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

    1977年，中国大陆的学术研究开始复苏。二十多年来，大陆的敦煌学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在中国语言、文学、历史、考古、艺术、音乐、舞蹈等许多方面，都从比较低水平的起点，越升到世界同行的领先地位，这是有目共睹的，而且为国际敦煌学界所认可的事实。这些成就近年来有不少论著专门加以总结，不必在此费词，我这里主要想谈谈爱国主义在这二十年来敦煌学研究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

    虽然说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陆已经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步伐，但从50年代以来爱国主义的宣传已经根深蒂固，一些学者从事敦煌学研究的动力正是爱国主义。比如有的敦煌学研究者就这样认为：敦煌文书出自中国，绝大多数是用中国文字书写的，所记载的是中国古代的史事，何以我们的研究反而落后于外国学者，因此，我们一定要赶上以至超过外国学者的研究水平。这样的爱国主义情怀必然迸发出极大的热量，鼓励着那一代的学者努力地赶超日、法、英等国的汉学家，也感染着下一代敦煌学子，满怀爱国主义热情地去努力学习。

    正好就在大陆敦煌学刚刚重新起步的1981年，日本京都大学的藤枝晃教授应天津南开大学之邀，来南开举办敦煌学讲习班，并油印发行了《敦煌学导论》。从全国各地来的不少学者和学生，包括现在已经在敦煌学中卓有建树的朱雷教授等，都到南开来听讲，可以说藤枝晃的这个讲座，对于中国大陆敦煌学的复兴起到了促进作用。然而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的敦煌学界流传着一种说法，说藤枝晃在南开讲演时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一说在京都）。”这话一经传开，就使得许多充满爱国主义热情的中国学者十分不满。笔者曾经向几位当时听课的中国学者询问这话的来历，他们都说这话其实是请藤枝晃来讲演的南开某位先生说的，意在请大家重视这位一般学子还比较陌生的敦煌学家。在今天看来，这话无疑是个误传。（注：直到最近，朱雷先生还告诉笔者，藤枝晃的女婿石冢晴通先生还希望他在中国敦煌学界澄清这个误传。）可是如果我们把这句话放在1981年的特定时代，那时中国的敦煌学研究也确实还不如日本，所以即使是这样说，也并不过分。同时我们也可以想像，把这句话放到1981年那个极具爱国主义热情的时代，它必然反过来激励中国学者在敦煌学方面加倍努力，目的是要赶超日本，这在客观上无疑对中国敦煌学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现在回想起来，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北大的敦煌学课堂上，我们听到的是老师的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夺回敦煌学研究中心的慷慨陈词，看到的却是老师手里经常捧着的那本池田温的《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因为这是当时有关社会经济文献的最佳录文集。我们跟着老师按照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一字一句的释读，可是当我们要真正研究一件文书时，却要去读那波利贞、仁井田陞、藤枝晃、池田温、戴密微、贝利等外国学者的文章。无论如何，新一代年轻的敦煌学研究者，是在这种强劲的爱国主义热情鼓舞下，奋起直追，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确实在敦煌学研究的某些方面取得了成绩，中国已经可以说是世界敦煌学的一个中心了。

    如上所述，对“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误读，就和“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的误读一样，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敦煌学界影响深远，并非坏事，它促进了中国敦煌学的迅猛发展。但是，它也带来一个副作用，就是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中日两国敦煌学界某些领域的交往，也阻碍了中国学者吸取他人的长处。1988年，在听说藤枝晃要来北京参加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召开的学术研讨会后，会长季羡林先生特别提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的口号，来打消中日两国学者之间的隔阂。季先生提出的这深具学术胸怀和眼光的口号，值得今天从事敦煌学研究的学者深思。

    进入21世纪，我们一方面应当肯定爱国主义对于中国敦煌学研究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也应当警惕一种过激的所谓“爱国主义”情绪，因为它对中国敦煌学的发展并没有益处。这种过激看法的立脚点，是认为敦煌文书绝大多数是用汉文书写的，所记载的是中国古代的史事。其实，敦煌文书中同样有极具重要学术价值的藏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梵文文献，它们虽然不是用汉文写成，但绝大多数也是中国古代各边疆少数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我们不应当把它们排斥在外。同时也应当看到，敦煌宝藏中还有历史文献之外的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和中国民间宗教等方面的文献，而在这方面的研究我们以前不如欧美、日本学者，而且至今也没有超过他们，需要虚心向国外同行学习。如果只是把眼界放在一个狭窄的汉文文献的圈子里去争夺研究中心，其实却失去了另外的研究中心，而且会越来越把自己的研究领域局限起来。如果翻阅一下近年来的《敦煌研究》、《敦煌学辑刊》和不断出版的国内会议论文集或纪念文集，我们不难感受到，中国敦煌学研究的题目越做越窄，而且往往只注重新材料的追求，而不去思考新的问题。（注：参见荣新江：《敦煌学：21世纪还是“学术新潮流”吗？》，《辞海新知》No.5，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第65—71页；又《敦煌学十八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65—368页，从历史学的角度提示了一些可以思考的问题，此外像女性史、疾病史、儿童史等许多方面，都有开拓的余地。）这样一来，所谓的“爱国主义”就会捆住我们的手脚，限制我们吸取国外同行的优秀研究成果，阻碍中国敦煌学向更深更广的方面发展。

    这一点在外人看来是很清楚的。2000年，日本东方学会为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百年，将其西文刊物《亚洲学刊》（Acta Asiatica）第78号定为“敦煌吐鲁番研究”专辑，由资深敦煌学家池田温主编。其中所收四篇论文分别讨论莫高窟早期洞窟、沙州回鹘与西回鹘王国的关系、敦煌的多语言使用、吐鲁番出土伊朗语写本等问题，在有限的篇幅里展现了日本新一代敦煌学者研究领域的广度和深度。一向与中国敦煌学界非常友好的池田温教授在序言中说：“尽管四篇论文所涉及的范围有限，但读者将能看到现在专门从事敦煌吐鲁番研究的日本学者，对于敦煌当地的事情甚至比中国本土的学者更富有广博的知识，同时他们对相关的西文论著也了如指掌。”这段话说出了一定的道理，它足以警示中国敦煌学界的同人，让我们开拓国际视野，积累超出敦煌本身的知识，并且对西文、日文的研究著作也能了如指掌。

    尽管学术可以是没有国界的，但任何一个学者却都是有国籍的。所以，一个学者的学术成就，必然地会被自己或者他人看作是为国争光的事。一个中国学者怀着对“文化中国”的热爱，当然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

    换个角度来讲，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像中国这样古老的国家，当然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对于这种文化的优劣固然有不同的看法，一些优秀的中国学者总是希望保持发扬传统文化中优良的部分，而不希望中国文化走向灭绝。陈寅恪虽然反对学术上狭隘的“爱国主义”，主张“世界的学术”这样一种理念，但同时他也希望国家能够尊礼像杨树达这样的学者，“使弘宣我华夏民族之文化于京师太学”，（注：陈寅恪：《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序》，《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60—261页。）这正是强调要保持“文化中国”的“中国文化”。陈寅恪之不离开大陆和他晚年治学方向的转变，也和这种想法相关。（注：参见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第156页对其治学转变的解说。）

    学术上的爱国主义是个很难讲清的问题，在一个时期，它可能会对于某一方面的学术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在另外一个时期，它可能会起相反的作用。站在不同立场的学者，对于另一个国家学者的爱国主义或许不完全能够理解，而对于消极的“爱国主义”的批评有时却又会招来指责。就敦煌学来讲，因为它本来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科，资料纷繁多样，内容涉及许多学术领域，就语言资料一项，就有不同语系的文献，而且属于非常难解的古代语言，甚至是死语言，不是一个国家的学者可以承包下来的。所以，我坚持认为敦煌学是一门世界性的学术，敦煌学需要一种世界主义的精神，中国的敦煌学需要具有一种胸怀宽广的国际视野，而不应抱有一种狭隘的所谓“爱国主义”情绪。对于当前的中国敦煌学界来讲，只有拓展领域，思考问题，沟通中外，才能既不负华夏之国宝，又能襄进世界之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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