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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化——去精英化与文学经典建构机制的转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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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6:3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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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吧等地摆满了各种经典艺术品的仿作，发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被用作音响产品广告的开头曲，发现巨幅的《蒙娜丽莎》复制品被用作广告挂在街头。这些对于经典的“祛魅”形成了洋洋可观的“大话”文艺—文化思潮（一种新的文化类型，即所谓“大话文化”）。从其创始人周星驰的《大话西游》，到林长治的《Q版语文》，大话文艺的风潮几乎横扫古今中外各种文化与文学经典，其中既包括中国与西方古代的传统文学经典如《红楼梦》（如漫画版《红楼梦》）、《西游记》（除了《大话西游》还有《悟空传》、《沙僧日记》等），也包括解放后创作的革命文艺经典如《林海雪原》《红色娘子军》等所谓样板戏。《Q版语文》更是用模拟语文课本的方式把中学语文教科书中的那些所谓“范文”（如《孔已己》、《荷塘月色》、《卖火柴的小女孩》、《愚公移山》等）大大地戏弄了一番。
大话文艺的基本文体特征，是用戏拟、拼贴、混杂等方式对传统或现存的经典话语秩序以及这种话语秩序背后支撑的美学秩序、道德秩序、文化秩序等进行戏弄和颠覆。在大话文艺中，经典不但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膜拜对象，相反成为一种可以被偷袭、盗取的文化资源，其神圣性和权威性荡然无存。这是与精英知识分子完全不同的对于经典的态度。
大话文艺与大话文化的流行可以看作是当代人，特别是青年人一种非常典型的反精英文化心态的表现：世界上没有神圣，也没有权威与偶像；一切都可以戏说、颠覆、亵玩。这是比“五四”时期还激进的对经典的“祛魅”：“五四”时期的反经典是精英知识分子发动的，是精英文化和精英文化之间的斗争，而消费文化的反经典是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造反。在精英文化统治的时代，文学经典是文学的权威性和神圣性的最集中体现，是精英知识分子朝圣的偶像，经典不仅被他们认为是“最优秀的人留下的最优秀的作品”，而且也被奉为文化的法则和典范。而今，这些经典被消费文化大量地、肆意地戏说、改写、整形、挪用、盗猎，形成了洋洋可观的所谓“大话”文艺思潮，它们是文学去精英化、去神圣化的最触目惊心的表现。
其次，自主性不再是经典建构的支配性力量。自从现代文学观念确立以来，所谓“文学”一直都要借助于对于“非文学”的排除才能确立自身。同样，精英的、启蒙的文学必须借助对于大众的、娱乐的文学这个“他者”的排除、“纯文学”必须借助于对于功利的、实用的文学这个“他者”的排除才能实现自我身份认同。80年代自主—自律的精英主义文学观就是通过一系列排除—包含机制重新确立了什么是“文学”、什么是“经典”的新标准，于是就有赵树理等人的出局和张爱玲等人的入选。对于文学和文学经典的这种“纯化”处理保证了文学的精英化，也保证了文学资本的稀有性。
但是，金庸的经典化却极大地动摇了精英知识分子确立的这种经典建构机制。金庸的作品不是启蒙的，而是娱乐的；是功利性的（当然不是政治的功利性而是商业的功利性）而不是非功利性的。金庸小说是大众文学的代表。说金庸的作品是经典已经是一个没有争议的定论，因为它几乎满足了经典化所需要的所有条件，也经历了经典化所需要的所有程序。金庸的作品被权威学者（北京大学的严家炎、陈平原和哈佛大学的李欧梵）接纳，成为研究对象和教学对象，进入精英学者（北京师范大学的王一川）编选的“文学大师”文库，金庸本人进入著名高等学府（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成为教授与院长。更有甚者，他的作品还被审查特别严格的中学语文课本接纳。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1994年，当王一川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小说卷》将茅盾排挤出了十大“文学大师”的行列而让金庸入选其中的时候，编者的去经典化和经典化行为所打出的旗号却依然精英式的，即文学的自主性和审美标准第一，这依然是精英知识分子在80年代确立的标准；而不是冠冕堂皇地为大众文学和消费文化正名，好像金庸的小说没有功利性似的。其实，金庸小说虽然没有革命文学的那种政治功利性，却有革命文学和精英文学都没有的商业功利性。这种错位的情况在今年发生的所谓“金庸取代鲁迅”进入中学语文课本的讨论中就再也没有了。在支持金庸作品进入语文课本的声音中，再也没有人打出维护文学的“自主性”这个旗号了，取而代之的是堂而皇之地为消费文化和大众文学辩护：它透露的消息是：经典本来就不应该只是自主—自律的精英文学的专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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