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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末年日本人的台湾论述——以上野专一、福泽谕吉与内藤湖南为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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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6:2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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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of Modernity in Chinese History,pp.24-87。）他关心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的走向，《内藤湖南全集》第5卷收录〈时事论〉、〈清朝兴衰亡论〉、〈支那论〉及〈新支那论〉等论文，内藤的现实关怀跃然纸上，他对中国前途的言论前后颇有变化，值得细加分析。内藤湖南在旅游中国之前，先来台湾，时在1897（明治30）年4月，停留到1898（明治31）年4月返回日本。
怀抱着这样强烈对中华文化的向往，内藤湖南滞留台湾一年多的期间，自然流露他对中华历史英雄人物的景仰之情。例如1897年10月10日在《台湾日报》赋〈亡题〉诗云：（注：《内藤湖南全集》，第2卷，页446。）
正正堂堂国姓爷，丹心报国誓无他。
当年英爽归东极，直到如今不少差。
又赋〈似守备兵三首〉其一云：（注：《内藤湖南全集》，第2卷，页446。诗题中之“似”字疑为“拟”字之误植。）
台湾一万有余兵，忍使居民屡吃惊。
一贼难擒人巷议，使君朝夕仰天行。
这些诗作，处处流露出内藤湖南对郑成功的景仰与对台湾治安的关怀。
但是，这一位心仪中华文化，“白首兼优才学识，青衿穿贯史经文”（注：铃木虎雄〈奉送湖南前辈蒙命西航〉诗，收入：《航欧集》，内藤湖南自印本，现藏日本关西大学总图书馆“内藤文库”。《航欧集》系1926年（大正15年丙寅）9月，内藤虎次郎自印之诗集，内有内藤虎次郎手书“航欧十五律”并附有铃木虎雄、狞野直喜、荒木寅、长尾甲、内村资深、仓石武（次郎）等友人赠诗，很能反映二十世纪初期日本汉学者旧学之素养。）的汉学大师内藤湖南，在面对日本的新殖民地台湾时，却展现类似福泽谕吉的帝国主义者的论调。我们细绎内藤湖南的台湾论述，可以归纳其具有帝国主义思想倾向的论点如下：
(1)台湾人应与日本人同化：1897年7月27日，内藤湖南主张占领台湾之后约十年，应将台湾的生活习俗完全改变，以便同化于日本。这种移风易俗之事甚至不必等待数十年就可见绩效，例如李春生(1838-1924)、辜显荣、陈春光等台湾名流已经断发，接受日本习俗。除了改变台湾人的辫发缠足等风俗习惯之外，内藤湖南也主张，日本殖民政府对率先接受日本习俗的人，除了授与绅章以资奖励之外，也应授与羽织ｋù＠①等日本服饰。对国语（案：指日语）学校的员生之俊秀者，亦应优予赏赐。（注：内藤湖南：〈移风易俗の一环〉，收入：《内藤湖南全集》第2卷，页388-390。）
(2)台湾施政乃是为日本殖民之所需：内藤湖南在台湾滞留期间，虽然主张彻底改变台湾人的传统生活习俗，以接受日本同化，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内藤湖南却强力驳斥当时一度流行的对待台民的“一视同仁说”。当时有一部分人士意见以为，台湾既已成为日本属地，台湾三百万人既已人日本帝国之国籍，自应与日本人一视同仁，同等对待。内藤湖南强烈反对这种“一视同仁说”。
内藤湖南认为，精致的文明政治是人类经历诸多失败，损失诸多生命与财产才能赢得。如果将这种福祉施予后进地区的人民，则与人道的常规与人间同情之旨意有所违背，而且，这种做法不仅是不明时情，更是不察理势。内藤湖南指出：台湾的人民与一般生蕃，都是非常低等的种族，既无国家观念，亦缺乏侧隐之心，只有趋名好利，不适合“一视同仁”的德政。
内藤湖南又指出，日本经营新领土台湾最大的目的在于将日本本国过剩的人民移入台湾，以便振兴产业。世界各强国的做法均一致。“一视同仁”之德政实不可取。（注：内藤湖南：〈变通なき一视同仁〉，收入：《内藤湖南全集》第2卷，页394-396。）内藤湖南又强调，割台之后两年内，日本死伤数千人，国帑损失一亿数千万圆，投入民政经费数百万圆。如果台湾施政的目的，仅是为了台湾之百万“土人”（这是内藤用语）之福祉，那么，日本国民开拓领土的本旨又何在哉？（注：内藤湖南：〈台湾政治の大目的〉，收入：《内藤湖南全集》第2卷，页401-409。）
从上文所归纳的上野专一、福泽谕吉与内藤湖南等三位日本人，在十九世纪末年所发表的有关台湾论述，我们可以看出：这三位日本人虽然专业各有不同，但是，他们的台湾论都展现扩张本国权力于台湾的土地与人民的帝国主义思想倾向。这种对台湾的帝国主义论调，与他们在国内所提倡的文明价值观，互相抵牾。
四、“以西洋文明为目标”（注：福泽谕吉著，北京编译社译：《文明论概略》（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第二章：〈以西洋文明为目标〉，页9-29。）：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盲点
从上文第二及第三节的论述，我们发现十九世纪末年这三位日本人的台湾论都充满了近似的帝国主义思想倾向，其中职业外交官上野专一因系国家公务员身份，所以必须从母国利益考量台湾，可以存而不论；但是，何以提倡“文明开化”的启蒙思想家、与官方保持距离的（注：福泽谕吉自称：“政府如果是个酒馆，那么我就是个不善喝酒的人”，见：《福泽谕吉自传》，页261。）福泽谕吉，与推崇中华文化的汉学家内藤湖南，却也不能免于帝国主义思想倾向呢？这是我们必须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线索颇为复杂，从外缘历史背景来看，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前后，也就是明治20(1897)年代，随着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日本国内的国民意识日趋成熟，所谓“日本人的天职”之类的口号与思想氛围弥漫于全国。日本人自以为是新文明的代表。（注：参看：增渊龙夫：《历史家の同时代史的考察につぃこ》（东京：岩波书店，1983），页55。）而十九世纪末正是西方列强东侵，中国国势危殆的时刻。中日两国差距日甚一日。举例言之，日本占领台湾以后，殖民政府当局邀请当时台湾首富李春生赴日访问。李春生访问日本时，对日本的新文明留下深刻印象，尤其是对日本社会学校之盛、博物院及劝工场之巧、新报馆之多、耶稣教堂与信徒之众均称道不已，并就日本与中国社会的男女关系、卫生教育、宗教信仰、君臣关系、夫妇关系、军事策略、自强方针、防止贪渎等各方面加以比较，对日本的进步大加称扬。（注：参看：李春生：《东游六十四日随笔》（福州：美华书局，1896），页9、26、31、41、45、50、53、56、60、69、72、73、80、81、85。并参考：古伟瀛：〈从弃地移民到日籍华人——试论李春生的日本经验〉，收入李明辉编：《李春生的思想与时代》（台北：正中书局，1995），页166-216。）在十九世纪末期的东亚，日本实已取得领先之地位。这个外缘的历史背景，是福泽谕吉与内藤湖南提出台湾论述时的客观脉络。
但是，更进一步从福泽谕吉与内藤湖南思想的内在脉络来看，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两位日本知识分子都有他们思考上的盲点。这项盲点在于：十九世纪末日本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与学问观，莫不以西洋文化为其学习之目标，因此，他们基本上戴上了近代西方的眼镜来看包括台湾在内的亚洲各国和地区，他们认为文明落后于日本的台湾，接受日本的殖民乃至同化，实属历史的必然。他们假定文明的发展有其阶段性与层级性，先进的国家必然支配落后的国家。他们对台湾的诸多言论，就是建立在“文明发展阶段论”之上。
我们先从福泽谕吉的文明论说起。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第1章结尾时向日本人提出一个问题：在今天这个时代，是应该前进呢？还是应该后退？是进而追求文化呢？还是退而回到野蛮呢？接着，他在第2章提出他的解答说：（注：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页9。）
现代世界的文明情况，要以欧洲各国和美国为最文明的国家，土耳其、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为半开化的国家，而非洲和澳洲的国家算是野蛮的国家。这种说法已经成为世界的通论，不仅西洋各国人民自诩为文明，就是那些半开化和野蛮的人民也不以这种说法为侮辱，并且也没有不接受这个说法而强要夸耀本国的情况为胜于西洋的。不但不这样想，而且稍识事理的人，对事理懂得越透澈，越能洞悉本国的情况，越明了本国情况，也就越觉得自己国家还不如西洋，而感到忧虑不安。于是有的就想效仿西洋，有的就想发奋图强以与西洋并驾齐驱。亚洲各国有识之士的终身事并似乎只在于此。（连守旧的中国人，近来也派遣了西洋留学生，其忧国之情由此可见。）所以，文明、半开化、野蛮这些说法是世界的通论，且为世界人民所公认。
在福泽谕吉的文明论中，从“野蛮”到“半开化”到“文明”是文明演化必经的不同阶段。
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潜藏着鲜明的演化论的思想倾向，他认为欧美各国是最“文明开化”的国家，是中国与日本这种“半开化”国家学习的对象。达尔文(Charles R.Darwin,1809-1882)的演化论传入美国时，正值美国快速工业化之时，所以演化论成为大企业“弱肉强食”的理论基础；（注：参考：Bert James Loewenberg,"Darwinism Comes to America,1859-1900",The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XXVI
但演化论传到日本，经转化为文明的演化论，竟成为新兴的日本帝国向外侵略殖民的理由。福泽谕吉以演化论为基础的文明论，正是他所提倡的“以西洋文明为目标”所必然导致的结论。
在上述这种文明演进的阶段论之下，福泽之所以对台湾采取帝国主义的主张，就可以理解了。在福泽谕吉看来，他在日本国内所提倡的自由民权并不适用于文明较日本落后的台湾。而且，文明较为先进的日本殖民并开发文明较为落后的台湾，正符合历史的进程。
内藤湖南对文明发展的看法，与福泽谕吉略有出入。内藤湖南认为文明的发展与“时”很有关系，他说：“夫河洛之泽尽，而关内之化盛；北方之文物枯，而南方之人文荣，亦以时而命之所也。埃及、西亚利亚、印度、波斯、菲尼斯亚、希腊、罗马，相踵递起，而各以时而命也”，（注：内藤湖南：〈日本の天职と学者〉，收入《内藤湖南全集》，第1卷，页130。此文原发表于明治27年（1894年，清光绪20年，甲午）11月9日、10日之《大坂朝日新闻》。）他认为经过明治维新的成功，日本已代欧洲而兴起，已成为世界新文明的中心。
事实上，在“内藤史学”的学术世界里，内藤虽然推崇中华文化，主张公元第10 世纪唐宋之际是中国近世史的开始，（注：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历史と地理》第9卷第5号（1922年5月），页1-11。此文有中译本：〈概括的唐宋时代观〉，收入刘俊文主编，黄约瑟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通论，页10-18。）但是，内藤史学世界中的所谓中国之“近世”，实以近代欧洲史作为参考架构。他所提出的作为中国之“近世”的各项历史发展指针，也都是以近代欧洲的发展作为典范。（注：关于这一点，参考：Hisayu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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