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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末年日本人的台湾论述——以上野专一、福泽谕吉与内藤湖南为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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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6:2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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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张：福泽谕吉不仅将台湾岛当作日本的殖民地，而且他笔下的台湾“土人”，应以最严酷的方法加以镇压。他在1896年1月8日说：（注：福泽谕吉：〈台湾骚动〉，《时事新报》1896年1月8日社论，收入：〈福泽谕吉的台湾论说（二）〉，《台湾风物》41卷2期，引文见页77。）
我对征讨、镇压的方法，也有不少遗憾的感觉，但是提起往事无补于事，这次骚动正是绝好的机会，应以军队彻底扫荡，斩草断根歼灭丑类，将土地尽行没收，以举全岛为官有地的决意，实行英断。否则仅止于一时性的镇压，今后这种骚动必然迭起，非但措置不妥，而且每有骚动就会引起国内人心的动摇。影响所及，商业的繁荣受到妨碍，甚至有意迁往该地的企业，也会因此取消计划，致使刚欲向外发展的机运遭受挫折。
海外领土的小纷扰虽非国家的大事，但是影响却不少。我欲再向当道劝告：应该当机立断，一举消除祸根，永久断绝骚动之患。
福泽进一步主张：在经过严酷的镇压与扫荡之后，应再严格检查台湾人是否真正顺从，他说：（注：福泽谕吉：〈台湾善后方针〉，《时事新报》1896年1月15日社论，收入：〈福泽谕吉的台湾论说（二）〉，引文见页77-78。“土人”一词可指住在台湾的人，也可指为未开化的人。）
关于处理台湾的骚动，如在前号论述，无非下定英断歼灭丑类，使其一人无存，以期扫荡全岛。该岛民等狡狯，遭遇我大军便临时佯装顺民，窥悉兵力单薄就忽然蜂起逞凶，其无智宁可垂怜，然而他们的本性顽冥不灵，究竟未能醒悟，应以除非将其歼灭别无办法的觉悟，一举扫尽丑类。或有人以为他们之中，不无真正的顺民，而竟一举予以歼灭，未免太残忍，不过我说歼灭，意非并合其种族予以歼灭。
愿意顺从我国的人民，就是日本国的良民，当然应该厚加保护，但是如果仅以表面上的顺从，便认为良民，则是一大错误。比如这次骚动，实际上必有煽动者，惟响应煽动而蜂起的几万贼徒，不外是平时认为良民的徒辈。他们并非从心底真正服从，征之事实已经明显，所以纵使再遭大军征讨而表示一时的顺从，对曾经响应煽动而抗拒我国者，断不可宽容，应该悉予付问军律，给予严重的处分。
为什么应对台湾人采取这样的镇压手段呢？福泽谕吉解释说，这是因为台湾的人是“纯粹的外国人民”，（注：福泽谕吉：〈台湾施政の官吏〉，《时事新报》1896年7月19日社论，收入：〈福泽谕吉的台湾论说（三）〉，《台湾风物》42卷1期，引文见页130。）而且：（注：福泽谕吉：〈先づ大方针を定む可し〉，《时事新报》1896年7月29日社论，收入：〈福泽谕吉的台湾论说（三）〉，《台湾风物》42卷1期，引文见页131-132。）
因为当初已经清楚，令其割地之目的，完全在土地而不在人民，所以关于处理该岛的问题，当局应该仅考虑土地，断不可把岛民置于眼中。应该抱持一种觉悟，以为实际上得到名叫台湾的无人岛，从而决定经营的大方针。如果按照这方针办事，百般问题迎刃可解，一定非常容易，毫无困难。应该断行所欲为，目的唯在收取土地。如果该岛民等心服我政令，而真正表示顺民之实，即令他们不投我们所好，实际上也未便给予严重的处分。可是他们非但不从心底归服，动辄相率企图反抗，杀戮我官吏人民，实为顽迷非法之徒，迄今骚乱不绝，宁可趁其频繁骚动的机会，固应将罪状明白者，付诸严重处罚，而苟有帮助或隐蔽嫌疑者，则不留情地驱逐境外，并将其土地财产等，尽予没收为官有。
福泽谕吉在1896年8月8日，更赤裸裸地宣称，应将台湾当作“无人岛”，他说：（注：福泽谕吉：〈台湾岛民の处分基だ容易なり〉，《时事新报》1896年8月8日社论，收入：〈福泽谕吉的台湾论说（三）〉，引文见页135-136。）
关于处理台湾的问题，我的意见认为应以严格为旨趣，丝毫不宽贷，苟有岛民等反抗的迹象，固然要以严刑处罚，至于鸦片，则施行与内地相同的法律，不能承受的人，不留情地驱除出境。要之，我认为应将全岛看成无人岛行事，唯希望当局对此该有英断，这种论旨，谅读者已经有所了解。
〔……〕
我敢保证，实际上的处置，没有他们想象那么麻烦。本来该岛民企图反抗，正是道地的螳臂当车。台湾人虽愚，应该自能量力察觉利害，惟因他们不详悉日本人的力量，所谓初生犊不怕虎，而妄作抵抗，只要将实力显示其眼前，尽管他们无知，当能悟之不可争而自行屏息。以土匪的蜂起为例，据悉去年以来，经我军扫荡流血的地方大都平稳，而骚动的发生，限于我军通过而未流血的地方。就是因为不知日本军的力量，他们才会蜂起。所以，凡是有反抗形迹的人，应该尽予诛杀，使其一人无存，以歼灭丑类。三百万岛民当然不可能尽为不轨之徒，即使有异志之辈，如果目睹可怕的事实，也会改心变成顺民。这是杀一儆百的办法，土匪之类即使尽杀，为数并不多，而促使全岛民翻然悔悟的功效却很大。所以，我主张应该给予严重的处分。
根据福泽上述的言论，福泽主张“凡是有反抗形迹的人，应该尽予诛杀，使其一人无存”，如此就可以使台湾人“改心变成顺民”，这是典型的帝国主义者的论调。
现在，我们将福泽谕吉的台湾论述，与他在日本国内所提倡的“文明开化”论点加以对比，就可以看出：作为台湾论述者的福泽谕吉，与作为日本启蒙思想家的福泽谕吉，不仅判若两人，而且形同水火，两者绝不兼容。
(3)“平等”价值及其背叛：福泽谕吉在《劝学篇》这本影响近代日本至深且钜的书的第一篇〈学问的旨趣〉第一段，令人动容地宣称：（注：福泽谕吉著，群力译：《劝学篇》，页2。）
“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这就是说天生的人一律平等，不是生来就有贵贱上下之别的。人类作为万物之最，本应依凭身心的活动，取得天地间一切物资，以满足衣食住的需要，大家自由自在，互不妨害地安乐度日。
他在此书第二篇又申论“人人生而自由平等”之义说：（注：《劝学篇》，页9。）
人的出生是天之使然，而非由于人力。他们之所以能够互相敬爱，各尽其责和互不妨害，是由于根本上都是同一人类，共戴一天，并同为天地间的造物。譬如一家之内兄弟和睦相处，根本上也是基于同系一家兄弟，共戴一父一母的人伦大义。
所以如就人与人之间的均衡一致而论，我们不能不说人与人是平等的。但是这种平等并不是现实情况上的平等，而是指基本权利上的平等。
福泽谕吉不仅主张人与人应平等，而且在此书第三篇中，他进一步申论国与国之间也应求其平等。福泽说：（注：《劝学篇》，页13。）
凡名为人，无论贫富强弱，又无论人民或政府，在权利上都是没有差别的。兹再推广此意来讨论国与国的关系：国家是由人民组成的，日本国是日本人组成的；英国是英国人组成的。既然日本人和英国人同样是天地间的人，彼此就没有妨害权利的道理。一个人既没有加害于另一个人的道理；两个人也没有加害于另外两个人的道理；百万人、千万人也应该这样。事物的道理原不能由人数多少来变更的。
福泽谕吉在上文中说：“日本人和英国人同样是天地间的人”，所以“一个人……没有加害另一个人的道理”，但这项平等原则显然并不适用于在台湾的人。福泽曾说日本占领台湾以后，“凡是有反抗形迹的人，应该尽予诛杀”，（注：福泽谕吉：〈台湾骚动〉，《时事新报》1896年1月8日社论，收入：〈福泽谕吉的台湾论说（二）〉，《台湾风物》41卷2期，引文见页77。）福泽谕吉自我矛盾前后有如此者！
(4)“自由”价值及其背叛：
福泽谕吉在《劝学篇》第七篇，引述美国教育家威兰德(Francis Wayland,1796-1865)的学说，强调“勿以自己的意志强制他人”，他说：（注：《劝学篇》，页45。）
我们做人的道理，就在于不妨害他人的权利，自由自在地运用自己的身体。至于行其所好，忍其所欲，或事劳动，或事嬉游，或为此事，或务彼业，或则昏夜用功，或则懒散无为，终日蜷伏安寝，因与他人不发生关系，也就没有从旁议论其是非的理由。
福泽在这里宣传的是近代西方一个重要价值理念——自由。
但是令人惊讶的是，福泽谕吉在日本宣扬“文明开化”论时，所高举的文明社会之价值——自由，并不适用于台湾人民。我们看看福泽对台湾人所发表的言论：（注：福泽谕吉：〈政令に从はざるものは退去せしむ可し〉，《时事新报》1896年7月31日社论，收入：《福泽谕吉的台湾论说（三）》，《台湾风物》42卷1期，引文见页134。）
日本把外国领土收入版图，以此为首次，自难免有生疏之处，尤其又要顾虑外国的风评，但是若观察文明诸国对新领土的措施，则非常令人惊讶。某国甚至曾以属地人民有不轨举动为由，划方圆几里之地，凡是居住其中的人，不分男女老幼悉予屠杀。也有本国人在新得领土的野外打猎，因误认而枪杀土人，经检察官起诉后，本人出庭申辩完全误以为狐狸将其击毙，结果推事非得已而实时放人。这实有其事，由此可以窥知情形的一端。至于现在日本人欲在台湾禁止鸦片，是真正的正当防卫手段，与这些例子不可同日而语。
这是在世界公众的面前，堂堂正正行之而毫无忌惮的事，希望当局者决予断行，苟有不服从命令者，则不留情地驱逐境外，以收真正版图之实。
福泽谕吉引述外国帝国主义者屠杀殖民地人民之先例，以证明日本人压制台湾人自由之合法性。福泽甚至强力主张凡是不顺从日本的台湾人“应以军队彻底扫荡，斩草断根歼灭丑类，将土地尽行没收，以举全岛为官有地的决意，实行英断”。（注：吴密察：〈福泽谕吉的台湾论〉，收入氏著：《台湾近代史研究》（台北：稻乡出版社，1990），页71-112。）这样对待台湾人民的言论，很难想象是出自在日本提倡自由平等等“文明开化”价值的启蒙大师之口！
（三）内藤湖南
内藤湖南心仪中华文化，1899（明治32）年9月初游中国，他用“痛惜”二字形容初见山东荣成湾之荒凉的感受；（注：内藤湖南：〈燕山楚水〉，收入：《内藤湖南全集》，第2卷，页22。）他游北京崇文门感到“无限凄凉，不觉泪下”；（注：内藤湖南：〈燕山楚水〉，收入：《内藤湖南全集》，第2卷，页39。）他醉心于西湖月色，不免赋诗舒感。（注：内藤湖南：〈燕山楚水〉，收入：《内藤湖南全集》，第2卷，页40-41。）内藤湖南心灵深处跃动着炽热的中国情怀。他曾撰文反驳明治20年（光绪13年，1887年）前后随着日本国民意识高涨而来的“日本人的天职”之类的口号，（注：内藤撰有〈支那论〉、〈清国の立宪政治〉、〈日本の天职と学者〉以及〈所谓日本の天职〉等文，其中前二篇已由傅佛果译为英文：Joshua A.Foeel,ed.and tr.,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Vol.XVII,No.1,(Fall,1983):Naito Kona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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