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罗志田先生认为“温故知新”之意是张煊所提倡而毛子水反对的（参见其撰《古今与中外的时空互动》一文），似不尽合毛氏本意。

[15] 傅斯年在1950年曾说：“传统是不死的，在生活方式未改变前，尤其不死，尽管外国人来征服，也是无用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尽管它的缺欠已经成为第二天性，抹杀是不可能的，然而必须拿现代的事实衡量一番，其中应改的东西，不惜彻底的改，应扩充的东西，不惜彻底的扩充。战前有‘本位文化’之说，是极不通的。……与此相反，便有‘全盘西化’之说，这又不通之至。一个民族在语言未经改变之前，全盘化成别人是不可能的。前者一说是拒绝认识新时代，后者一说原不能自圆其说”（《中国学校制度之批评》，《傅斯年全集》第6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第124－125页）。这番议论表明他虽较趋新，但并非全盘否定传统。

[16] 胡适：《论国故学——答毛子水》（1919年8月16日），《胡适文存》一集，黄山书社，1996年，第321页。

[17] 应该指出的是，关于“新文明”的实现手段，双方主张不同，张煊注重于“整理国故”，毛、傅则强调“输入欧化”。

[18] 《刘师培致公言报》，《北京大学日刊》第341号，1919年3月24日。

[19] 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即曾建议读者参看此前围绕于此的四篇论战文章，可见该文是“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延续，参阅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胡适文存》一集，第532页，以下凡引此文，不再注明出处。

[20] 毛子水这种观点，包括以下“科学的方法”与“历史进化的眼光”等等，当然有可能原本便是受胡适的影响，但胡适在此重申，则应是受到《国故》与《新潮》之争的触动。

[21] 诚然胡适早在留美期间就已萌发了“造新文明”的设想，不过在新文化运动前期毕竟不见他提及，而此时重提，则应是对《国故》与《新潮》之争的总结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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