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应当指出的是，罗振玉在看到伯希和敦煌文献后，很快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京都的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得到消息后，在明治42年（1909）11月12日东京、大阪两地的《朝日新闻》上，发表《敦煌石室的发现物》，引述罗振玉的来信，对敦煌藏经洞及其发现过程、敦煌文书的价值等都做了介绍，还罗列了罗振玉寄来的书目。1909年11月28—29日，在京都大学的史学研究会上，陈列了罗振玉等寄来的一些四部书、拓本、佛经的照片，并由京大狩野直喜等学者加以讲说，开始了日本的敦煌学研究。

    由伯希和的北京之行，中国学者的“以德报怨”，罗振玉的东国送书，我们不难认为，在清末中国备受西方列强欺辱之际，中国学者以比较宽广的胸怀对待敦煌藏经洞宝藏的流失问题，开拓出敦煌学国际合作与交流的舞台，可以说，敦煌学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世界的敦煌学。

    　　　　二、《劫余录》与“伤心史”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是现代意义上的学术发展突飞猛进的时代，中国的敦煌学研究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绩，如刘复（刘半农）的《敦煌掇琐》、（注：刘复：《敦煌掇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二、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丛书之一），北京：1925年。）胡适的《荷泽大师神会遗集》、（注：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陈万里的敦煌考察，（注：陈万里：《西行日记》（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实地调查报告之一），北京：朴社，1926年。）都具有开拓意义。（注：具体的情况，参见荣新江：《北京大学与早期敦煌学研究》，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文化的馈赠——[1998]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史学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35—336页；又《敦煌学新论》，第102—106页。）然而，对中国敦煌学发展影响最大的，应当是陈垣的《敦煌劫余录》一书和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一文。

    陈垣的《敦煌劫余录》，是应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敦煌经籍辑存会之约，在俞泽箴的帮助下，编成的京师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写本8679件的目录，分类编排，体制极佳，是第一部大型的敦煌写本分类目录。（注：陈垣：《敦煌劫余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四），北京：1931年。）在当时编成这样一部分类目录，从学术上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成就。引起议论的是这本书的名称，因为它表现出强烈的批评意识，这里包括对与中国学术界一直比较友好的伯希和的批评，因为陈垣的序中明确地说：“（光绪）三十三年，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继至敦煌，载遗书遗器而西，国人始大骇悟。”据说当时有友人劝陈垣在序中不要直接提名，陈垣回答说：“用‘劫余’二字尚未足说明我们愤慨之思，怎能更改！”（注：刘乃和：《书屋而今号励耘》，《励耘书屋问学记》，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第154页。）这虽然是后人追忆之词，并不一定那么准确，但确实反映了陈垣先生所代表的一些中国学者的观点，即反对西方列强掠夺中国文物。

    这部作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出版的目录在出版之前，在史语所内部是有一番议论的。据当时任史语所考古组主任的李济讲，《敦煌劫余录》的扉页第二面有个英文名称，作An Analytical List of the Tun-huang Manuscripts in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回译成中文，应为《北平图书馆藏敦煌手抄卷的分析目录表》，“英文的名称，没有直接把中文的意思译出来，显然是义宁陈先生（寅恪）的主意，而不是新会陈先生（垣）的原意”。（注：李济：《敦煌学的今昔——考古琐谈之二》，原载台北《自由谈》第19卷第2期，1968年；此据作者：《考古琐谈》，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42—243页。）

    当时任史语所历史组组长的陈寅恪先生，在为《敦煌劫余录》作的序中称：

    或曰：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其发见之佳品，不流入于异国，即秘藏于私家。兹国有之八千余轴，盖当时唾弃之剩余。精华已去，糟粕空存，则此残篇故纸，未必实有系于学术之轻重者在。今日之编斯录也，不过聊以寄其愤慨之思耳！是说也，寅恪有以知其不然。（注：此文现收入《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266—268页。引文在第267页。）
    李济在引述这段话后接着说：“所以‘劫余录’的书名，只是‘寄愤慨之思’的意思。但陈寅恪实在并不以此说为然。”（注：李济：《考古琐谈》，第243页。按，1999年7月24 日《文汇读书周报》发表的姚大勇《“敦煌学”补正一则》，实际就是对李济文章的转述。）我们知道，在1980年代以来的大陆学界，“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这句话被当作陈寅恪的名言，鼓动起许多学人，特别是年轻一代学子们，抱着爱国主义的热忱，去改写敦煌学的伤心史。对陈寅恪序的误读，于大陆的敦煌学界来说并非一件坏事，它确实推动了敦煌学在大陆的突飞猛进。但正如李济所言，这并非是陈寅恪的本意。

    由此看来，陈寅恪不仅不同意陈垣的“劫余”说法，而且这篇序言恐怕实际就是针对这个说法而写的。“或曰”者，应当就是陈垣和他所代表的一些学者，他们认为北平图书馆所藏的“八千余轴，盖当时唾弃之剩余”，只是一些糟粕而已，所以这个目录，也只不过是“聊以寄其愤慨之思耳”。对此，陈寅恪举出一系列北图所藏有价值的写本，来反驳上述意见：

    摩尼教经之外，如《八婆罗夷经》所载吐蕃乞里提足赞普之诏书，《姓氏录》所载贞观时诸郡著姓等，有关于唐代史事者也。《佛说禅门经》、马鸣菩萨《圆明论》等，有关于佛教教义者也。《佛本行集经演义》、《维摩诘经菩萨品演义》、《八相成道变》、《地狱变》等，有关于小说文学史者也。《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首罗比丘见月光童子经》等，有关于佛教故事者也。《维摩诘经颂》、《唐睿宗玄宗赞文》等，有关于唐代诗歌之佚文者也。其它如《佛说诸经杂缘喻因由记》中弥勒之对音，可与中亚发见之古文互证，六朝旧译之原名，藉此推知。《破昏怠法》所引《龙树论》，不见于日本石山寺写本《龙树五明论》中，当是旧译别本之佚文。唐蕃翻经大德法成辛酉年（当是唐武宗会昌元年）出麦与人抄录经典，及周广顺八年道宗往西天取经，诸纸背题记等，皆有关于学术之考证者也。但此仅就寅恪所曾读者而言，其为数尚不及全部写本百分之一，而世所未见之奇书佚籍已若是之众，傥综合并世所存敦煌写本，取质量二者相与互较，而平均通计之，则吾国有之八千余轴，比于异国及私家之所藏，又何多让焉。（注：《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67页。）

    陈寅恪早年曾长期游学欧美，回国后的1926—1930年一段时间里，主要就是从佛经翻译文学的角度，写了一些敦煌写本的跋文，其中也包括一些北图的藏卷。（注：这些文章现在大多数收入《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参见陈寅恪撰，荣新江整理：《〈敦煌零拾〉札记》，《敦煌吐鲁番研究》第5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12页。）因为他除了通晓西方现代语言外，又遍习与中国相关的各种东方语文，加上他对中国古籍和佛典的深厚功底，使他在敦煌学的领域做出了超越前人的贡献。陈寅恪所数的这些家珍，如果我们一一予以笺释，即可深知其所提示文献的价值。但应当承认，陈寅恪当时还无法知道英、法所藏敦煌写本的真正内涵，相比而言，北图所藏虽然不能说是糟粕，但也无法与英、法所藏同日而语。陈寅恪序的价值，更在于他不认同围绕敦煌写本的外流而产生的狭隘“爱国主义”情绪，而认为“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是世界性的学术，是“诸国学者”可以“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的领域。（注：《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66页。）他的序言最后说：

    今后斯录既出，国人获兹凭借，宜益能取用材料以研求问题，勉作敦煌学之预流。庶几内可以不负此历劫仅存之国宝，外有以襄进世界之学术于将来，斯则寅恪受命缀词所不胜大愿者也。（注：《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67—268页。）

    这里虽然套用编者的话把国内的国宝称为“历劫仅存”，但更重要的是他继续强调了序言开始时所说的敦煌学是世界性的学术，需要国人努力推进。

    陈寅恪的序文，可能是获得史语所的主要人物，如傅斯年、李济辈的赞同，所以这篇序文在原书作为史语所专刊出版之前，就在《史语所集刊》上先期发表了。（注：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2分，1930年。）

    对于这个书名，伯希和当然明白其意，并且曾在他主编的《通报》上表示了不满。（注：T'oung Pao，28，1932，pp.481—482.）但这件事并没有过多地影响伯希和与中国学术界已经建立的紧密联系，甚至也没有伤害他和陈垣的关系，从1933年伯希和到北京后两人的交往来看，好像这件事没有发生过一样。（注：参见桑兵：《陈垣与国际汉学界——以与伯希和的交往为中心》，《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92—211页。）这里面也可能是陈寅恪、傅斯年等人斡旋的结果。（注：因为我们现在只能看到中国方面的部分有关记载，所以还不清楚事情的全貌，《陈垣往来书信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75页收有陈寅恪来函，告伯希和巴黎住址。刘乃和等著《陈垣年谱配图长编》上（沈阳：辽海出版社，2000年）第295页系于1930年9月31日，若然，则陈垣此时和伯希和也可能有通讯联系，希望将来能在巴黎找到伯希和档案中保存的有关信件。）

    伯希和确实在沟通中法学术界的交流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注：参见桑兵：《伯希和与近代中国学术界》，《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此据作者《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9—148页。）但是他攫取敦煌宝藏的事情，始终是中国学者不能忘怀的。所以，当他在1935年来北平选择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展览会的古物时，又一次遭到一批中国学者的联名反对。傅斯年出面代为辩解，声称：“论伯希和与敦煌卷子之关系，应详察当时之经过与责任，未便与斯坦因氏混为一谈，此为事实与公道之问题。”（注：傅斯年：《论伯希和教授》，《傅斯年全集》第7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第2350页。）其实，仅敦煌写本一项，斯坦因用二百两银子买去一万多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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