说的史的研究。鲁迅的研究受到现代学术研究特别是日本学者的影响，已经为人们所熟悉，但同时鲁迅作为章太炎门生，俞樾再传弟子，受俞樾《茶香室丛钞》的影响，同传统经学家一样重视文献、考据、辑佚、辨伪，不仅有坚实的朴学功夫，而且也像俞樾一样，将其运用于传统小说研究中。
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曾师从章太炎学习文字学，因而有很好的旧学基础。其《破〈唐人说荟〉》一文充分显示了鲁迅在版本目录学上的造诣，鲁迅认为：“目录亦史之支流。”(2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开篇便有对古代小说书目的独到研究，他还编写了《说目》、《明以来小说年表》、《采录小说史料目录》等小说书目。《古小说钩沉》的辑佚是在《说目》基础上形成的，《唐宋传奇集》的辑录和编纂体现了他校勘学方面的功力，《小说旧闻钞》则直接继承了俞樾《茶香室丛钞》的传统，而这一切恰恰构成了《中国小说史略》坚实的文献基础。
虽然同样重视文献、辑佚，辨伪，但是与胡适不同，鲁迅有高水平的文学创作能力和丰富的创作实践，又有深邃的史识和洞察力，这使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成为至今在许多方面仍然无法被后人超越的经典。
《中国小说史略》具有深刻而独到的史识，这突出体现在他对中国小说历史演进的总体把握上：他以时代为经，以小说类型和流派为纬，把数千年纷繁复杂的小说观念和创造实践，熔铸于一个大的历史框架之中；他不是孤立地研究一部部作品，而是关注作品前后左右的联系，把作品置于其生成的时空中，联系社会、政治、思潮和宗教、文化等分析其丰富的社会历史内涵；他独具慧眼，依托他所积累的丰富资料，所贯通的中外文学原理，以及自己在实践中所感悟到的创作真谛，对众多作家作品发表了一系列前无古人的独到见解；这种史家的识见和编写体例，终于使小说研究摆脱了对个别作家作品进行点评或考证本事的传统方式，走向综合性的整体把握。具体地说，《中国小说史略》体现了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1）体例完整，内容全面，清晰勾勒出中国小说产生、发展和演进的全过程。
（2）理论体系，多有创新，全书经纬交错，结构宏富，大开大合，并概括出很多科学而富有创意的概念、范畴和类型。
（3）资料扎实，立论精审，不同于胡适单纯以“历史演进法”来考证小说的演化，而是在辨析历史源流的基础上，突出文学这一精神产品的创造，将它更多与当时思想文化的氛围及其文人心态结合起来。
鲁迅所提供的典范，至今仍然深刻影响着小说史的编写和研究。
通过胡适的章回小说考证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研究，作者的家世生平、小说的成书年代、版本目录、故事源流、文本阐释等成为小说研究的基本范畴，历史考据法、历史演进法以及结合作者、作品和背景的社会—历史研究法等成为古代小说研究的主要方法。从此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现代学术范式也就基本确立起来，并且一直延续至今。
①谭帆：《中国小说评点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6页。
②孙逊：《关于《儒林外史》的评本和评语》，《明清小说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30—251页。
③杨义：《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07页。
④［美］余英时：《现代儒学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29—230页。
⑤［美］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32页。
⑥参见［美］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赵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⑦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19页。
⑧陈洪：《中国小说理论史》（修订本），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81页。
⑨俞樾：《春在堂随笔》附录《小浮梅闲话》，《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六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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