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9月，作为北大国学门主任，沈兼士亲自起草了《筹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经费建议书》。在此《建议书》中，他就呼吁：“窃谓东方文化自古以中国为中心，所以整理东方学以贡献于世界，实为中国人今日一种责无旁贷之任务。吾人对于从外国输入之新学，曰我固不如人，犹可说也；此等自己家业，不但无人整理之，研究之，并保存而不能，一听其流转散佚，不知顾惜，……以中国古物典籍如此之宏富，国人竟不能发挥光大，于世界学术界中争一立脚地，此非极可痛心之事耶！”[11]显而易见，北大国学门的创立，正是为了“于世界学术界中争一立脚地”。 

作为“整理国故运动”的发起者，胡适也在1922年1月所撰《<章实斋年谱>自序》中坦言：“我做《章实斋年谱》的动机，起于民国九年冬天读日本内藤虎次郎编的《章实斋先生年谱》。……最可使我们惭愧的，是第一次作《章实斋年谱》的乃是一位外国的学者。”[12]次年8月，他还对来访的日本学者今关寿麿说：“中国今日无一个史学家。……日本史学的成绩最佳。从前中国学生到日本去拿文凭，将来定有中国学生到日本去求学问。”[13]1924年1月，他在为东大国学研究班演讲《再谈谈整理国故》时更明确指出：“东大与北大，虽同为国立的，而在世界学术上尚无何等位置。要想能够有一种学术能与世界上学术上比较一下，惟有国学。”[14]不难看出，胡适之所以积极倡导“整理国故”，在某种程度上也隐含“与世界上学术上比较一下”的动机。 

如果说胡适此意还较含蓄，那么在素以“义和团学者”见称的傅斯年身上，这种“与外人争胜”的心态无疑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早在1920年留英期间，傅斯年就“冀本国学术他年可以独立，一湔今日就学国外之耻”[15]。 1928年，当他开始着手筹备史语所之际，更是踌躇满志地向胡适介绍说：“中央研究院之历史语言研究所，业已筹备，……实斯年年等实现理想之奋斗，为中国而豪外国，必黾勉匍匐而赴之。现在不吹，我等自信两年之后，必有可观。”[16]在不久后发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他也解释说：“在中国境内语言学和历史学的材料是最多的，欧洲人求之尚难得，我们却坐看他毁坏亡失。我们着实不满这个状态，着实不服气就是物质的原料以外，即便学问的原料，也被欧洲人搬了去乃至偷了去。我们很想借几个不陈的工具，处治些新获见的材料，所以才有这历史语言研究所之设置。”最后，他甚至提出：“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17]关于傅氏这篇《旨趣》，李济后来曾明确阐释说：“这一段文字说明了廿余年来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动力所在。文中所说的‘不满’与‘不服气’的情绪，在当时的学术界，已有很长的历史。”[18] 

而在收购明清大内档案一事上，傅斯年这种“与外人争胜”的民族自尊心更是流露无遗。1928年9月，他向蔡元培求助说：“昨日适之、寅恪两先生谈，坚谓此事如任其失落，实文化学术上之大损失，明史、清史，恐因而搁笔，且亦国家甚不荣誉之事也。拟请先生设法，以大学院名义买下，送赠中央研究院，为一种之Donation。然后由中央研究院责成历史语言研究所整理之。如此，则（一）此一段文物，不至失散，于国有荣。（二）明清历史得而整理。（三）历史语言研究所有此一得，声光顿起，必可吸引学者来合作，及增加社会上（外国亦然）对之之观念。”[19]与此同时，他还对李盛铎之子李少微强调指出：“此日为此学问，欲对欧洲、日本人而有加，瞻吾国前修而不惭，必于材料有所增益，方法有所改革，然后可以后来居上。”[20] 

显而易见，在傅斯年内心中，始终涌动着一种极为强烈的“与外人争胜”的意识。对此，顾颉刚晚年即回忆说：“傅在欧日久，甚欲步法国汉学之后尘，且与之决胜”[21]。由此出发，傅斯年在聘请史语所各组领军人物时，除学术路向的考虑外，自然还要注重其治学志向是否相投。而在此方面，陈寅恪、李济等人恰恰与之不谋而合。 

例如，历史组主任陈寅恪在得知燕京大学欲收购大内档案之后，立即致信提醒傅斯年：“现燕京与哈佛之中国学院经费颇充裕，若此项档案归于一外国教会之手，国史之责托于洋人，以旧式感情言之，国之耻也。”[22]1929年，他又在《北大学院己巳史学毕业生赠言》中赋诗曰：“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23]1931年，他在为《清华大学二十周年纪念特刊》撰文时复强调：“吾国大学之职责，在求本国学术之独立，此今日之公论也……东洲邻国以三十年来学术锐进之故，其关于吾国历史之著作，非复国人所能追步。……今日国虽幸存，而国史已失其正统，若起先民于地下，其感慨如何？”[24]由此可见，陈寅恪的外表虽看似恬淡，但在其内心深处，却蕴含着十分强烈的爱国责任感。 

又如，考古组主任李济因工作关系，与外国学者共事最频繁，感触自然也最深。早在1926年4月的一次演讲中，他便对清华学生解释说：“自从国人闹整理国故后，一般人的论调都是‘要先明白自己，然后再问他人’。中国人为人类的利益起见，不能不把自己的历史用心研究一番，以期对于世界学术界有所贡献。”[25]1928年11月，他在中大演讲《中国最近发现之新史料》时，更是疾声呼吁道：“中国地下的材料，真是遍地黄金，一扒总可扒出些来。可是不去工作，或工作也不精密，损毁了许多固有的材料，以致英、法、美、德各国的人都以人类全体历史的关系来和我们吵。我们自己若不去工作，还等待什么呢？……这不但是人类历史上应做的工作，也是应付外来的趋势啊！”[26]很明显，李济也亟欲摆脱外国学者的压力。 

至于傅斯年之所以知道李济，也正是因为看到他与外籍学者史禄国商榷的一篇文章。1928年10月，傅氏给清华大学冯友兰、罗家伦、杨振声写信说：“我见其驳史禄国文，实在甚好。我想请他担任我们研究所的考古一组主任”[27]。而李济就任考古组主任后，也随即向傅斯年吐露心声：目前同外国人作事，“只得像那‘猿人’似的弯着脖子走走再说，耐性等着那‘天演的’力量领着我们上那真真的人的路上去。也许我们的儿子（应该说我的）可以替我们出这口气，希望总要有的”[28]。 

再如，作为傅斯年心目中敦煌组主任的首选对象，陈垣的夙愿也正是在于“将汉学研究中心夺回北京”。这可以从胡适的一则日记中看出来。据其日记记载，1931年9月14日，陈垣问胡适：“汉学正统此时在西京呢？还在巴黎？”结果，二人“相对叹气，盼望十年之后也许可以在北京了！”[29] 

而在公开场合，陈垣也一再以“争夺汉学中心”相号召。郑天挺便追忆，早在北大1921年的一次集会上，他就听到陈垣说：“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东京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30]翁独健也回顾说：“大学一年级听陈垣先生的课，课上谈到十九世纪以来，有人标榜东方学、汉学研究中心在巴黎，当时巴黎有几个著名汉学家；后来日本把汉学中心抢到东京去，……汉学研究中心在国外是我们的耻辱。陈先生鼓励我们把它抢回北京来。”[31]而朱海涛甚至还曾听到陈垣说：“我们是干史学的，就当处心积虑，在史学上压倒人家。”[32] 

另据吴其昌回忆，1929年5月，他向陈垣提及编辑《国学论丛》“梁启超纪念专号”一事时，陈氏也回答说：“说起来真可怜！日本这样的纪念论丛，已出了四次五大册了——白鸟、内藤、狩野、告漱。内藤二册——而且都是讲支那学的；而我们的宗邦支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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