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国故”作为一种广义上的个人学术活动，或许不妨说是古已有之，然而作为一场学术文化运动，尤其是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及其延续，“整理国故运动”肇始的标志则无疑是胡适《新思潮的意义》一文的发表。正是在这篇文章中，胡适首次鲜明揭櫫了“整理国故”的口号。而溯其根源，该文与《国故》与《新潮》之争不无相关。
一
1918年11月，在新文化运动的感召下，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发起《新潮》社，旨在“唤起国人对于本国学术之自觉心”，[1]并请胡适担任顾问。而与傅斯年同班的薛祥绥、张煊、罗常培等，则“慨然于国学沦夷欲发起学报以图挽救”，遂于1919年1月26日，在刘师培宅内成立了《国故》月刊社，标明“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2]
所谓《国故》与《新潮》之争，缘起于1919年5月，毛子水在《新潮》发表了《国故和科学的精神》一文，对《国故》的办刊旨趣提出了尖锐批评，傅斯年还为此撰写了一段编者附识。当月，《国故》社编辑张煊也随即刊发了《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回应毛子水的批评。10月，毛子水又在《新潮》上发表《<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订误》一文，并同时附录胡适8月16日《论国故学》一函，对张煊的观点再加批驳。此后，由于《国故》社的解体，双方争论也自然终结。
关于这场论争，已不乏有论者详加论述，[3]因此本文在此不再多赘，仅拟就争论双方观念的异同，做力求简明的概括。综合来看，毛子水、张煊之间的互相辩驳和傅斯年、胡适的先后介入，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国故之生死”的性质判分上，双方的论断针锋相对。
一方面，毛子水将“国故”断定为“过去的已死的东西”。[4]而另一方面，作为《国故》成员的张煊，自然难以接受这一结论。在驳文中，他首先质问：“毛君乃谓国故为已死，夫生也死也，果何所准？”接着，他提出并阐发了自己的观点：“国故之生死，将视治之者之何如。使国人皆弃置之勿复顾，或即治之而但为陈死人之陈列，不求进步，不肯推故演新，则信乎其且死矣！使国人之治之者尚众，肯推已知而求未知，为之补苴罅漏，张皇幽眇，使之日新月异，以应时势之需，则国故亦方生未艾也。”尤为关键的是，在他看来，“今之治国故者尚大有人在，以抱残守缺为已足者固偶有之，而肯精益求精不甘自封故步者，亦未尝无其人，谓之已死可乎？”[5]
第二，在“国故与欧化”的地位比较上，双方的估量也不无悬殊。
毛子水认为：“国故是过去已死的东西，欧化是正在生长的东西；国故是杂乱无章的零碎智识；欧化是有系统的学术。这两个东西，万万没有对等的道理。”由是，“国故虽然应当研究，但是比较起现在世人所应当研究的科学起来，直是‘九牛一毛’。……现在我们中国人最要紧的事情，就是吸收欧洲现代确有价值的学术”。傅斯年更是在《附识》中，对此予以了进一步的精确化。他说：“研究国故好像和输入新知立于对待的地位，其实两件事的范围，分量，需要，是一和百的比例。”[6]
对于这种明显贬低“国故”地位的观点，张煊起而申辩说：“国故，东洋文明之代表也；欧化，西洋文明之代表也。今日东西洋之文明，当然处对等地位。”他还以“造纸”为喻论证说：“譬诸造纸，将来之新文明为新纸，国故犹败布，欧化犹破纸，为造新纸故，破纸固不可弃，败布亦所当宝，败布与破纸其能改造为新纸则一也。……收拾国故与输入欧化，皆为拾败布收破纸之事业，……二者正宜相助而不宜相斥。”并且申明：“吾敢正告今日之学者曰：凡学无论其属于国故，抑属于欧化，皆有研究之价值，皆当尽力发挥。”不过，或许出于对世人群趋“欧化”的忧虑，他又呼吁道：“在世界学术方面观之，与其得一抄拾欧化之人，毋宁得一整理国故之人。抄拾欧化，欧化之本身不加长也；整理国故以贡诸世界学术界，世界反多有所得。”
张煊这番议论，立即招致毛子水的辩驳。他语带讥讽地批评说：“张君的文章，说来说去，不过要把‘国’和‘故’争一个地位”。与此同时，他敏锐觉察到张煊在争论中偷换了概念。关于“国故”与“欧化”的概念，他原来的界定分别是“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和中国民族过去的历史”以及“欧洲现代的学术思想”，而张煊却易之为所谓“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之代表。对此，毛子水表示：“国故为东洋文明代表的说话，我不敢承认。我以为国故还不够代表中国的文明，——因为国故只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部分，——怎样能够代表东洋的文明呢！欧化为西洋文明代表的说话，亦有语病。‘欧化’的广义，就是全副的西洋文明，有什么代表不代表。”
至于张煊所谓“今日之东西洋文明，当然处对等地位”的论断，毛子水也不予认可。他详细分析说：“东洋文明和西洋文明，怎样能够处于对等地位呢？照我的意思，东洋文明和西洋文明，无论在程度上面或在分量上面，都不是立于对等地位的。就算将来世界的文明是从东西洋文明配合而产生的，我们亦不能就说他们立于对等的地位。一两和十五两成为一斤：这个一两和这个十五两，除同为加法中的一个相加的数目外，并没有对等的道理。现在西洋文明和东洋文明的比，何止十五和一的比呢！”
随后，毛子水仍然回到“国故与欧化”地位比较的正题，申明：“再退一步说，就算东西洋文明处于对等的地位，我们亦不能用此证明国故和欧化是出于对等地位的；因为国故并没有代表东洋文明的资格。”况且，“国故和欧化对于究竟的真理，有阶级的区别。将来的新文明，应以这个究竟的真理——或离开这个真理最近的‘真理’——为根据：所以国故和欧化对于将来的新文明，并不是败布和破纸对于新纸可比。……我们的国故学者，多存一种国故和科学并立的意思，实在是很不对的。”[7]
第三，在“研究国故”的目的上，双方的认知亦截然异趣。
关于“研究国故”的目的，毛子水曾经说明：“一是因为国故特有的长处，一是因为国故偶有的长处。”具体说来，前者指“研究国故”犹如“解剖尸体”，他认为：“我们倘若用这样目的去研究国故，我们就可以知道中国从前的学术思想和中国民族所以不很发达的缘故；我们亦就可以知道用什么法子去救济他。”至于后者，则指的是“国故的研究，大半的事情就是疏证。……一个人能够‘真正的’研究国故，养成一种‘重征’‘求是’的心习，亦是有点好处的。”毛子水同时还尖锐针砭说：“现在有一班研究国故的人，说他们的目的是‘发扬国光’，这个意思，最为误谬，要知道，研究国故能够‘发扬国光’，亦能够‘发扬国丑’。……我很希望研究国故的人，照这个意思做去！知道这个意思，那‘古训是式’‘通经致用’等许多学术思想上阻碍的东西，就可不言自破了。”
但是，张煊并未就此“不言自破”。相反地，他还针对毛子水所谓“养成一种‘重征’‘求是’的心习”的说法，以研究声韵为例反驳道：“譬之研究声韵，其目的非为得声韵学史也，亦非为欲得‘重征’‘求是’之心习也，为欲知声音变化之通例，知将来之声音究应如何也。以古音推古通借字而得古书之真诠，特其副产品耳。……非特研究声韵为然也，其余各学，莫不皆然，但整理之使为学术史之材料，实未足以满吾人研究斯学之望也，实未足以得研究斯学之最后果也。”
鉴于毛子水在此后《订误》一文中，未能直接击中张煊上述言论的要害，胡适特意致信声援。他指点毛子水：“张君的大病是不解‘国故学’的性质，……‘补苴罅漏，张皇幽眇’，还可说得过去。‘使之……应时势之需’，便是大错，便是完全不懂‘国故学’的性质。‘国故学’的性质不外乎要懂得国故，这是人类求知的天性所要求的。若说是‘应时势之需’，便是古人‘通经而致治平’的梦想了。”[8]
第四，在“研究国故”的方法上，双方对“科学的精神”的理解也大相径庭。
正如毛子水所自述：“我那篇文章，意在提出一种研究国故的方法，……我写出《国故和科学的精神》那篇文章，就是要向那班梦梦的国故学者说法。”[9]他在文中一再强调：“倘若要研究国故，亦必须具有‘科学的精神’的人”，并指斥说：“近来研究国故的人，多不知道国故的性质，亦没有科学的精神。他们的研究国故，就是‘抱残守缺’。”他甚至还直接点名批评：“至于国内讲国故学的杂志，前有《国粹学报》等，最近有《国故》，用意皆很好。但是他们里面所登的，有许多亦似乎缺点科学的精神。”傅斯年也在《附识》中说：“研究国故必须用科学的主义和方法，决不是‘抱残守缺’的人所能办到的。”
由于当时“科学”一词风头正劲、几乎无与匹敌，张煊虽然不无微辞，却也未便与之正面抗衡，于是他采取了颇费周章的迂回策略，[10]转而对毛子水关于“科学的精神”的界说提出质疑。毛子水曾经诠释说：“这个名词，包括许多意义，大旨就是从前人所说的‘求是’。凡立一说，须有证据，证据完备，才可以下判断。对于一种事实，有一个精确的公平的解析；不盲从他人的说话，不固守自己的意思，择善而从。这都是‘科学的精神’。”对于这种界说，张煊首先从称谓上加以推敲：“其所谓科学之精神者何？即从善服义是也。……从善服义之精神，与人性有关，而与研究之学科无关系，与其称谓科学之精神，不若称谓问学之正道之为当。”继而，他斟酌道：“夫从善服义，固问学之正道，假令其所谓善者非善，而所谓义者非义，而责人从、责人服，是谓纳人于邪，非正道也。”
对于张煊这番质疑，毛子水立即纠正其中的误读之处：“‘科学的精神’这个名词，包括许多意义，并非专指从善服义，……张君的文章，似乎有误解名词的毛病。”经此“订误”，他再次重申：“怎样的人、用什么方法才可以整理国故呢？我现在敢说，不是曾经抄拾过欧化的人，不是用科学的方法，一定不能整理国故。”[11]
显而易见，在诸多问题上，双方的观念均相互抵牾，《国故》与《新潮》之间的对峙也由此凸显。当时便有舆论介绍说：“二派杂志，旗鼓相当，互相争辩”。[12]
但在这场论争中，双方实际上也表现出某些共通之处。鉴于长期以来的研究对此似乎有所忽略，本文拟就此展开一番探讨。
第一，双方都将“国故”视为“材料”。
毛子水曾申明：“我们把国故的这一大部分，不看作中国民族过去的历史，看作中国民族过去历史的材料。”他继而直截了当地提出：“我们简直可以用‘中国过去历史的材料’代替国故这个名词。”傅斯年也在《附识》中强调说：“国故是材料，不是主义。”事实上，张煊也认同这种观点。他甚至还进一步加以发挥，将“国故”形象地比喻为“造纸”的材料——“败布”。[13]
第二，双方都主张“输入欧化”。
在此问题上，毛、傅二人自不待言。毛子水还以章太炎《原学》和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为例，论证说：“他们所以有这个意识，欧洲的学术史亦应当有点影响。”而张煊同样也指出：“夫以国故为至高之学，谓即此已足，无事外求者，信乎其无世界眼光矣！”并声明自己“非反对输入欧化也。输入欧洲物质文明，实亦今日当务之急”。与此同时，他还就如何吸收西方“精神学术”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第三，双方都承认“整理国故”的必要性。
毛子水虽确信“国故在今日世界学术上，占不了什么重要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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