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典文化”遭到严重戏说、篡改和贬损的今天，我们要明确倡导尊重经典、弘扬经典、保卫经典，这是关系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三个文明”建设的重要一环。 文论大视野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必须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这已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广泛共识。那么，怎么样才能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要关注“经典文化”，即关注那些具有进步的思想内容和高超的艺术形式，经过历史的淘沥流传至今、并产生了深刻影响的文化精品。尤其是在“经典文化”遭到严重篡改、戏说和贬损的今天，我们更应当提倡尊重经典、弘扬经典、保卫经典。这是关系到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促进“三个文明”建设的重要一环。
    　　　　一
    “经典文化”之所以值得尊重，是由于它们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精湛的艺术形式，在整个人类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如果将文化比作民族精神的血脉，则“经典文化”就是其主动脉；如果将文化比作民族精神的骨骼，则“经典文化”就是其脊梁骨；如果将文化比作哺育民族精神的食粮，则“经典文化”就是其中的大餐。
    “经典文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既非其创作者的自吹自擂，也非什么人物的加封，而有其重要的原因。
    首先，“经典文化”是其作者在进步世界观指导下，怀着崇高的创作目的、付出艰辛的劳动创作而成的，是其产生当时的先进文化的代表。《史记》这部被鲁迅称作“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文学经典，是其作者司马迁在身体和精神遭受严重摧残之后，经过长期辛勤笔耕创作出来的(在此之前，他已进行过大量实地考察，积累了丰富的史料)。其目的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1] (P83)司马迁站在被同情、被压迫、被剥削者的立场上，痛斥滥施屠杀的酷吏，谴责侵夺人民的豪商巨贾，暴露贵族的丑恶面目，嘲笑具有无上权威的帝王，赞美反抗暴力的游侠，歌颂英勇起义的农民。它对后来的文学特别是史传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唐代诗人白居易称自己作诗“非求工律细，不务文字奇，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2] (P108)他受这一进步创作思想的指导，创作过程中力求做到浅近通俗，尽可能让不识字的老太太也听懂。他笔下的“新乐府”深刻地反映了民生疾苦，尖锐地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的罪恶行径，因而得到广泛传播。元稹称它“自篇章以来，未有流传如是之广者。”[3] (P374)甚至在日本、高丽、契丹等国，也争相抄写、贩卖白居易的诗歌，对后世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鲁迅怀着拯救国民灵魂的目的而弃医从文，他在谈到自己的小说创作时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4] (P512)其小说《阿Q正传》、《祝福》、《故乡》等，塑造了阿Q、祥林嫂、闰土等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深刻地揭露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的腐朽本质。鲁迅晚年体弱多病，且随时可能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暗害，但他英勇不屈，奋力写下大量“投枪”\“匕首”式的优秀杂文，同敌人展开短兵相接的斗争。毛泽东称“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5] (P691)。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怀着为罪恶的资本主义社会“开出恶习的清单”的目的，创作了由96部小说组成的“人间喜剧”。马克思称他“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6] (P47)，恩格斯称他是“伟大的”“现实主义大师”[7] (P42)。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晚年曾说：“我再也无法兴致勃勃地为老爷们写作了”，还说他只要想到自己是为那些农民及他们的孩子写作，“马上就会变得精神振奋而渴望写作”。[8] (P417)托翁晚年创作的《复活》等作品，深刻揭露了沙皇专制制度的腐朽、土地私有制的罪恶和官办教会的虚伪，因而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列宁称他为“俄国革命的镜子”[9] (P369)。
    其次，“经典文化”不是仅凭其作者个人的才华所能创造出来的，而是因为这些作家善于继承前人的优秀文化遗产。在某种意义上说，“经典文化”是艺术家和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劳动的成果，是人类智慧的结晶。相传为荷马创作的古希腊光辉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其实并非他一人所为。据专家考证，这两部史诗的前后风格均极不统一，变化多端，可见它们出自多人之手笔。歌德的代表作《浮士德》，取材于16世纪德国关于浮士德的传说，作品通过主人公浮士德的经历概括了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西欧资产阶级上升时期进步人士不断追求知识、探索真理的过程，反映了他们的精神面貌以及他们对于人类远景的向往。恩格斯称歌德是“最伟大的德国诗人”[10] (P275)。明代陈铎称“李白诗祖风、骚，宗汉、魏，下自徐、庚、鲍照，亦时用之。”[11] (P502)唐代元稹称杜甫诗“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所独专矣。”[2] (P66)至于白居易的代表诗作《新乐府》与东汉乐府诗的继承关系，更是显而易见。我国古典名著《水浒传》、《三国演义》中的许多故事，在成书之前就早已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为这两部小说的重要素材。鲁迅曾写过《汉文学史纲要》、《中国小说史略》，翻译过《死魂灵》等外国小说。郭沫若幼年即能背诵许多中国古典诗词名篇，后又翻译了歌德的《浮士德》等西方诗歌名著。由此可见出鲁迅、郭沫若这两位中国现代文坛泰斗的创作成就，与其善于继承前人优秀文化遗产的关系。
    再次，“经典文化”是经过了时间的考验、历史的筛选而保留下来的文化精品，具有重要的审美功能、认识功能和教育功能。古希腊雕塑、绘画的被发掘，对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勃兴发挥了重要的启示作用。所谓“文艺复兴”，就是要“复兴”古希腊艺术中蕴含着的伟大的人文精神，摒弃中世纪的“颂神文艺”。马克思从巴尔扎克的小说《农民》中，发现了高利贷者剥削、压榨农民的秘密，并将其写入《资本论》。恩格斯说他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中学到的东西，“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12] (P684)。保加利亚的无产阶级战士季米特洛夫曾说过，他“在参加保加利亚工人运动的日子里培养起来的那种坚持力”和“在莱比锡法庭上所采取的那种一贯的坚持力、信心和坚持精神”，都同他“在青年时期读过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艺术作品”有密切关系。[13] (P50)《三国演义》、《水浒传》问世后，深得广大劳动人民喜爱，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日使人说《水浒》《三国》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14] (P873)。太平天国军队的策略，“采稗官野史中军情仿之”，“其截取《三国演义》《水浒传》尤为多”。[14] (P873)太平天国的旗帜上有“顺天行道”字样，义和团则干脆将水泊梁山聚义厅前竖起的杏黄旗上的“替天行道”四个大字，搬到了自己队伍的旗帜上。[14] (P872)鲁迅在其小说集《彷徨》扉页题写屈原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用以自勉。上述表明，“经典文化”在经过时代的更迭、历史的风雨及社会生活的变化、筛选、淘汰之后，其意义往往不减当年，甚至历久弥新，其价值断难颠覆，具有永久性的魅力。它们理应受到后人的尊重。
    　　　　二
    既然“经典文化”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具有永久性的魅力，因而，努力弘扬“经典文化”，充分发挥其积极的社会作用，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古今中外文化界的有识之士也正是这样做的。他们或者发掘经典文本中的微言大义，加以发挥，表达新的时代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愿望；或者纠正经典文本中因受时代局限而存在的某些不足，将其改造为新的经典；或者将经典文本改编成其他门类的艺术，使之得到广泛的传播，为更多的人所接受。
    “经典文化”所具有的永久价值和魅力，并非一成不变，事实上，任何“经典文化”在它被创作而成的当时所产生出来的价值和内蕴，同后来所产生的价值和内蕴并不完全相同。后来的优秀作家总是根据发展了的社会生活的需要，去发掘经典文化文本中的微言大义和精妙之处，创造出新的作品，以弘扬原作精神，为发展了的现实服务。普罗米修斯原本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小神，他违背众神之王尤比特的意志窃火天庭，为人类送去光明和温暖。马克思称其为“哲学历书上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15] (P47)古希腊悲剧家埃斯库罗斯在其诗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将他塑造成一个不畏强暴、不怕牺牲、敢于斗争的伟大的神，使其成为勇于同奴隶主贵族进行斗争的雅典民主派的代表。英国诗人雪莱19世纪初创作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虽然也有埃斯库罗斯剧中的情节，却又改变了埃斯库罗斯剧中的结局，突出写了普罗米修斯经过英勇斗争而终于获得解放后，世上从此再也没有了黑暗、专制和暴君，到处都充满光明、自由、民主、博爱、平等的美好景象。雪莱剧中普罗米修斯和天神尤比特的斗争，表现了法国革命失败后英国和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家对封建反动势力的反抗情绪和他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不难看出，埃斯库罗斯和雪莱都根据他们各自所处时代的需要，对前人留下的经典文本做了加工，创作出反映各自时代的时代精神的作品，他们也因此受到人们的尊敬和爱戴。恩格斯称埃斯库罗斯为“悲剧之父”[16] (P385)，称雪莱是“天才的预言家”。[17] (P251)元代马致远创作的杂剧《汉宫秋》，是根据《汉书》和《后汉书》中有关昭君出塞的记载创作的。《汉书》和《后汉书》中关于昭君出塞的记载不过二百余字，其中突出强调了“昭君自请掖廷令求行”，促成了胡汉友好。《汉宫秋》则根据元代的社会现实，对《汉书》和《后汉书》中的记载进行了再创造，抨击了呼韩邪单于为索要王昭君而发兵攻打汉朝的侵略行径和汉元帝朝廷中的投降派官员，表达了反抗民族侵略、要求民族平等的愿望。郭沫若1923年创作的三幕话剧《王昭君》，揭露了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汉元帝的荒淫无道以及朝廷官员兼画师毛延寿敲诈、勒索宫女们的丑行，深刻地批判了封建制度的罪恶，赞扬了王昭君追求自由的精神。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后，曹禺创作了五幕话剧《王昭君》，一改历史上以昭君出塞为题材的作品中昭君悲悲切切、哭哭啼啼的形象，塑造了一个为促进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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