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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左传》之性质及其与《国语》之关系(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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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6:4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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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与《左传》相同文字对照，知《国语》出现在《左传》前；三、《左传》原名为《左氏春秋》，盖非传《经》之作；四、《左传》与《国语》非一书之分化，其证为：(一)记事重复；(二)记事冲突；(三)文法不同；(四)文体绝异；(五)古史传说冲突。五、《国语》中《齐语》、《吴语》、《越语》晚出。
以上六人说法，虽立证取材各有不同，而结论则有共同之点，即《左传》、《国语》本非一书是也。高本汉之说法虽接近今文家之主张，然亦不能说《左》、《国》本为一书。卫聚贤氏谓《国语》为楚人作，亦乏坚强之证据。案：《晋书·束皙传》载魏襄王(或云安釐王)墓发现有《国语》三篇，言楚、晋事。故《国语》之编辑，当出魏国也。孙海波君之说《左》、《国》非一书，自得其当，然以为《史记》未引《国语》，因谓其书晚出，实较疏忽，《周本纪》、《孔子世家》固多引《国语》之文，盖《左》、《国》同具之事，史迁多引《左传》；《左》所无者，则引《国语》也。谓《左氏传》原非传《经》之作亦失当，读者参阅本文上章可知。然而问题之大体趋于解决者，则为《左》、《国》本非一书一点。守康有为氏之说者，有钱玄同氏，其言曰：
“一、《左传》记周事颇略，故《周语》所存春秋时代的周事尚详。二、《左传》记鲁事最详，而残余之《鲁语》所记多半是琐事。……三、《左传》记齐桓公霸业最略，所谓‘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的政迹，竟全无记载，而《齐语》则专记此事。四、《晋语》中同于《左传》者最多，而关于霸业之荦荦大端，记载甚略，《左传》则甚详。五、《郑语》皆春秋以前事。六、《楚语》同于《左传》者亦多，关于大端的记载亦甚略。七、《吴语》专记夫差伐越而卒致亡国事，《左传》对于此事的记载又是异常简略，与齐桓霸业相同。八、《越语》专记越灭吴的经过，《左传》全无”(《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
钱先生据此八点认为《左》、《国》为一书之分化，粗看似有理由，然细探按之，则均可解答。盖二书取材除《齐语》、《郑语》另有所本，《吴》、《越》二语晚出外，其余《周》、《鲁》、《晋》、《楚》诸国语大抵相同，凡有详略，皆《国语》重“言”，而《左传》记动，顾名思义，《语》当记语，《春秋》当记事也（《左传》原名或为《左氏春秋》），此项下有详论。故因二书互有详略一点，即谓二书源本为一，未可云当。且先秦书籍，引用此二书之名称亦不同，详见本章第三节之论证，可以推翻康、崔一派之说。本人于上列诸家所论证之外，尚有所论，足资补证二书非一书之分化者，今述之于后。
二《左》、《国》体裁之不同
《国语·楚语上》有云：
“问于申叔时，叔时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道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
以上诸书，叔时所说以教太子箴者也。九类之中，乃有“语”之一种，其功用在“使明其德”，或即今日所见《国语》一流之书。春秋讲褒贬，故志道废兴，语盖嘉言谠论之总集也。以今日之《国语》与《左传》比较，实虚多而实少，二书同载一事，多为《左》传其动态，而《国》记其言谈，此例甚多，今检列若干条于后。
一、《周语中》：“晋文公既定襄王于郏，王劳之以地。辞，请隧焉。王弗许，日：‘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规方千里以为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备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余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宁宇，以顺及天地，无逢其灾害，先王岂有赖焉。内官不过九御，外官不过九品，足以供给神祇而已。……’文公遂不敢请，受地而还。”
《左》僖二十五年：“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温，杀之于隰城。戊午，晋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请隧，弗许，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恶也。’与之阳樊、温、原，櫕茅之田。晋于是始启南阳。”
《周语》王言甚长，未具引，《左传》则甚略；此外类此者尚多，所有引文，读者可自比观，不再加说明。
二、《周语中》：“王至自郑，以阳樊赐晋文公。阳人不服，晋侯围之。仓葛呼日：‘王以晋君为能德，故劳之以阳樊。阳樊怀我王德，是以未从于晋。谓君其何德之布，以怀柔之，使无有远志?今将大泯其宗祊，而蔑杀其民人，宜吾不敢服也。夫三军之所寻，将蛮、夷、戎售狄之骄逸不虔，于是乎致武。此羸者阳也，未狎君政，故未承命。君若惠及之，唯官是征，其敢逆命，何足以辱师!君之武震，无乃玩而顿乎?臣闻之日：“武不可觌，文不可匿。觌武无烈，匿文不昭。”阳不承获甸，而祇以觌武，臣是以惧。不然，其敢自爱也?且夫阳。岂有裔民哉?夫亦皆天子之父兄甥舅也，若之何其虐之也?，晋侯闻之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阳民。”
《左》僖二十五年：“阳樊不服，围之。苍葛呼曰：‘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谁非王之亲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
三、《鲁语上》：“鲁饥，臧文仲言于庄公，曰：‘夫为四邻之援，结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国之艰急是为。铸名器，藏宝财，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国病矣，君奉以名器，请籴于齐。’公曰：‘谁使?’对曰：‘国有饥馑，卿出告籴，古之制也。辰也备卿，辰请如齐。’公使往。从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请之，其为选事乎？’文仲曰：‘贤者急病而让夷，居官者当事不避难，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国家无违。今我不如齐，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文仲以鬯圭与玉磬如齐告籴，曰：‘天灾流行，戾于敝邑，饥馑荐降，民蠃几卒。大惧殄周公、太公之命祀，职贡业事之不共而获戾，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滞积以纾执事，以救敝邑，使能共职。岂唯寡君与二三臣实受君赐，其周公、太公及百辟神祇实永飨而赖之。’齐人归其玉而予之籴。”
《左》庄二十八年：“冬，饥。臧孙辰告籴于齐，礼也。”
四、《鲁语上》：“晋文公解曹地以分诸侯。僖公使臧文仲往，宿于重馆。重馆人告曰：‘晋始伯而欲固诸侯，故解有罪之地以分诸侯。诸侯莫不望分而欲亲晋，皆将争先；晋不以固班，亦必亲先者，吾子不可以不速行。鲁之班长而又先，诸侯其谁望之，若少安，恐无及也。’从之，获地于诸侯为多。反，既复命，为之请曰：‘地之多也，重馆人之力也。臣闻之曰：“善有章，虽贱赏也；恶有衅，虽贵罚也。”今一言而辟境，其章大矣，请赏之。’乃出而爵之。”
《左》僖三十一年：“春，取济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于重馆。重馆人告曰：‘晋新得诸侯。必亲其共，不速行更将无及也。’从之，分曹地，自洮以南，东傅于济，尽曹地也。”
五、《鲁语下》：“齐闾丘来盟，子服景伯戒宰人曰：‘陷而入于恭。’闵马父笑，景伯问之。对曰：‘笑吾子之大也!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大师。以《那》为首。……周恭王能庇昭，穆之阙而为“恭”，楚恭王能知其过而为“恭”。今吾子之教官寮，曰陷而后恭，道将何为?”
《左》哀公八年：“秋，及齐平。九月，臧宾如如齐莅盟。齐阎丘明来莅盟。且逆季姬以归，嬖。”
六、《晋语一》：“武公伐翼，杀哀侯。止栾共子曰：‘苟无死，吾以子见天子，令子为上卿，制晋国之政。’辞曰：‘成闻之：“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师教之，君食之。……唯其所在，则致死焉。报生以死，报赐以力；人之道也。臣敢以私利废人之道，君何以训矣!且君知成之从也，未知其待于曲沃也。从君而贰，君焉用之?’遂斗而死。”
《左》桓公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陉庭。韩万御戎，梁弘为右。逐翼侯于汾隰，骖缝而止。夜获之，及栾共叔。”
些等例证尚多，今不具引。此皆《国详》详其言论。若《左传》详而《国语》略者，其例亦可得而知也。
一、《鲁语下》：“季武子为三军，叔孙穆子曰：‘不可。天子作师，公帅之，以征不德。元侯作师，卿帅之，以承天子。诸侯有卿无军，帅教卫以赞元侯。自伯、子、男有大夫无卿，帅赋以从诸侯。是以上能征下，下无奸慝。今我小侯也，处大国之间，缮贡赋以共从者，犹惧有讨。若为元侯之所，以怒大国，无乃不可乎?’弗从。遂作中军。”
此仍详于语言也，《左传》襄公十一年记事则稍详，而语言仍略：
“季武子将作三军，告叔孙穆子曰：‘请为三军，各征其军。’穆子曰：‘政将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请之，穆子曰：‘然则盟诸。’乃盟诸僖闳，诅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军，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毁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无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为臣，若子若弟。叔孙氏使尽为臣。不然，不舍。
城濮、鄢陵二战，《左传》净描写生动欲活，反观《国语》，则轻轻数语了之，去取之间可知也：
二、《晋语四》：“楚既陈，晋师退舍，军吏请曰：‘以君避臣，辱也。且楚师老矣，必败，何故退?’子犯曰：‘二三子忘在楚乎?偃也闻之。战斗，直为壮，曲为老。未报楚惠而抗宋，我曲楚直，其众莫不生气，不可谓老。若我以君避臣而不去，彼亦曲矣。’退三舍避楚。楚众欲止，子玉不肯。至于城濮，果战，楚众大败。君子曰：‘善以德劝。’”
《左》僖二十八年：“子玉怒，从晋师。晋师退。军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师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师直为壮，曲为老。岂在久乎?……退三舍，楚众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晋侯、宋公、齐国归父、崔夭、秦小于次于城濮。楚师背酅而舍，……子玉使斗勃请战，曰：‘请与君之士戏，君冯轼而观之，得臣与寓目焉。’晋侯使栾枝对日：‘寡君闻命矣。’晋车七百乘，韅、靷、鞅、靽。晋侯登有莘之虚以观师，曰：‘少长有礼，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巳，晋师陈于莘北，胥臣以下军之佐当陈、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将中军，曰：‘今日必无晋矣。’子西将左，子上将右。胥臣蒙马以虎皮，先犯陈、蔡。陈、蔡奔，楚右师溃。狐毛设二旆而退之，栾枝使舆曳柴而伪遁，楚师驰之，原轸、卻溱以中军公族横击之。狐毛、狐偃以上军夹攻子西，楚左师溃。楚师败绩。”鄢陵之战，亦复如是，《左传》于战事之描写最详尽，《国语》仅记当事人之语言而已。由以上多数例证，知《左》、《国》之体例本有不同，虽其所本之史策，或有相同，而去取之间，乃亦有歧异。若谓《左》、《国》之详略互异，即为古文学家割裂之证据，是未达一间之言也。犹有说者，言行本为一致，求其记言而不记行，或记行而忘言，本不可得，故《左传》之中不能毫无言论之记载，《国语》亦未能满幅空言，今日之说明亦只在其各有所偏而已，非谓泾、渭毫不相犯也。
三 西汉以前《左》、《国》名称之不同
刘逢禄氏之《左氏春秋考证》谓：
“《左氏春秋》，犹《晏子春秋》、《吕氏春秋》也。直称《春秋》，太史公所据旧名也。冒曰《春秋左氏传》，则东汉以后之以讹传讹者矣。”
是谓《左传》本名《左氏春秋》，名为《春秋左氏传》乃东汉以后之事(按《春秋左氏传》一名，西汉时已成立；此谓东汉以后之以讹传讹，并非事实)。刘氏为今文学大师，然此说尚不为康有为及崔适等所信，盖康、崔多谓《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所谓“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于《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一段，亦为后人所伪窜。然在《史记》以前之书籍，如《国策》、《韩非子》、《韩诗外传》等固多有称《左传》为“春秋”者，岂亦后人所窜加耶?
《楚策四》：“《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围聘于郑，未出竟，闻王病，反问疾，遂以冠缨绞王杀之，因自立也。……”又：“虞卿谓春申君日：‘臣闻之《春秋》，于安思危，危则虑安。……”
《魏策三》：“昔者晋人欲亡虞而伐虢。伐虢者，亡虞之始也。故荀息以马与璧假道于虞。宫之奇谏而不听，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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