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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左传》之性质及其与《国语》之关系(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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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6:4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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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汉哀帝建平元年宗室刘歆请建立《春秋左氏传》及王莽发得《周礼》后，乃若静水投物，其波浪经久不息。刘氏请建立者，除此书外，尚有《毛诗》、《逸礼》及《古文尚书》等。《毛诗》问题已因郑樵、朱熹以及牟庭、崔述、康有为等之攻击而知其伪。《逸礼》已佚，无可详考。《古文尚书》原本亦佚，今所存者为伪中之伪，经阎若璩、惠栋等之考证，已成定论；虽有毛奇龄、吴光耀、洪良品及王小航(照)等之辩护，其案终不能平反。《周礼》问题则最近得郭沫若(有《周宫质疑》一文，见《金文丛考》)，钱宾四(有《周官著作时代考》一文，见《燕京学报》第十一期)诸家之考订，亦知此书为晚周时物；虽未能如今文家之豫期，谓为歆、莽所伪，然其非周公之作，则无疑矣。独《左传》问题，乃愈久而愈棼，今文家攻之愈急，古文家守之亦愈坚，一似永无解决之希望者，宁非奇耶?盖《左传》之问题，实较他书为复杂，若《周礼》、《毛诗》、《古文尚书》等问题仅限于该书之本身，而欲订《左传》之真伪，则至少须涉及《春秋》及《国语》二书。欲问《左氏》究否传《经》，则其与《春秋》之关系、不能不详加考察；欲问其是否自《国语》分出，则其与《国语》之异同、又不能不详加考察。所牵涉者广，所藉者多，故歧义既夥，欲图解决乃愈难。
当刘歆建议立《左氏春秋》之时，即引起执政大臣及群儡不满，事具《汉书•刘歆传》，今引其原文，以见始末。
“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焉……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歆数以难向，向不能非间也……，及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宫。哀帝令歆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歆因移书太常博士，责让之曰：……诸儒皆怨恨。是时名儒光禄大夫龚胜以歆移书，上疏深自罪责，愿乞骸骨罢。及儒者师丹为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上日：，歆欲广道术，亦何以为非毁哉？，歆由是忤执政大臣，为众儒所讪，惧诛，求出补吏，为河内太守。”
是知刘歆为学术而牺牲，千载而后，平情而论，当服其勇敢。乃因其政治生活，遭逢莽篡，而王莽标榜周公，于是绎今文家乃谓《周礼》伪群经以佐证，而《左传》为其首要，于是刘歆之罪不容诛矣！康有为之《新学伪经考》有云：
“歆以其非博之学，欲夺孔子之经，而自立新说以惑天下。知孔子制作之学首在《春秋》，《春秋》之传在《公》、《谷》，《公》、《谷》之法与六经通。于是思所以夺《公》、《谷》者，求之古书，得《国语》，与《春秋》同时，可以改易窜附，午是毅然削去平王以前事，依《春秋》以编年，比附经文，分《国语》以释经，而为《左氏传》。遭逢莽篡，更润色其文以媚莽。因藉莽力，贵显天下，通其学者以尊其书”(卷三《汉书艺文志辨伪》)。
于是臣君二人，一篡汉室，一纂孔学；刘歆之罪尤甚于莽，因新室
不久即亡，而歆经大行，影响及于千余年之后。康氏之言否，则待《周礼》及《左传》二书之考订。余前已言之，《周礼》定为晚周之书，盖无疑义。《左传》问题则亟待解决者也。
哀帝时刘歆欲建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虽遭贬斥，但其后不久，平帝时诸书终立于学官。《汉书?儒林传》云；。
“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所以罔罗遗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
其后诸书虽屡立屡废；而古文经学之党徒渐多，《左氏》学乃日渐得势，贾逵主选严、颜高才二十人，教以《左氏》，至于汉末，关羽、吕蒙之属，亦莫不竟读《左氏春秋》。下迄六朝，《春秋》学为《左传》所统一，《隋书?经籍志》始叹《公》、《谷》之垂绝。唐世竞尚辞章，《左氏传》益盛行，刘知几《史通?申左》乃盛倡《左氏》有三长，二传之义有五短之说。然当其盛时，并非无反对意见，其著者如啖助、赵匡于《左传》皆有所讽刺，啖助之言曰：
“予观《左氏传》，自周、晋、齐、宋等国之事最详，晋则每出一师，具列将佐；宋则每因兴废，备举六卿，故知史策之文，每国各异。左氏得此数国之史以授门人，义则口传，未形竹帛；后代学者乃演而通之，总而合之，编次年月以为传记，又广采当时文籍，故兼与子产、晏子及诸国卿佐家传，并卜书、梦书及泰占书，纵横家、小说、讽谏等，杂在其中，故叙事虽多，释意殊少，是非交错、混然难证。《春秋集传纂例?三传得失议》)。
此外，于书法凡例等条，亦颇多讥为妄涎者。其后赵匡则曰：
“啖氏依旧说以左氏为丘明，受经于仲尼；今观左氏解经，浅于公、谷，诬谬实繁、若丘明才实逼人，岂宜若此?（《春秋集传纂例?赵氏损益义》)
赵氏与书法，凡例并多辨正，如云：“左氏乱记事迹，不达经意，遂妄云：‘礼也。’今考其合经者留之，余悉不取”（《春秋集传纂例啖赵取舍三传义例》）。此后学者，于《左传》之书法、凡便乃益多攻击，最著名如宋刘敞之《春秋权衡》，清姚际恒之《春秋无例详考》以及刘逢禄之《左氏春秋考证》，康有为之《新学伪经考》，崔适之《史记探源》等书，并不滿于《左氏》。但为《左》辩护者，自亦有人，如晚近之刘师培、章炳麟诸古文学家。
东汉王充亦表扬《左传》者，其言曰：
“公羊高、谷梁寘、胡毋氏皆传《春秋》，各门异户独《左氏传》为近得实。何以验之？《礼记》造于孔子之堂，太史公汉之通人也，《左氏》之言与二书合。公羊高、谷梁寘、胡毋氏不相合诸家又去孔子远，远不如近，闻不如见”（《论衡?案书篇》）。
此乃古文家之言，但其下文，则双导今文学家学说之路，如云：
“《国语》，《左氏》之外传也。《左氏》传《经》，辞语尚略，故复选录《国语》之辞以实。然则《左氏》、《国语》，世儒之实书也。”
谓“《左氏》传《经》，辞语辞语尚略，故复选录《国语》之辞以实”，此非康有为等所主张《左传》为割裂《国语》而成之说之先趋乎？不意表扬之者适作成其罪状也。
近今左氏学复盛，单篇论文见于报章杂志者不下十数，专书行世者，则有瑞典人高本汉之《左传真伪考》（陆侃如译，商务印书馆出版），及国人卫聚贤之《古史研究》（第一集）；类能抛弃经师见解，从事《左传》本身之考证。但于解决《左传》问题，距离尚远，此所以今日须重提此案之原因也。
上篇论《左传》之性质
一论书法及解经语
今文家既谓《左氏传》不传《春秋》，于是谓书法、凡例、“君子曰”及缘《经》立说之语，皆为后人所窜加。盖《左》非传《经》，则此等言辞当无所附丽也。如刘逢禄之《左氏春秋考证》有云：
“余年十二，读《左氏春秋》，疑其书法是非，多失大义。”此谓书法不可信。又于隐公元年“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传文证曰：
“此类释经皆增饰之游词，不可枚举。‘未王命’云者，欲乱‘，以《春秋》当新王，’之义也。。
此谓解《经》语不可信。刘氏仅疑其伪，而未详言造伪之人及所以造伪之由，康有为乃补足之曰：
“《左传》多伤教害义之说，不可条举。言其大者，无人能为之回护。如文七年，宋人杀其大夫’，《传》云：‘不称名，非其罪也。既立此例，于是宣九年，‘陈杀其大夫泄冶’，杜注云：“泄冶直谏于淫乱之朝以取死，故不为《春秋》所贵而书名。昭二十七年，‘楚杀其大夫卻宛’，杜注云:：‘无极，楚之谗人，宛所明知而信近之，以取败亡，故书各罪宛。’种种邪说出矣……襄二十七年‘秋，七月，豹及诸侯之大夫盟于宋’，《传》云：‘季武子使谓叔孙以公命，曰：“视邾、滕。”既而齐人请邾，宋人请滕，皆不与盟。叔孙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国也，何故视之？宋、卫吾匹也。”乃盟。故不书其族，言违命也。’是孔子贵媚权臣而抑公室也。凡此皆歆借《经》说以佐新莽之篡而抑孺子婴、翟义之伦者，与隐元年‘不书即位，摄也’同一奖奸翼篡之说”(《新学伪经考》卷三《汉书艺文志辨伪》)。
是迴书法等伪由刘歆，其最大之目的为奖奸翼篡。然事实非如是之简单，《太史公书》固亦多引《左传》书法及解《经》语，司马迁应不能见刘歆所伪之书，于是康氏谓此乃“歆入之于《左传》，并窜之于《史记》耳”。空想无当与事实，其证为何？则曰：
“按《世家》叙宣公事，以为立弟成义，子复享之；叙襄公事，讥其得祸致怨，皆用《左氏》义。汉人之学，皆有家法，何以同一世家赞，讥宣公之乱宋，褒襄公之礼让，独《公羊》义一文；矛盾何至于是？其为歆所窜入，最为易见。以此推之《秦本纪》、《鲁世家》之，‘君子’，亦为窜入无疑矣”(《史记经说足证伪经考》)。
是谓汉人之学皆重家法，既引《公羊》，便不能引《左传》，于是知《史记》所引《左传》义法乃出刘歆伪窜。今案；康氏此等言辞，貌似而实非。、盖经学家法之来，由于儒者之争立博士。汉宣、元以后，凡能自圆其说者皆有立博士之可能，于是经学乃多歧议，彼此各不退让；盖苟一退让，则失其根据而学说同他人，博士官亦将取消，此汉经生所以固守家法也。而武帝之时，初有“五经博士”，经止一家，当无固守家法之事实，太史公非博士官，尤无守家法之必要；《史记》又多引《谷梁》义，岂亦歆所窜加耶？则康氏之断狱，所凭乃“莫须有”。况《左传》之书法二凡例及解经语“君于曰”等之见引于西汉或稍前之书籍，除《史记》外，尚有《礼记》、《韩非子》、《战国策》、《尚书大传》，《说苑》，《新序》等书，岂亦刘
歆一一窜入之耶？如非武断似康氏者，则当考虑此一切反证而改变其结论。今详述诸书所引《左氏》书法及解经语如下：
《战国策?魏策三》：“昔者，晋人欲亡虞而伐虢，伐虢者，亡虞之始也。故荀息以马与壁假道于虞，宫之奇谏而不听，卒假晋道。晋人伐虢，反而取虞。故《春秋》书之，以罪虞公。”
今按：此用《左氏》义也。事见于僖公五年，《公》、《谷》皆同情于虞而讥晋。《公羊传》云：“冬，晋人执虞公。执不言所于地，缊于晋也。其曰公，何也？犹曰其下执之之辞也。”独《左传》云：“冬，十二月，丙子朔，晋灭虢，虢公丑奔京师。师还，馆于虞，遂袭虞，灭之，执虞公及大夫井伯，以腾秦穆姬。而修虞祀，且归其职贡于王。故书曰：‘晋人执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礼记?坊记》：“子去：‘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别也。’故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以此坊民，《鲁春秋》犹去夫人之姓曰吴，其卒曰‘孟子卒’。”，
今按；事见于哀公十二年，三传皆有讳取同姓之义。《公羊》云：“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称孟子何？讳娶同姓，盖吴女也。”《谷梁》文字相同。《左传》亦云：“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吴，故不书姓。”未知《坊记》何所本?但有袭《左氏》之可能。。
《史记?周本纪》：“二十年，晋文公召襄王，襄王会之河阳、践土，诸侯毕朝。书讳曰：‘天王狩于河阳。’”
今按：事见僖公二十八年。三传皆有不与致天子，为天王讳之说。《左氏》尤明显，云：“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似为《史记》所本。
又按：此外《史记》引《春秋》书法，三传相同者尚多，因难定所本，故从略，今举其一，以见一斑。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陈厉公元年。“弟他杀太子免。代立，国乱，再赴。”
今按：事见桓公五年。《经》云：“五年春正月，甲戊，己丑，陈侯鲍卒。”《公羊》云。“曷为以二日卒之？憾也。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也。”《谷梁》义同。当知非《史记》所本。《左传》云：“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陈侯鲍卒，再赴也。于是陈乱。文公子佗杀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乱作，国人分散，故再赴。”《史记》所取义也。
又：鲁桓公十[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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