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胡适在1919年发表的《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揭櫫了“整理国故”的大纛后，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整理国故运动”在民国知识界长期兴盛。究其缘由，这大致是由以下二方面因素所促成。 

一、新史料的发现和新方法的运用 

“整理国故运动”之所以能够在民国学术界长期兴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新史料的不断发现和新方法的逐步运用。 

第一，新史料的发现拓展了“整理国故”的天地。 

傅斯年曾在《史学方法导论》讲义中提出：“史料的发见，足以促成史学之进步。而史学之进步，最赖史料之增加。”[1]而20世纪恰恰是新史料层出不穷的一个世纪，这无疑大大拓展了“整理国故”的天地。 

揆诸史实，胡适等人“整理国故”的事业明显得益于新史料的不断发现。顾颉刚就认为这个时代“给予我们许多崭新的材料，使我们不仅看到书本，还有很多书本以外的东西，可以作种种比较的研究，可以开出想不到的新天地”[2]。胡适在解释他之所以修改《国语文学史》的原因时也说：“这六年之中，国内国外添了不少的文学史料。……这些新材料大都是我六年前不知道的。有了这些新史料作根据，我的文学史自然不能不彻底修改一遍了。”[3]至于史语所，则更是在傅斯年提出“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口号引导下，大规模开展了新史料的发掘整理工作，这尤其体现在收购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和殷墟发掘两件事上。 

1922年，隶属北洋政府教育部的历史博物馆因经费短缺，竟将所藏明清大内档案八千余袋，总计15万多斤，以4000元的价格售予北京同懋增纸店，作纸浆之用，以致酿成轰动一时的“八千麻袋”事件。罗振玉闻讯后，随即以3倍价格即1.2万元回购收藏，并从中整理印出《史料丛刊初编》10册。1924年，罗氏将这批档案以1.6万元的价格转售与李盛铎。至1927年，李氏渐觉庋藏困难，又欲出售给日本人。马衡得知此事后，坚决予以阻止，并且致函傅斯年，商情其所在中大语史所购买。然而中大限于财力，亦无法筹集足够款项。1928年9月11日，傅斯年为此特意致函蔡元培，商请大学院购置。在该函中，傅斯年向蔡氏介绍说：“其中无尽宝藏。……政治实情，全在此档中也。……此后《明史》改修，《清史》编纂，此为第一种有价值之材料。”[4]该年12月，大学院终以1.8万元收购了这批档案，转交史语所收藏整理。随后，史语所以历史组为主，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整理这批档案。至1949年，已整理出《明清史料》甲、乙、丙、丁四编四十册，并以此校勘《明实录》之脱漏讹误，此举在当时诚可谓一大盛事。 

而殷墟考古发掘，则更是史语所组建之后，倾注力量最多同时也收获最大的项目。从1928年起，至1937年抗战爆发，考古组先后在殷墟开展了15次发掘，获甲骨共计2万5千片，以及古器物169万件，从而不仅彻底证明了甲骨文字的真实性，而且还为古史学和古器物学建立了一个坚强的据点，并由此把丰富的但是散漫的史前遗存排出了一个有时间先后的秩序与行列。 

第二，新方法的运用开阔了“整理国故”的视野。 

“整理国故运动”的兴盛原因，除了新史料的发现之外，还在于研究方法的不断更新。这尤其体现在由于广泛运用了比较语言学和实验语音学等方法，民国时期的语言学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所谓“比较语言学”，源于西方的“印欧比较语言学”。西方语言学家根据各种印欧语言的相互比较，基本测定了原始印欧母语的音读形式。瑞典学者高本汉更是将此方法运用于中国上古音的研究，撰写了《中国音韵学研究》一书，从而使比较语言学方法在民国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即说：“音韵学上，比较的研究最有功效。……用梵文原本来对照汉文译音的文字，很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古音学上的许多困难问题。不但如此，日本语里，朝鲜语里，安南语里，都保存有中国古音可以供我们的参考比较。”[5]不久后，《国学季刊》第2号发表汪荣宝《歌戈鱼虞模古读考》一文。在该文中，汪氏直接将比较语言学方法付诸实践，通过对魏晋六朝的梵汉对音、日文假名中的汉音以及古代西人游记中所译的汉字音读的对勘考察，提出了关于古代汉字音韵的新说。他并且进一步阐发说：“华梵对勘，尤考订古音之无上法门”[6]。此后，傅斯年在为史语所命名时，更是将比较语言学提高到与历史学并重的地位。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阐明：“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他还具体举例论证说：“中国历来的音韵学者审不了音，所以把一部切韵始终弄不甚明白，……又如解释隋唐音，西洋人之知道梵音的，自然按照译名容易下手，在中国人本没有这个工具，又没有法子。又如西藏，缅甸，暹罗等语，实在和汉语出于一语族，将来以比较言语学的方法来建设中国古代言语学，取资于这些语言中的印证处至多，没有这些工具不能成这些学问。”[7] 

至于“实验语音学”，则在西方也是一种方兴未艾的研究方法，它充分地利用了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用物理学知识解释语音的物理基础，用生物学知识解释语音的生理机制，用渐变音高管、浪纹计等仪器来分析语音的音高、音强、音长、音质，从而使语音研究几乎达到科学化、精确化的水平。这种方法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无疑克服了传统的汉语测音方法因仅限于反切、难以确定音值的缺陷。 

在中国实验语音学领域，刘复可谓是其先驱。在留法期间，他便专攻此学，并且撰有《四声实验录》，首述音高、音强、音长、音质四要素与声音变化的关系，次述所用实验方法及实验成果，同时又列出北京、南京等十二种方言的四声实验记录，并据此来测定汉语声调的特征。归国不久，他又于1926年在北大创设语音乐律实验室，购置先进仪器设备，进行语音实验。几乎同时，赵元任也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主持建立了一个语音实验室。史语所成立后，他又领导语言组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语音实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李济后来即回忆说：“史语所创设之始，即毅然地摆脱了章炳麟的权威，而得到赵元任先生的合作，以百分之百的现代科学工具，复兴中国的语言学。……南京北极阁语音实验室的建设工作，在那时是一件国际注意的科学事业，所呈献的急追猛进的阵容，曾使坐第一把交椅的欧洲中国语言学家、瑞典高本汉教授为之咋舌。”[8] 

二、“与外人争胜” 

正如有论者剖析，“‘整理国故’……这面旗帜显然是在民族情绪鼓舞下掀起的。中国近现代学术问题的讨论和研究，如果缺少民族运动与民族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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