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自己国家的古代文献和文物，每一个有文化托命感的学者都会具有保护的意识，（注：陈寅恪、傅斯年都是中国最早的古物保管委员会的成员，见《大学院古物保管委员会组织条例并委员名单》（1928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文化》（2），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580—581页。）这就是陈垣等学者把敦煌写本的流散称之为劫掠的出发点。（注：迄今为止，中国学者对于外人在敦煌的攫取行为的主流看法仍然未变，参见郝春文：《如何评价20世纪初期外国“探险”队在敦煌的活动》，《文史知识》2003年第5期，第4—8页。）而一个学者，特别是那些从海外留学归来的学者，又把中国的学术看作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希望不要因为“爱国主义”的意气，影响了学术的正常发展，这恐怕就是陈寅恪等学者不同意“劫余”之说，而强调敦煌学是世界之学术的原因吧。

    　　　　三、伦敦留难与巴黎协作

    在中国学者初步了解伯希和所获敦煌写本的时候，对于斯坦因的收获却不甚了然。1910年10月30日，张元济自巴黎到伦敦，曾与斯坦因晤面，并参观英国博物馆所藏斯坦因所获敦煌秘籍，商议影印其中的四部书，可能是想模仿罗振玉与伯希和之间的做法，结果没有得到要领。（注：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90页。）张元济致汪康年信中也谈到此事，唯未提晤斯坦因事。（注：《张元济书札》，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53页。）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藏有张元济1910年11月4日给斯坦因的信，显然与其参观敦煌写本及影印秘籍事有关，惜尚未公布。（注：Eva Apor and Helen Wang（eds.），“Catalogue of the Collections of　Sir Aurel Stein in the Library of the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Oriental Studies，11，Budapest，2002，p.44.）从斯坦因本人的态度来看，这样的事在当时是很难实现的。

    对于这一大批敦煌藏经洞所获的汉文文献，斯坦因原本是请伯希和来整理的，但伯希和先是答应，后来因为实在没有时间，于1913年表示难以着手。所以从1914年起，英国博物馆的汉籍保管员翟林奈（Lionel Giles）开始负责整理这些文献。（注：参见F.Wood，“Two Thousand Years at Dunhuang，”in Susan Whitfield and Frances Wood（eds.），Dunhuang and Turfan.Contents and Conservation of　Ancient　Documents from Central Asia（The British Library Studies in Conservation Science I），London：The British Library，1996，pp.1—2.）翟林奈出自外交官出身的汉学之家，汉语水平有限。1914年，他发表的第一篇敦煌学文章《〈敦煌录〉译注》，（注：L.Giles，“Tun Huang Lu：Notes on the district of Tun-huang，”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914，pp.703—728.）就遭到当时留学美国的胡适的激烈批评。（注：Suh Hu，“Notes on Dr.Lionel Giles' article on Tun-huang Lu，”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915，pp.35—39.）翟林奈完全接受，并重新翻译。（注：L.Giles，“The Tun-huang Lu re-translated，”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915，pp.41—47.）大概正是有这样一段学术因缘，所以当1926年胡适到英国博物馆查找敦煌禅宗文献时，反而得到翟氏的特别关照，使得胡适在很短的时间里，有很大的收获。

    但翟林奈并非对所有中国人都是这样，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者向达、于道泉等先后访书英伦，都受到翟氏刁难。1936年2月，向达在致中华书局舒新城、 武佛航的信中，说到他当时遇到的困难：

    弟来英目的在看British Museum之敦煌卷子，管理人为Dr.Lionel Giles，前后见到两次，俱甚冷淡，且对人表示拒绝。弟助其工作，有一次曾以可否允人对于敦煌卷子作一通盘研究相询，彼亦表示拒绝。此种情形大有陷弟于进退两难之势。然既已至此，不能不极力想法，庶不致如入宝山，空手而反。现在拟托其它英国人代为转圜，将来研究一层或可有万一之望也。（注：《中华书局收藏现代名人书信手迹》，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09页。）

    向达是作为中国国家图书馆的交换馆员到英国看敦煌卷子的，由于翟林奈的刁难，他只看了五百卷左右，（注：成果见向达：《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北平图书馆图书季刊》第1卷第4期，1939年，第397—419页；收入作者《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195—239页。）就不得不结束工作，更何谈他原本打算的“作一通盘研究”了。以向达的学术功底和相关知识的准备，他的英伦之行本来可以成就一番大的事业，可惜由于翟林奈的拒绝，他只写了《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和《记伦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学》。（注：后者发表于《新中华杂志》第5卷第13号，1937年，第123—128页；收入《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第240—251页。）向达回国后，任教于北京大学，40年代参加西北史地考察团，万里孤征，开拓了石窟考古与文献研究相结合的新路，他在敦煌学方面的更大成就，奠基于他的两次西北考察。（注：参见荣新江：《惊沙撼大漠——向达的敦煌考察及其学术意义》，《敦煌吐鲁番研究》第7卷，第99—127页。）

    与伦敦的向达相比，同样是由北图派出的王重民，在巴黎的工作却一帆风顺。1934—1939年王重民逗留巴黎期间，得以通览全部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一边编纂敦煌写本目录，一边做自己感兴趣的四部书、诗词、变文等方面的研究。他以后出版了《巴黎敦煌残卷叙录》两卷、（注：北平：北平图书馆，1936、1941年。）《敦煌曲子词集》、（注：上海：商务印书馆，1950年；1956年修订再版。）《敦煌古籍叙录》，（注：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与向达等合编《敦煌变文集》，（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与刘铭恕等合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注：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可以说这些成果的取得，主要是饱览巴黎藏卷的结果。而且，王重民还得到许可，为北京图书馆和清华大学拍摄了大量敦煌写本照片，清华的一份在日军侵华时被炸毁，北图的一份，总数有上万件之多，（注：参见国家图书馆敦煌吐鲁番学资料中心：《国家图书馆有关王重民所拍敦煌文献档案的价值》，敦煌写本研究、遗书修复及数字化国际研讨会会议手册，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2003年9月，第338页。）这实际上是伯希和收集品的精华所在。照片中还有王重民和向达在英国和德国拍摄的敦煌吐鲁番文献，（注：参见荣新江：《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藏德国吐鲁番文献旧照片的学术价值》，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敦煌吐鲁番学资料研究中心编：《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第267—276页。）这些照片为中国敦煌学的研究准备了丰富的素材，可惜因为随之而来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50年代以来的政治运动，这些资料被打入冷宫，迄今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

    王重民在巴黎的成功，不能不说其中有伯希和等法国学者的大力帮助。伯希和还将自己私藏的敦煌石窟笔记出示给王重民，而且允许他全部拍摄，带回中国。（注：王重民：《英伦所藏敦煌经卷访问记》中提到看到的经过，但未提拍摄之事，见《大公报·图书副刊》第124期，1936年4月2日；此据作者：《敦煌遗书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5页。这些照片的存在，见徐自强、王新：《北京图书馆藏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照片整理记》，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编：《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第430—455页。）这种帮助也是互利的。王重民逗留巴黎期间，与戴密微（P.Demieville）每周三聚在一起，共同研讨敦煌卷子中有关汉地和印度僧人在吐蕃争论顿渐问题的材料，这些材料基本上是王重民发现并提供给戴密微的。1952年，戴密微出版《拉萨僧诤记》（后改名《吐蕃僧诤记》）时，首先就是感谢王重民的贡献，（注：P.Demieville，Le concile de Lhasa，Paris，1952；戴密微：《拉萨僧诤记》，耿升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感谢王重民的话写在前言的开头部分。）这本书翻译并详细注释了有关禅僧人藏与印度僧人斗法的敦煌文献，在汉藏佛教史、汉藏关系史等许多方面都有贡献。此后，戴密微在法兰西学院的汉学讲座中，主要讲授禅宗典籍和俗文学作品，并不时发表一些相关的论文，（注：戴密微的讲课内容，在每一年的《法兰西学院年鉴》（Annuaire du College de France）中都有报道。也请参见P.Demieville，Choix d'etudes bouddhiques，Leiden，1973.）这些研究方向与他和王重民的学术交往不无关联。

    不论是在伦敦受到刁难的向达，还是在巴黎受到善待的王重民，他们作为三四十年代中国敦煌学的领军人物是抱着世界主义的胸怀来从事敦煌学研究的。这可以从他们两人在1948年12月举办的敦煌考古工作展览陈列品中看出。根据同时印行的《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中的《敦煌考古工作展览概要》，这个展览中关于敦煌学学术史的部分，包含中外学者所撰敦煌学论著的稿本、抽印本、原著，中外文兼备，其中也包括斯坦因、伯希和考古探险和研究著作，（注：1948年北京大学印行。）表明向、 王二位把他们敦煌考察的记录也看作是敦煌学史的组成部分。

    20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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