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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文化自觉，推进海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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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6:2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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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两种文化的夹缝中的汉学（中国学）家是如何在跨文化的语界中展开这种学术研究的，分析他们在具体的文献和材料背后的一般性的研究方法。对中国本土学者来说，影响我们的恰恰是方法论这一部分。所以，不能把海外汉学（中国学）中的研究完全归为“意识形态”而加以批判和抛弃。
如果有了这个观点，我们就会看到汉学家区别于中国本土的“国学”研究者的主要地方是他们的学术视野和方法论。例如，法国汉学家马伯乐对中国上古文化和宗教的研究受到涂尔干社会学的影响，从而开创了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之先河，对他这种宗教社会学方法论的吸取推动了中国本土的社会学研究。当年杨堃先生受教于马伯乐，成为中国社会学研究中最早采用宗教社会学方法的学者。而中国的宗教学界几乎没有人知道早在近100年前马伯乐已经创立了这种方法，是这两年才开始注意这种方法的。宗教学界的学者们只不过是将西方的宗教社会学搬来而已，他们今天也仍不知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的真正创始人是法国汉学家马伯乐。社会学和宗教学在对待马伯乐汉学研究中的方法论的两种态度，对这两个学科的发展都产生了影响。夏志清运用新批评主义的形式主义分析方法，重评中国现代文学史，使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又回到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视野之中，这种方法极大启示了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者。在西方汉学（中国学）的中国文学研究中，“20世纪涌现出来的意象研究，新批评，原型批评，结构主义，主题学，文类学，风格学，叙事学，甚至女权主义，混沌理论，文化理论等等，举凡用之于西方文学研究者，几乎都在中国文学研究中派上用场”。[6](P11) 新时期的中国文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步西方汉学方法论的后尘。
注意其方法论，注意其新的学术视角，运用比较文化的研究方法，揭示出隐藏在其“客观知识”背后的方法论，这正是汉学（中国学）研究者的基本使命。
四、在世界文化范围内探讨中国文化的影响史
如果说，汉学（中国学）的研究是各国东方学的一部分或地区研究的一部分，那么，它主要是一种学术形态。但汉学作为对中国文化的介绍和研究，同时也在世界各国的思想与文化中产生了影响，各国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也从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悠久的历史中得到启示，写下了各种形式的文字，从而使中国文化走入了各国的思想文化领域。这些人虽然不是汉学家，但他们和中国在思想上和实际上都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对中国文化在世界各国的影响的研究也构成了汉学（中国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
中国文化在域外的传播和影响是两个相互关联而又有所区别的领域。一般而论，传播史侧重于对中国文化的翻译、介绍和研究，域外的中国形象首先是通过汉学者的研究和介绍才初步建立的。影响史或者说接受史则已经突破学术的层面。因为汉学（中国学）的研究在西方仍是一个很偏僻的学科，它基本处在主流学术之外，或者处于学术的边缘。中国文化在域外的影响和接受则主要表现在主流的思想和文化界。但二者也很难截然分开，因为一旦中国文化的典籍被翻译成不同语言的文本，所在国的思想家和艺术家就可以阅读，就可以研究。他们不一定是汉学家，但同样可以做汉学（中国学）的研究，他们对中国的兴趣可能不低于汉学家，特别是在为自己的理论创造时。英国17世纪的学者约翰·韦伯从来没来过中国，但他所写的《论中华帝国之语言可能即为原始语言之历史论文》是西方第一本关于研究中国语言的专著。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你很难说它是不是汉学著作，但其影响绝不低于任何一本汉学的专著。美国的思想家爱默生、诗人庞德，德国的荣格等都是这样的人，这样的例子很多。因而，接受史和影响史也应成为汉学（中国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前辈学者已经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的“范式”。钱钟书在英国时所写下的《十六世纪—十七世纪英国文学对中国文化的接受》，范存忠的《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陈受颐的《中国文化对十八世纪英国文化的影响》，朱谦之的名著《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法国学者毕诺的《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都是我们在做汉学（中国学）研究时所必读的书。在这个方面，赛义德的理论给了我们解释的支点，“东方学现象是整个西方的隐喻或缩影，实际上应该用来代表整个西方”。这是说西方为了确定自我，拿东方作为非我来做对照。“东方代表着非我，相对这非我，西方才得以确定自己之为自己，所以东方乃是西方理解自己的过程中在概念上必有的给定因素”。从18世纪的中国热，伏尔泰认为中国是“天下最合理的帝国”，到19世纪中国完全失去了魅力，黑格尔认为中国是一个只有空间没有时间的国家，一个停滞的帝国，在西方文化史上中国一直是作为西方确立自我的“他者”而不断的变换者。
汉学（中国学）的魅力不仅在于它的“同”——汉学家们为我们的国学研究提供了许多新的史料，特别是在“四裔”研究方面。其实，它的魅力更在于“异”，在于跨文化间的“误读”。在这个意义上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是汉学研究的天然盟友。如孟华所说：“作为一个比较学者，我对汉学有着一分天然的亲近感和学科认同感。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从我踏上比较文学学术之路起，汉学研究就始终伴随我左右，成为我学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7](P7)
以上几点都是从域外的角度来看待汉学（中国学）的，即它发生的历史，它本身的学术史及它在本国文化思想史中的作用与价值。但在研究海外汉学（中国学）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维度：汉学（中国学）和国学的关系。这种发生在域外的关于中国的学问和我们本土的中国学术有什么关系呢？它对中国本土学术的发展有什么价值和影响呢？
五、在与国学的互动中把握海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
海外汉学（中国学）从其诞生起就同中国学术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特别是西方汉学。在一定意义上，中国近现代学术的产生是和西方近现代的汉学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中国近现代学术之建立是中国本土学者与汉学家们互动的结果。利玛窦与徐光启，理雅格与王韬，儒莲与王韬，伯希和与罗振玉，夏德、钢和泰与胡适，高本汉与赵元任等等……，汉学家与中国学人的交往我们还可举出许多例子，正是在这种交往中双方的学术都发生了变化，互为影响，相互推动。钢和泰在厦门大学任教，卫礼贤执教于北大讲坛，陈寅恪受聘于牛津、剑桥，在20世纪20—30年代双方的交往比今天还要频繁。就中国来说，正是在这种交往中中国学术逐步地向现代化形态发展。
傅斯年在谈到伯希和的学问时说：“本来中国学在中国在西洋原有不同的凭借，自当有不同的趋势。中国学人，经籍之训练本精，政治纯粹中国之问题易于制胜，而谈及所谓四裔，每以无较材料而隔膜。外国学人，能使用西方的比较材料，故善谈中国之四裔。而纯粹的汉学题目，或不易捉住。今伯先生能沟通此风气，而充分利用中国学人成就，吾人又安可不仿此典型，以扩充吾人之范围乎。”[8](P4) 这说明了当时汉学对中国学人的启示。实际上近现代以来，中国学术对西域的研究日益加强，引起许多学者感兴趣，这显然是受到了西方汉学家的影响。胡适在1916年4月5日的日记中说：“西人之治汉学者，名Sinologists or Sinoloques，其用功甚苦，而成效殊微。然其人多不为吾国古代成见陋说所拘束，故其所著书往往有启发吾人思想之处，不可一笔抹杀也。”这里胡适已认识到汉学的特点，以后胡适在与汉学家钢和泰交往中改变了原来认为汉学家治学“成效殊微”的看法，而是直接向钢氏求教于梵文。而他对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评价更说明西方近代汉学对中国学术的影响，高本汉以治音韵学而著称。胡适说：“近年一位瑞典学者珂罗倔伦（即高本汉）费了几年工夫研究《切韵》，把260部的古音弄的（原文如此）清清楚楚。林语堂先生说：‘珂先生是《切韵》专家，对中国音韵学的贡献发明，比中外过去的任何音韵学家还重要。’（《语丝》第四卷第二十七期）珂先生成绩何以能这样大呢？他有西洋音的学原理作工具，又很充分地运用方言的材料，用广东方言作底子，用日本的汉音吴音作参证，所以他几年的成绩便可以推倒顾炎武以来300年的中国学者的纸上功夫。”[8](P166) 鉴于西方汉学的这一成就，他号召青年人要掌握新的研究方法，那时再来重新整理国故，便可“一拳打倒顾亭林，两脚踢翻钱竹江”。当时西方汉学对中国学界的冲击非常之大，以致陈垣先生说：“现在中外学者谈论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日本如何，没有提到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6](P139) 其实中国近代学术研究从传统的注经转变为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一个重要因素是受启于海外汉学。陈寅恪任教清华之初，遵循欧洲汉学及东方学方法，讲授欧洲东方学研究之目录学。赵元任和李方桂的语言学研究走出了传统的小学，而采取现代语言学的方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到高本汉语言学研究的影响。这说明汉学和我们自己本土的学术传统有着内在的联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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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周发祥．国外汉学与比较文学[J].任继愈主编．国际汉学（第7期），郑州：大象出版社，2002.
[7] 孟华．汉学与比较文学[J].任继愈主编．国际汉学（第9期），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
[8] 转引自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者交往录[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对海外汉学的研究是上个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最重要的进展，是我国人文科学学术观念的重要转变与最重大提升的标志之一。本文对海外汉学研究的对象、方法、原则做了初步的探讨，提出了应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背景下，用学术史的方法展开海外汉学的研究，将比较文化的方法作为分析的理论，开辟对西方文化史中的东方因素的研究，并通过对海外汉学与中国学术的互动，揭示中国近代学术的形成与发展。 汉学研究 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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