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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末年日本人的台湾论述——以上野专一、福泽谕吉与内藤湖南为例

时间:2009-8-8 16:46:28  来源:不详
1898(明治31)年4月,在台湾一年多的时间里,在《台湾日报》发表多篇社论,广泛评论台湾的政治、交通、财政各方面问题,很能反映当时一些日本知识分子的台湾观。
    内藤湖南精研中国历史,学问自成一家之言,史学界一般通称为“内藤史学”。“内藤史学”的基本论点认为:中国历史发展到了唐宋之际是中国文化经济巨变的时代,内藤湖南认为唐代是中世社会之结束,宋代是近世社会之始,而唐末至五代则是唐宋转型的过渡时期。唐宋的历史转型主要表现在(1)贵族政治衰微,君主独裁代兴,(2)君位的变化,(3)君主权力的确立,(4)人民地位的变化,(5)官吏任用法的变法,(6)朋党性质的变化,(7)经济生活则从唐代的“实物经济”向宋代以后“货币经济”转变,(8)文化上出现经学、史学与文学的变化以及庶民文化的兴起等现象。(注:参考:高明士:《战后日本的中国研究》(台北:明文书局,1996修订版),页104-116。)在内藤湖南的著作中,以上这些作为中国史的“近世”的指针,均以近代欧洲史作为参考架构。
    内藤湖南的学术世界的另一项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文化中心移动说”。中日甲午之战以后,内藤湖南主张日本经此一役已然成为新的文明中心,他说:(注:内藤湖南:〈日本の天职と学者〉,收入《内藤湖南全集》,第1卷,页130。此文原发表于明治27年(1894年,光绪20年,甲午)11月9日、10日之《大坂朝日新闻)。)
    夫河洛之泽尽,而关内之化盛;北方之文物枯,而南方之人文荣,亦以时而命之所也。埃及、西亚利亚、印度、波斯、菲尼斯亚、希腊、罗马,相踵递起,而各以时而命也。彼皆于其时,应是人道和文明宣扬之最力者,而又于其迹,各见克尽其任者。文明之中心,与时所以移动者其存由此,今又将大移,识者实久知此间之肯綮,〔……〕
    内藤湖南主张,生于文明中心的日本之国民,应“以斯邦而尽其人道之天赋”。(注:内藤湖南:《内藤湖南全集》,第1卷,页132-133。)内藤这种主张,与他在台湾时所发表的台湾评论,颇可互相发明。
      三、三位日本人的台湾观中的思想倾向:帝国主义思想
    十九世纪末年上野专一、福泽谕吉、内藤湖南这三位日本人,身份不同,专业领域互异,例如,上野是专职外交人员,福泽是提倡“脱亚入欧”的西化论者与启蒙思想人物,内藤湖南则推崇中国文化的先进性,主张中国的“近世”开始于唐宋之际,而且是中国史研究的“京都学派”的创始人。但是,细绎他们三人针对台湾所发表的诸多意见,却呈现若干近似的帝国主义思想倾向。
    所谓“帝国主义”(imperialism)是一个涵义广泛的名词。在世界史上,帝国主义在不同时代与地区也各有互异的表现方式。我在这里所谓“帝国主义”一词,取其广义而言,指称“将母国的权力通过兼并或侵略等方式,而延伸或扩展到他国之领土与人民之上”(注:关于“帝国主义”的定义,参看:The Fontana Dictionary of Modern Thought,eds.,by Alan Bullock and Oliver Stallybrass(London:Fontana Press,1977),pp.409-411;David Roberstson,A Dictionary of Modern Politics(London:Europa Publication Ltd.,1985),pp.154-155.)而言。上述心态就是一种帝国主义思想。在这项定义之下,本文所探讨的十九世纪末年的这三位日本人的台湾观,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帝国主义思想倾向。
    (一)上野专一
    首先,我们检视日本外交官上野专一的看法。上野在《台湾视察复命》第一号说:(注:上野专一:《复命》,页37-38。)
    此次若刘〔铭传〕引退于台岛,由从前之关系推论所见,清国也必因此自然注目于该岛之力日减。果然如此的话,今后对于该岛之事业上,也许会引入外国之资本以继续为之,故很难言不由外力来推展。掌握该岛之将来,无论从东洋之政策上或对于我国人而言,我认为从今以后最有注意之必要。卑官此次巡查访视该岛之内部,除物产丰盛之外,又视察其它之事,实惊其富饶,如以金银铜铁类为始,其它如人民生活上必用之物品,无一不具全,真可称天与之宝藏。关于土地关系,今宜十分注意其尽力于内地之开拓,若要把东洋一大富荣之天地,创作于此岛上,乃不难之事。然此岛在支那姑息政策之统治下,永埋没于此天与之宝物于地中,决不能成为世界之公益,诚可惜之事。卑官巡视台湾府城安平之处,曾见荷兰人所筑之炮台古迹,想到二百五十余年前,我国人对于台岛之割据,大振威力于南清,将名声显耀给该岛土民(荷兰人在当时战争之后,把我日本之阵帽阵旗,作为赏给土兵之功劳,土兵咸喜此赏赐,而觉无上之光荣)。追怀往事,而想到今日我通商贸易,不振于东洋,不胜慨叹。
    上野专一在以上这一段台湾视察报告的结论中说,过去日本之侵占台湾“大振威力于南清,将名声显耀给该岛土民”,可谓十足的帝国主义者的口吻。
    上野专一在高雄(当时称为打狗)曾与一位在台湾居住20年的英国医师谈话,他引述这位英国医师的话说:(注:上野专一:《复命》,页12-13。)
    近来内部土民之心情,羡慕外国人,想要暗地里实现诱导外国进行保护干涉之事,迄今未果,我想今如果有一外国占有台湾之番地,细察土人之意向,施之以宽大之政治,尝试使之免除政府之苛政,则彼等自然展开双臂欢迎。现今支那官吏是否这样丧失一般人民之欢心呢?本来无论台湾南部,连北部亦以米谷为始的杂货品等,并无另外征收厘税,只有地租之税收制度,其实税收是非常少的,甚至在其它地方都无税收。自从刘铭传来台,谋求内地之开拓,颇被课予苛法之税,可说是违反台湾人民之向背。米谷不用说,砂糖以及其它实用的细末之食品,一概课予厘税,而且从各地而来唱和他的清官候补员,伺候于刘之衙门,乞讨就官者,其数达到几百之多。而彼等若一朝得幸,得到任官,置内地贫富之如何于度外,到处汲汲于填满自己的囊袋,只是自由自在地挤人民之膏血,此实清官人种之特情。追数台岛全部官吏不断增加,但人民益增不平之声,如客家种族,日日出没于生蕃界,和上述人民之心情是一样的,皆痛心地想要去抵抗地方官吏,以后更有进一步希望如下的说法:若乘此虚由他国占领此蕃界,劝勉得到蕃民之信用,渐次布予德政,则掠取台湾全岛之事,盖容易之事也。
    在上野与英国人的对话之中,台湾被当作无主之岛而成为被讨论的对象,如何“掠取台湾全岛”才是这场对话的重点,充分透露出帝国主义者的心态。
    (二)福泽谕吉
    这种帝国主义心态,也很明确地表现在启蒙思想人物福泽谕吉对台湾的言论之中。福泽谕吉从1894年12月起至1898年5月止,在《时事新报》针对台湾事务,发表一系列看法。这一批以“社论”为名的系列文字,已由陈逸雄译为中文刊布,(注:陈逸雄译解:《福泽谕吉的台湾论说》(一)(二)(三)(四),《台湾风物》41卷1期及2期,42卷1期及2期。)极具史料价值。这一系列文字中所涉及的具体政经主张已有学者加以介绍,(注:吴密察:〈福泽谕吉的台湾论〉,收入氏著:《台湾近代史研究》(台北:稻乡出版社,1990),页71-112。)本文将集中探讨这一系列文字中所呈现的思想倾向。
    福泽谕吉的台湾论述,充分显示他的帝国主义思想倾向,彻底违背他作为近代日本启蒙思想家所提倡的各种开明主张。我们先分析福泽谕吉的帝国主义心态,再取他自己在日本国内的开明主张互作对比。福泽谕吉的帝国主义心态,在他的台湾论述中表现在两个方面:
    (1)对台湾的土地之主张:福泽谕吉完全将台湾视为日本帝国的海外殖民地处理。他在1894年12月5日的社论中,主张甲午战后日本是战胜国,所以有充分理由要求割让台湾,以继续维持琉球的安全,他说:(注:福泽谕吉:〈台湾割让を指令するの理由〉,《时事新报》1894年12月5日社论,陈逸雄译解:〈福泽谕吉的台湾论说(一)〉,《台湾风物》,41卷1期,页88。)
    清国政府的年报,显然将冲绳县划入版图,眼中全无我国主权,其胡为实非语言所能表达。它所以迄今尚未滋事,实因为国内有迫切困难,该国政府无暇顾及而已。苟有余力,它的野心在于将台湾作为军事基地,来侵犯我国边境;这是多年来昭然若揭的事实,因此台湾是我榻傍的鼾声,为了维持永久和平,把它收归我有,乃日本当务之急,令其割让该地,岂有敢置一句非议者?我不是说为了日本的方便要略取台湾,而只是为了我国边境冲绳的安全,要根除支那人的野心而已。这也是戒备边境的正当防卫手段之一,希望世人不要忽视这种军国的大道理。
    福泽谕吉认为,日本不仅基于琉球的安全而应割据台湾,而且,更着眼于台湾可以提供日本的军事、政治及经济所需的经费。福泽谕吉说:(注:福泽谕吉:〈台湾割让を指令するの理由〉,《时事新报》1894年12月5日社论,陈逸雄译解:〈福泽谕吉的台湾论说(一)〉,《台湾风物》,41卷1期,页91。)
    这次的台湾,目前固然不容易偿还军、政费用;惟该地气候温暖、物产丰富,今后极有希望,若以陆海军防卫,同时用正直的政令保障生命财产,使内外人士安居乐业,必可带来繁荣;这样便能使日本国民年年岁岁多得利益,这种利益就是国家永远的利益,可以偿还军、政经费而有余。关于这一点,我敢断言给以保证。

    上面这段话所谓“国家永远的利益”当然是指日本的利益,台湾应为日本而存在。所以,福泽谕吉在1895年8月11日社论中,进一步申论说:(注:福泽谕吉:〈台湾永远の方针〉,《时事新报》1895年8月11日社论,收入:上野专一:《复命》,页95。)
    该地的处理方法,应该效仿盎格鲁撒克逊人种开发美洲大陆的办法,把无智蒙昧的蛮民尽予驱逐境外,由日本人掌管一切殖产权力,以确定举全岛使之日本化的方针,逐渐付诸实行,以期永远的大利,是为我所希望。
    福泽主张由日本人掌管台湾一切的殖产权力,以保证使台湾彻底日本化,这是赤裸裸的帝国主义者的口吻。
    (2)对台湾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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