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论《左传》之性质及其与《国语》之关系(二) |
 |
时间：2009-8-8 16:46:44 来源：不详
|
|
|
此例甚多，不胜枚举。句首冠以“凡”字，意谓凡有某事必须如此也。是以知此等体裁，实为当时说礼者之共有公式。然仅此仍不足说明凡例非后人所窜加，盖后人尽可仿其体而为之也。则别有证焉。一、《左传》凡例见引于《尚书大传》，如云：“凡宗庙有先王之主曰‘都’，无曰‘邑’”（唐释湛然《止观辅行传宏决》卷第四之三引）。《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有云：“凡邑文，非礼也，之义，如无此凡酗寒传》义悬空，而《左氏传》义，经上节之考订，知其并非窜加，则此凡例亦无可疑之处也。此外如隐公十一年：“冬十月，郑伯以虢师伐宋。壬戌，大败宋师，以报其入郑也。宋不告命尹故不书。凡渚侯有命，告则书，不然则否。师出臧否，亦如之。虽及灭国，灭不告败，胜不告克，不书于策。”又如文公“十四年春，顷王崩。周公阅与王孙苏争政，故不赴。凡崩、薨，不赴则不书；祸、福，不告亦不书。惩不敬也。”皆所以说明《传》义者，盖书法乃谓某事之当然，凡例则说明其所以然。至其义例是否有当，乃当别论者也。
《左传》之直“凡”，可分三类。若其言“书”，“不书”，如：“凡诸侯之女行，唯王后书”，“凡物不为灾不书”，是为史官修史时之法则，今简谓之“史法”，凡例中属于此者共九条。若其言“日”，言“为”，如“凡师能左右之日，以”，“凡平原出水为，大水”，为修史时之属辞，今简谓之“书法”，凡例属于此者共二十二条。若其言礼言常，如“天灾有币无牲，非日月之眚不鼓”，“凡侯伯救患分灾讨罪，礼也”，是为通行礼论，今简谓之“礼经”，凡例属于此者共十九条。凡例各类性质本非相同，礼经之类，谓为周公垂法，经国常制尚可；至于“凡师能左右之自‘以’”，“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灾’”之类，不过一字之诂，何以能有大当于国事?况弒君称君之类，岂真周公自定弒君之例乎?故谓周公垂法者，不待攻而自破矣。其谓创自孔子者，则《春秋》记事，与之多有乖忤（详见拙作《略论“五十凡”》一文，是知孔子亦未本之而修《经》。谓为刘歆之徒所窜加，则本节之论又足够其说。故今日可下结论曰：“《左氏》之凡例与书法同一来源，皆为《左传》原编者所随意加入者。”
三论“君子曰”
“君子曰”云云，先秦书籍中多有之，如诸子及《国策》、《国语》等书是。《左传》中亦有所谓“君子曰”，其性质与诸子、《国策》等书同，皆作者对于某事某人所下之论断也。此项论断或为其本人之意见，或为取自他人之议论，在当时固能代表一部分人之意见，而事过境迁，前人所认为公平论断者，在后人或视为荒谬不经，此《左传》“君子曰”为后人附益说之起因也。《朱子语类》卷八三云，“林黄中谓《左传》‘君子曰’是刘歆之辞”，是为疑“君子曰”之辞之始。清今文家出，掊击《左传》不遗余力，于是“君子曰”为伪窜说益盛，而《左传》任何部分之伪窜无不出于刘歆之手矣。但于古籍中所见之反证甚多，余前曾有《论“君子曰”》一文，载于浙江省立图书馆《文澜学报》第二期，由《国语》、《韩非子》、《史记》等证书《左传》“君子曰”非出后人窜入。此义实发自刘师培，余论不过加详而已。然前文疏漏仍多，今再重论之如下。
《国语》中“君子曰”云云，共有多处，今具引之如下：。
《晋语一》，“十七年冬，公使太子伐东山。里克谏曰：……公不说。里克退，见太子。太子曰：‘君赐我偏衣、金玦，何也?’里克曰：‘夫为人子者，惧不孝，不惧不不得。……孺子勉之乎!’君子曰：‘善处父子之间矣。’”
“……至于稷桑，狄人出逆，申生欲战。狐突谏曰，‘不可。……，申生曰：‘不可，君之使我，非欢也，……不战而反，我罪滋厚。我战死，犹有令名焉。’果败狄于稷桑而反。谗言益起，狐突杜门不出。君子曰：‘善深谋也。’”
《晋语二》：“二十六年，献公卒。里克将杀奚齐，先告荀息曰：‘三公子之徒将杀孺子，子将如何?’荀息曰：‘死吾君而杀其孤，吾有死而已，吾蔑从之矣!’……于是杀奚齐、卓子及骊姬，而请君于秦。既杀奚齐，荀息将死之。人曰：‘不如立其弟而辅之。’苟息立卓子。里克又杀卓子。苟息死之。君子曰：‘不食其言矣。’……穆公问冀芮曰：‘公子谁恃于晋？’对曰：‘臣闻之，亡人无党，有党必有仇。夷吾之少也，不好弄戏，……及其长也，弗改。故出亡无恶于国，而众安之。不然，夷吾不佞，其谁能恃乎?’君子曰：‘善以微劝也。’”
《晋语四》：“子犯曰：‘二三子忘在楚乎?偃也闻之，战斗直为壮，曲为老，未报楚惠而抗宋，我曲楚直，……’退三舍避楚。楚众欲止。子玉不肯，至于城濮，果战，楚众大败。君子曰：善以德劝。”
《晋语六》：“卻至甲冑而见客，兔冑而听命，曰：‘君子外臣至，以寡君之灵，閒蒙甲冑，不敢当拜君命之辱；为使者故，敢三肃之。’君子曰：‘勇以知礼。’”
《晋语七》：“公曰：‘微子，寡人无以待戎，无以济河。二三子何劳焉，子其受之。’君子曰：‘能志善也。’”
以上诸事亦见于《左传》，惟《左传》仅僖公九年荀息死节一段有：“君子曰：《诗》所谓‘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芍息有焉。”虽与《国语》繁简不同，而意义类似。由此诸条，益知此种体裁为先秦史家所共有，非独《左传》有之也。然今文家固谓《左传》、《国语》本一书，窜之于《左传》，何弗能益之于《国语》耶?则又有说，当知上列《国语》之文皆《晋语》也，岂非予吾人以暗示，曰：“君子曰”之体裁尤为晋国史家所习用乎?如谓为刘歆所窜，则何以刘歆不窜入他语，而皆窜之于《晋语》耶?《左传》一书，本出魏人，清姚姬传有云：“余考其书(《左传》)于魏氏事造饰尤甚，窃以为吴起为之者，盖尤多”(《左传补注序》)。《左传》是否吴起所为，虽难肯定，然谓出自魏人，已渐为学术界所公认。然则《左传》中之有“君子曰”，盖当然也，奚待后人附益?而又有证据足助成此说者，则为在《左传》中作“君子如何”者，在《国语?鲁语》中乃作“某某人曰”，如《鲁语》云：
夏父弗忌为宗，烝，将脐僖公。宗人有司曰：‘非昭穆也。’曰：‘我为宗伯，明者为昭，其次为穆，何常之有?’有司曰：‘夫宗庙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长幼而等冑之亲疏也。……自玄王以及主癸莫若汤，自稷以及王季，莫若文、武；商、周之烝也，未尝跻汤与文、武为不逾也。鲁未若商、周而改其常，无乃不可乎?……’”
《左传》文公二年作：
“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庙，跻僖公，逆祀也。于是夏父弗忌为宗伯，尊僖公，且明见曰，，吾见新鬼大，故鬼小。。。。。。。，君子以为失礼。礼无不顺。祀，国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谓礼乎?……故禹不先鲧，汤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窟；宋祖帝乙，郑祖厉王，犹上祖也。……”
二者字句虽有不同，而意义则一，是知《左传》作者变鲁宗人有司之言为君子之说也。此外尚有本于他人之议论者，如《左传》襄公三年有云：
“祁奚请老，晋侯问嗣焉。称解狐，其仇也，将立之而卒。又问焉，对曰：‘午也可!’于是羊舌职死矣。晋侯曰：‘孰可以代之?’对曰：‘赤也可。’于是使祁午为中军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谓：‘祁奚于是能举善矣!称其仇不为谄，立其子不为比，举其偏不为党。《商书》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其祁奚之谓矣。僻狐得举，祁午得位，伯华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举善也。夫唯善，故能举其类。《诗》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此段事实为先秦人士所艳称，君子所谓亦有所本也，《吕氏春秋?去私》云：
“晋平公(今按，应作悼公)问于祁黄羊曰：‘南阳无令，其谁可而为之?’祁黄羊对曰：‘解狐可。’平公曰：‘解狐，非子之仇邪?’对曰：‘君问可，非问臣之仇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国人称善焉。居有间，平公又问祁黄羊曰：‘国无尉，其谁可而为之?’对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于邪?’对曰：‘君问可，非问臣之子也。’乎公曰：‘善。’又遂用之。国人称善焉。孔子闻之曰：‘善哉，祁黄羊之论也，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祁黄羊可谓公矣!’”
祁黄羊即祁奚，二书所记略异，而祁奚之得称赞则一，是国人及孔子即《左传》所谓君子之前身也。又《左传》襄公二十一年有云：
“叔向曰：‘乐王鲋从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举不弃仇，内举不失亲，其独遗我乎？”亦于祁奚有良好批评，是知《左氏》君子之称美祁奚，既取自孔子，又取于叔向也。非特《左氏》“君子曰”多为当时之名言谠论所化，而《左氏》中某人之言论，在他处亦有化为“君子曰”者。如《说苑?君道》云：
“宋大水，鲁人吊之曰：‘天降淫雨，……延及君地，……使臣敬吊。’宋人应之曰：‘寡人不佞，斋戒不谨，……天加以殃，又遗君忧，拜命之辱。’君子闻之曰：‘宋国其庶几乎！’问曰：‘何谓也?’日：‘昔者夏桀、殷纣不任其过，其亡也忽焉。成汤、文、武知任其过，其兴也勃焉。夫过而改之，是犹不过也。故曰“其庶几乎!”宋人闻之，夙兴夜寐，早朝晏退，吊死问疾，戮力宇内，三年岁丰政平。响使宋人不闻君子之语，则年谷未丰而国未宁。《诗》曰：‘佛时仔肩，示我显德行。’此之谓也。”
《左传》庄公十一年载有此事云：
“秋，宋大水。公使吊焉，曰：‘天作淫雨，害于粢盛，若之何不吊?’对曰：‘孤实不敬，天降之灾，又以为君忧，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兴！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国有凶，称孤，礼也。言惧而明礼，其庶乎!’”
是知《说苑》君子之言即臧文仲之言，因之亦知《左氏》君子之言亦多有所本也。盖《国语》编者仅知采用各国史料，未能融化，故于他国之语未加入“君子曰”之辞，而其所已有某人之议论，则亦未加修改也。
以上所论，谓“君子曰”为晋人所习用，正应为《左传》所原有，然疑之者或并持，《晋语》所有变出后人附益，则又有反证焉，《韩非子》及《史记》亦多引用《左氏》“君子曰”。《韩非子难四》有云：
“郑伯将以高渠弥为卿，昭公恶之，固谏不听。及昭公即位，惧其杀己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子亶也。君子曰：‘昭公知所恶矣!’公子圉曰：‘高伯其为戮乎，报恶已甚矣!’”
此事见于《左传》桓公十七年，其文云：
“初，郑伯将以高渠弥为卿，昭公恶之，固谏不听。昭公立，惧其杀己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子亶。君子谓昭公知所恶矣。公子达曰：‘高伯其为戮乎，复恶已甚矣!’”
两者文字，完全相同，当为韩非因袭《左传》。倘谓《韩非子》所引亦出伪窜，则韩非尚有对此事及“君子曰”之批评，曰：
“或曰：公子圉之言也不亦反乎?昭公之及于难者，报恶晚也。然则高伯之晚于死者，报恶甚也。明君不悬怒，悬怒则臣罪轻举以行计，则人主危。故灵台之饮，卫侯怒而不诛，故褚师作难；食鼋之羹，郑君怒而不诛，故子公杀君。君子之举知所恶，非甚之也。曰知之若是其明也，而不行诛焉，以及于死，故知所恶，以见其无权也。人君非独不足于见难而已，或不足于断制。今昭公见恶，稽罪而不诛，使渠弥含憎惧死以侥幸，故不免于杀，是昭公之报恶不甚也。”
此岂后人所得附益?则知《左传》之原有“君子曰”已成铁案矣。
此外《史记》中所载“君子曰”之辞，今亦具引之如下：
《秦本纪》：“三十六年，缪公复益厚孟明等，使将兵伐晋，渡河焚船，大败晋人，取王官及鄗，以报郩之役。晋人皆城守不敢出。于是缪公乃自茅津渡河，封豭中尸，为发丧，哭之三日。……君子闻之，皆为垂涕，曰：‘嗟呼!秦缪公之与人周也……’” 又；“穆公卒，葬雍。从死者百七十人，秦之良臣子舆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从死之中。秦人哀之，为作歌《黄鸟》之诗。君子曰：‘秦穆公广地益国，东服强晋，西霸戎夷，然不为诸侯盟主，亦宜哉!死而弃民，收其良臣而从死。且先王崩，尚犹遗德垂法，况夺之善人良臣，百姓所哀者乎?是以知秦不能复东征也。’”
此二事俱本于《左传》，首段见文公三年，有云[1] [2] [3] [4]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