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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化——去精英化与文学经典建构机制的转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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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6:3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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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小说史》构成了大陆80年代以来‘重写文学史’的最重要的动力，它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大陆的‘重写文学史’运动，同时在‘重写文学史’的实践上具有明显的规范意义。在某种意义上，它意味着当代文学史典范的变革”(14)。
如果说张爱玲的个案标志着审美话语的胜利，那么，鲁迅的个案则体现了启蒙话语的再经典化力量。“再经典化”在此的含义是：从一个新的价值坐标出发重新阐释鲁迅的文学史地位，它虽然没有危及鲁迅的经典地位，但是却对其经典性做出了新阐释，赋予了新内涵。众所周知，在改革开放前的文学史框架中，鲁迅一直被叙述为一位革命作家，在“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三重身份中，“革命家”的身份最为重要，其经典地位的确立根本上也得力于此。而王富仁在80年代中期推出的鲁迅研究成果的意义就在于把原先定位于“革命家”的鲁迅“还原为”（启蒙）思想家的鲁迅(15)。革命家的鲁迅和思想家的鲁迅的区别在于：前者的根本特征在于“听将令”，而后者则体现了一个启蒙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批判性。王富仁并没有否定鲁迅的经典作家地位，但是却对其经典性进行了新的诠释。如果离开思想解放的大背景，离开80年代初中期的启蒙主义社会文化思潮，王富仁对鲁迅的再经典化同样将是不可思议的。
三、文学活动的去精英化
新时期十年所确立的精英文学和精英知识分子的文化领导地位在90年代初以降文化市场、大众文化、消费主义价值观，以及大众传播媒介的综合冲击下很快受到挑战，去精英化的潮流势不可挡并使得精英知识分子大呼“人文精神”的失落和文学/文化“废墟”时代的到来。这种文化力量的消长深刻改写了文学经典的定义和标准，使得通俗—大众文学得以进入经典的殿堂。
去精英化的矛头同时指向了“启蒙文学”与“纯文学”，更直接威胁到了其核心价值——文学自主性的神话，以及由这种神话赋予精英文学的那种高高在上的崇高、神秘和稀有性，为文学祛魅，为经典祛魅。
相比于80年代精英化过程自上而下的特点，去精英化的动力机制是自下而上，具有强烈的商业驱动性与大众参与性。去精英化的直接动力来自文学活动和文化活动的市场化、现代传播工具的兴起和普及，以及大众消费文化的兴起。红极一时的“超级女声”现象、“芙蓉姐姐”、“菊花姐姐”现象，大量网络文学、网络写手、手机短信文学出现，文学艺术向广告、时装设计、家庭装修等日常生活领域的渗透（所谓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等等，都是典型的大众和商业结合的去精英化现象/思潮。这些新的文化和文学艺术形态用精英的标准看或许根本就不是文学艺术，甚至也够不上文化的资格，但是它们已经是今天的文学和文化生产的重要形态，其受众数量大大超过精英文化/文学。
有太多的文学思潮和文化事件可以证明去精英化浪潮是如何的来势汹汹。
首先是所谓的“身体写作”（从“宝贝作家”、“美女作家”到木子美）和“下半身写作”的登场。如果说精英文学历来是“上半身”的文学，是张扬灵魂和精神的文学，那么，“身体写作”和“下半身写作”则通过“下半身”造反“上半身”的方式来实施对精英文学的颠覆。诗歌中的“下半身的宣言”这样写道：“让这些上半身的东西统统见鬼去吧，它们简直像肉忽忽的青虫一样令人腻烦。我们只要下半身，它真实、具体、可把握、有意思、野蛮、性感、无遮拦。”这样的“下半身”写作矛头直指从鲁迅到海子的精英文化和精英文学。他们宣称：“哪里还有什么大师，哪里还有什么经典？这两个词都土成什么样子了。不光是我们自己不要幻想成为什么狗屁大师，不要幻想我们的作品成为什么经典，甚至我们根本就别去搭理那些已经变成僵尸的所谓大师、经典。”(16)
其次是“文化偶像”的碎片化。“文化偶像”在80年代一直是被精英知识分子垄断，它们几乎就是“鲁迅”、“陈景润”等的同义词；而90年代以降文化界的一个戏剧性现象，就是偶像的多元化、碎片化、世俗化。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文化偶像的商业化和消费化，消费性偶像即使也不能说取代了生产性偶像，至少也极大地动摇了生产性偶像的独尊地位。这方面最具戏剧性的例子是2003年“新浪”网等几十家媒体发起的关于“谁是今天的文化偶像”的评选。在评选结果中，鲁迅、钱钟书、雷锋、金庸、王菲、张国荣等分别代表精英文化、革命文化和消费文化的人物居然赫然并列在一起(17)。这表明今天的大众（至少是网民阶层）已经不再一致地追随某一个共同偶像和权威，价值多元化的时代已经来临（颇有些类似于韦伯说的“诸神纷争”）。它更表明文化偶像的评选活动本身的娱乐化、时尚化和商业化。更值得注意的是，大众传播的发达和文化平民化还使得大众渴望自己成为偶像而且有可能真的成为偶像，从而打破了偶像和权威的高度垄断(18)。网络释放了大众的参与精神，他们的口号是“想唱就唱”。虽然偶像的平民化和多元化还不能直接等同于经典的平民化和多元化，但是它们之间的深刻关联是显而易见的。
去精英化的另一个戏剧性标志是消费主义逻辑对于大学精神的改写。这是大学的“祛魅”。经过对于“文革”时期大学教育中的民粹主义思潮（工农兵管理大学）的沉痛反思，新时期以来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达成的一致共识是：大学精神、大学灵魂的核心是知识和知识分子的自主自律，是启蒙大众，是对权力和金钱说“不”，大学必须有自己的独立品格，对现实持深刻的批判精神，绝不能趋炎附势。大学回到了精英知识分子手中，成为是大众敬仰之地方。大学行使着把精英知识分子神化和圣化的功能，当然，它更是文学经典的立法者。
而今我们却发现，消费文化及其商业逻辑迅速地改写了80年代刚见雏形的以超然独立为核心的大学精神。大量大众消费文化明星进军精英文化的殿堂——大学。金庸、周星驰、周杰伦、赵本山、李宇春等等消费文化明星被各家名牌大学争相聘请为名誉/特聘/讲座教授，或邀请他们作演讲，名校和明星的相互捆绑成为新世纪中国文化界、教育界的一大景观(19)。这是消费文化与商业逻辑对于大学精神的深刻改写(20)。相比于剑桥大学拒绝给撒彻尔夫人和布莱尔两位首相颁发“荣誉博士”学位，哈佛大学拒绝基辛格回母校任教的举措(21)，中国大学的自律精神实在是太可怜了。
与大学的去精英化伴随的是教授的去精英化。教授本是精英知识分子的代表，人们心目中的“教授”概念正在失去昔日的光环(22)。在关于北大是否应该邀请超女李宇春去北大“百年讲堂”（精英知识分子神往的圣地）演讲的讨论中，有一个化名“十年坎柴”的作者针对反对意见指出：“文化可能有雅俗之分，而无高低贵贱之分。俗文化不一定就是低贱的，就是上不了台面的。大概一些人的骨子里，还有着以职业或身份来分贵贱的观念。(23)”这种观念的流行对于我们理解文化权力的变迁无疑是十分重要的背景(24)。
第三，由于文学性的扩散和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我们在新世纪所见证的文学景观是：在严肃文学、精英文学、纯文学衰落、边缘化的同时，“文学性”在疯狂扩散(25)。随着文化产业的迅速兴起，出现了所谓“文化的经济化与经济的文化化”趋势，文学与非文学、艺术与非艺术、审美和非审美的界限不断模糊。与农业、重工业相比，文化产业有更突出的精神—文化含量，它的兴起使得非物质性的消费（比如视觉消费、生活方式的消费）变得更加重要。同时，生产力的发展使得人的闲暇时间越来越多，人的需求结构发生了相应变化，非实用性的审美、娱乐、休闲的需求在需求结构中的比例有所上升。除了物质商品的消费外，还出现了对符号、形象与美的消费。于是兴起了所谓“创意产业”（“金领阶层”，以出点子为职业的阶层）、“休闲娱乐工业”、“美丽工业”、“身体工业”、“精神经济”，等等。从传媒产业的发展看，大众传媒和影像产业的兴起极大地提高了图像与符号的生产能力，日常生活中各种符号和影像，人们空前重视商品的符号/象征价值。这种现象在一些名牌产品消费、时尚产品消费方面体现得尤其突出，至少在中国的大中城市中是有目共睹的。艺术/审美的商品化和商品的艺术/审美化同时进行，艺术品和非艺术品之间、艺术—审美经验与非艺术—审美经验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生活空间和审美空间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甚至完全丧失了。购物中心、超级市场、街心花园、度假胜地成为新的审美活动的主要场所（即使是精英知识分子也很少到高雅的美术馆、音乐厅去进行审美），这些场所与专门化的音乐厅、美术馆的区别在于其与日常生活空间之间的边界非常模糊。可以说，文学性的这种泛化现象构成了文学“祛魅”的最重要的经济/物质基础。
最后，去精英化实践的迅速而大面积的流行，除了世俗化和消费主义的价值观的支撑以外，还大大得力于由于大众传播手段的迅速发展和普及导致的文学和文化的参与手段的非垄断化和大众化，以及文学和文化活动的“准入证”的通胀和贬值。网络在这里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众所周知，文学和文化活动的精英化是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精英知识分子对于文学和文化生产的各种资源，特别是媒介资源的垄断性占有。从事文学活动的首要资源当然是人的识字能力，古代社会中从事文学事业的人数相当有限，根本原因就是具备识字能力的人数本身就不多。现代大众教育制度逐渐打破了精英阶层对于识字能力的垄断，舞文弄墨对于一个大学生而言不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大量网络写手的涌现可以证明这点）。
但是，对于从事文学创作活动而言，仅仅是“舞文弄墨”的能力是不够的，还有一道门槛是发表。即使在教育已经普及的现代社会，真正能够在媒体上公开发表作品、从事社会意义上的文学生产（不包括自己写东西自己欣赏的那种“抽屉文学现象”）的人仍然非常有限，原因是媒介资源仍然非常稀缺并被少数精英分子垄断。这种垄断直至上个世纪末才被打破。大众传播——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使得精英对于媒介的垄断被极大地打破，网络成为城市普通大众，特别是喜欢上网的青年一代可以充分利用的便捷手段。写作与发表不再是一种垄断性的职业活动，而是普通人也可以参与的大众活动。网络是最自由、最容易获得的媒介，发表作品的门槛几乎不存在。一个人写出的任何作品在任何时候几乎都可以上网。发表的空间打开以后，写作也变得自由了，爱怎么写就怎么写。这些“网络写手”和“网络游民”不是职业作家，但是往往比职业作家更加活跃。在这个意义上，网络造成的最戏剧性的去精英化效果，就是“作家”、“文人”这个身份、符号和职业大面积通胀和贬值，这是对于由西方浪漫主义所创造、并在中国的80年代占据主流地位的关于作家、艺术家神话的一个极大冲击(26)。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中国，这种作家观念流行一时的时候也正是作家、艺术家们精英意识与特权身份得到大大强化的时候(27)，而由于媒介手段的普及，今天的“作家”大门几乎向所有人开放，作家不再是什么神秘的、具有特殊才能的精英群体。文学被去精英化的同时作家也被去精英化。笼罩在“作家”这个名称上的神秘光环消失了，作家也非职业化了(28)。
四、去精英化时代的文学经典
以上概括的去精英化思潮，构成了我们理解世纪之交文学经典建构和解构机制的最重要的社会文化语境。
去精英化挑战了文学的自主性神话，使得20世纪80年代确立的精英化的经典标准受到极大冲击。作为精英文学代表的“纯文学”被极大地边缘化，而金庸所代表的大众文学、俗文学则被收入各种文学“大师”文库，写入文学史，并进入中学语文教材。
首先，被精英文化赋予了神圣色彩的文学经典在世纪之交普遍遭受“戏说”的命运。我们可以发现在广告上有大量古今中外的诗词或仿诗词（如一个房地产广告这样写道：“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白领尽开颜”），发现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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