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整理国故”的意义，张煊更是不遗余力地予以彰显。他说：“学者之所孜孜以求者，未知者也，新也；其所根据以求未知与新者，已知者也，故也。……故以进化言，新者未来之称号，故者求新之根据。”这正与毛子水“温故知新”之意相合。他还进一步比喻论述道：“收拾国故之材料者，犹之拾败布之工人；整理国故，犹之退败布各种色彩污秽之化学工作，虽非亲自造纸之人，而其有功于造纸，则与造纸工人正等”。

此后，毛子水虽在《订误》一文中仍断言：“倘若我们把国故整理起来，世界的学术界亦许得着一点好处，不过一定是没有多大的，……就世界所有的学术看起来，比国故更有用的有许多，比国故更要紧的亦有许多”。但是，他也肯定：“国故有研究的价值”，并不无认可地说：“国故也有国故的好处，我们当然不可绝对的蔑视他。凡是绝对的蔑视国故的人，就是没有方隅的眼光。我们要评论一种学术的价值，要具世界的眼光，亦要具方隅的眼光。”

至于胡适，则更明确指出：“现在整理国故的必要，实在很多。”[16]他甚至批评毛子水：“你的主张，也有太偏的地方。……我以为我们做学问不当先存这个狭义的功利观念。……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由此出发，胡适认为：“我们应该尽力指导‘国故家’用科学的研究法去做国故的研究，不当先存一个‘有用无用’的成见，致生出许多无谓的意见。”

第四，双方都具有“再造文明”的潜在目标。

毛子水曾明言：“现在我们中国人最要紧的事情，就是吸收欧洲现代确有价值的学术，一来医治我们学术思想上的痼疾，二来造成一个能够和欧化‘并驾齐驱’的‘国新’。”傅斯年也说：“我们若要做古人的肖子，也当创造国粹，（就是我们自己发明点新事物），不当保存国粹。”此处二人所谓“造成国新”与“创造国粹”，当然代表了他们内心中的某种目标。

有意思的是，张煊也表示：“吾人之研究国故，非为保存败布，实欲制造新纸。……造纸工业不当止于收拾败布及退其色耳。……收拾国故与输入欧化，皆为拾败布收破纸之事业，虽俱有功于造纸，而其非即造纸则一。”这番言词明显流露出他对所谓“新文明”的孜孜以求。[17]

由此可见，在某些方面，双方的观念实际上相当接近。刘师培即澄清说：“《国故》月刊由文科学员发起，虽以保存国粹为宗旨，亦非与《新潮》诸杂志互相争辩也。”[18]

今天看来，这场论争的意义正在于：双方经过激烈的交锋，提出了不少新的问题，拓展了再思考的空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都自发地萌芽了某种“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意识，而这对胡适显然产生了很大的触动和启发。正是在此基础上，胡适经由自觉总结，撰写了《新思潮的意义》一文。

二

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运动该何去何从？《国故》与《新潮》之争以后，新文化派对传统文化应当采取怎样的态度？面对这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1919年11月，胡适撰写了《新思潮的意义》一文，阐述了自己的见解。

在该文中，胡适提出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毋庸置疑，其中对于“研究问题、输入学理”关系的解说，仍主要是此前“问题与主义”之争的余音绕梁。[19]但就“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而言，则更多的是对刚刚结束不久的《国故》与《新潮》之争的反思和总结。

在此文开篇，胡适劈头就阐明：“据我个人的观察，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评判的态度，简单说来，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别一个好与不好。‘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八个字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由此出发，他具体分析说：“这种评判的态度，在实际上表现时，有两种趋势。一方面是讨论社会上、政治上、宗教上、文学上种种问题。一方面是介绍西洋的新思想、新文学、新信仰。前者是‘研究问题’，后者是‘输入学理’。这两项是新思潮的手段。”

接着，胡适针对“新思潮的运动对于中国旧有的学术思想，持什么态度”这一问题明确表示：“我的答案是：‘也是评判的态度。’分开来说，我们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有三种态度。第一，反对盲从；第二，反对调和；第三，主张整理国故。”在他看来，“盲从是评判的反面，我们既主张‘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自然要反对盲从。……因为评判的态度只认得一个是与不是，一个好与不好，一个适与不适，——不认得什么古今中外的调和”。

与此同时，胡适还申明：“我们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积极的只有一个主张，——就是‘整理国故’。”他并且阐释说：“整理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

至于如何“整理国故”，胡适提出了四个步骤，并分别加以论述。他指出：“因为古代的学术思想向来没有条理，没有头绪，没有系统，故第一步是条理系统的整理。因为前人研究古书，很少有历史进化的眼光的，故从来不讲究一种学术的渊源，一种思想的前因后果，所以，第二步是要寻出每种学术思想怎样发生，发生之后有什么影响效果。因为前人读古书，除极少数学者以外，大都是以讹传讹的谬说，……故第三步是要用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把古人的意义弄得明白清楚。因为前人对于古代的学术思想，有种种武断的成见，有种种可笑的迷信，……故第四步是综合前三步的研究，各家都还他一个本来真面目，各家都还他一个真价值。”他还批评说：“现在有许多人自己不懂得国粹是什么东西，却偏要高谈‘保存国粹’。……这种人如何配谈国粹？若要知道什么是国粹，什么是国渣，先须要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工夫。”

最后，胡适总括说：“新思潮的精神是一种评判的态度。新思潮的手段是研究问题与输入学理。……新思潮对于旧文化的态度，在消极一方面是反对盲从，是反对调和；在积极一方面，是用科学的方法来做整理的工夫。新思潮的唯一目的是什么呢？是再造文明。”

对比于《国故》与《新潮》之争诸文，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在论述所谓“整理国故”四个步骤时，他对“国故”的看法，显然是汲取了毛子水认为“国故”是“杂乱无章”的观点。[20]他一再强调的“科学的方法”，也无非是重申了毛子水、傅斯年的见解。至于他主张用历史进化的眼光寻出学术思想的渊源，则明显是对毛子水、张煊二人所达成“温故知新”共识的肯定。而他之所以在此时重提“再造文明”，更无疑是受到了《国故》与《新潮》之争的直接触动。[21]

但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胡适也对“整理国故”做出了独特贡献。在这篇文章中，他不仅明确提出了“评判的态度”以及“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主张，从而高屋建瓴地制定了“整理国故”的指导思想，而且还系统完整地揭櫫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提纲挈领地阐明了“整理国故”的宗旨。缘是，“整理国故运动”得以骎骎而起。

[1] 傅斯年：《<新潮>发刊旨趣书》，岳玉玺等编《傅斯年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6页。

[2] 《国故月刊社记事录》，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1912－1937）第3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715页。

[3] 罗志田：《古今与中外的时空互动：新文化运动时期关于整理国故的思想论争》，《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6期。

[4] 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1919年4月19日），《新潮》第1卷第5号，1919年5月，以下凡引本篇，不再注明出处。

[5] 张煊：《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国故》第3期，1919年5月，以下凡引本篇，不再注明出处。

[6] 傅斯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附识》，《新潮》第1卷第5号，以下凡引本篇，不再注明出处。值得一提的是，罗志田先生将傅氏此论视为“在比例上大大发展了毛的说法”（参见其《古今与中外的时空互动》一文），似乎不确。因为如果相对毛氏“九牛一毛”的说法，傅氏此论应是大大缩小。究其缘由，罗志田先生的论断似乎是相对毛氏“十五和一的比”而言，但毛氏此说的所论对象是“西洋文明和东洋文明”，并非“国故与欧化”，而且是在后来《<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订误》（撰于1919年8月15日，刊《新潮》第2卷第1号，1919年10月）一文中才提出，从时间上看是在傅氏之后，所以谈不上傅氏对毛氏的“大大发展”，罗志田先生于此或存在着史料顺序的误解。

[7] 毛子水：《<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订误》。罗志田先生认为“毛子水一度疏忽而接受了张的概念（‘东西洋文明’——引者按）来展开讨论”（参见其撰《古今与中外的时空互动》一文），其实毛氏对此始终十分警觉，始终未曾离开过“国故与欧化”的主题，他之所以谈论“东西洋文明”，无非是为了使其反驳更具针对性。既然说不上是“毛子水一度疏忽而接受了张的概念”，那罗志田先生所谓“傅显然觉察到毛已从自己的立场上移位，故婉转地将比较的对象回缩到‘研究国故’和‘输入新知’之上”的推测，则或属无据，而且在时间顺序上，亦存在着错次现象。

[8] 胡适：《论国故学——答毛子水》（1919年8月16日），《胡适文存》一集，黄山书社，1996年，第321页。

[9] 毛子水：《<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订误》。

[10] 毛子水就指出张煊在此是“笔锋纵横，意在言外，兼有一唱三叹之致”，《<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订误》。

[11] 毛子水：《<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订误》。

[12] 《请看北京学潮思潮变迁之近状》，《公言报》1919年3月18日，转引自《北京大学日刊》第338号，1919年3月21日。

[13] 应该指出的是，毛子水所谓“材料”主要是指“整理国故”的材料，而张煊所指的则是“再造文明”的“材料”，二者并不直接等同。至于傅斯年所说的“材料”，似反而与张煊较相近。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顾颉刚后来亦表示：“我今日从事研究整理，好似到了造纸厂中做拣理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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