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正是在此前后，傅斯年极力邀请陈垣入所。他还为此特意写了一封十分客气的信。在信中，他对陈氏倍加推崇，将其与王国维并称。他写道：“静庵先生驰誉海东于前，先生鹰扬河朔于后，二十年来承先启后，负荷世业，俾异国学者莫我敢轻，后生之世得其承受，为幸何极！”同时，他还说提及：“斯年留旅欧洲之时，睹异国之典型，惭中土之摇落，并汉地之历史言语材料亦为西方旅行者窃之夺之，而汉学正统有在巴黎之势，是若可忍，孰不可忍。”[35]很显然，他想以“争夺汉学正统”的目标来打动陈垣。此后，陈氏虽未出任敦煌组主任一职，但也应允受聘为特约研究员，并且将其可谓是描述了一段“吾国学术之伤心史”[36]的《敦煌劫余录》交予史语所出版。 

此外，作为傅斯年的挚友，刘复曾经一度担任民间文艺组主任，尽管后来该组取消，但他仍与史语所保持密切联系，并极力协助傅斯年“与外人争胜”。1933年，他在为《北大三十五周年纪念刊》撰文时便对北大学生恳切寄语：“我们研究本国文史，而我们所考据的东西，亦许有时还不比上外国学者所考据的精确，那是我们的耻辱。……我们头顶三十五年老招牌的北大，应当努力于雪学术耻。”[37] 

当然，这种“与外人争胜”的心态，并不仅仅体现于北大国学门和史语所，而且也反映在“整理国故运动”的其他参与者身上。例如，顾颉刚此时虽在学术路向上与傅斯年分道扬镳，但他也抱着一腔“雪耻”的激情。1935年，禹贡学会成员陈其田利用燕大休假，赴日本收集研究材料。在此期间，他来信指出：“此间各机构对于中国的边疆问题，异常注意，专门杂志有好几种，书本子总是在千本以上。其他散见各种普通杂志的，不可胜计。……我们自己的边疆问题，还得向人家借材料，实在是可耻；但人家有材料，我们不知道借用，那更可耻。”这封信无疑深深触动了顾颉刚，他特地撰写《编者按》指出：“要研究我们自己的边疆问题，非得走到别国里看材料不可，那还成什么国家？号称知识分子的，还有什么脸见人？”[38]又如，周予同在1936年也撰文说：“说到研究成绩，我们又立刻感到太寥落或太浮薄了！《左传》的方言和文法的比较研究，让瑞典的专门学者珂罗倔伦（Bemhard Karlgren）着了先鞭；整个经学之产生和演变的叙述，让日本后起的学人本田成之在东京出版；这国内外学术研究空气的对比，真使我们感到刺骨的惭愧。”[39]再如，张星烺亦曾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自序中，解释他十多年辛勤治学的动力，正是感慨于“近代中国外患俱来自欧洲”，而中国学术太落后，“中国史地西洋人且代吾整理”，因而他认为弄清中西交通的历史，乃是当务之急[40]。此外，金毓黻也在其著《东北通史》引言中写道：“今日有一奇异之现象，即研究东北史之重心，不在吾国，而在日本是也。……为主人者，亟应自计其室中之藏，土田之籍，马牛蕃息之数，戚党隆杀之等。失之东隅，犹可收之桑榆，然则研究东北史，其可缓乎？”[41] 

概言之，无论是国学门、史语所，还是“古史辨派”等，几乎每个参与“整理国故运动”的学者，都带有某种极为强烈的民族自尊情结，亟欲振兴中国学术，“与外人争胜”。钟敬文晚年即曾追思说：“我自己近年在追思那些时期开始收集口头文艺和民俗资料的原因时，觉得当时报刊纷纷多登载这类资料固然起了逗引作用，但从我本身的内因看，主要还是那种民族自尊意识在起支撑作用。因为那些时期，自己多少知道一些外国学者已经在我国这块园地里动过犁锄。作为中国的学人怎么反而袖手旁观呢？”[42]这在很大程度上，无疑反映了当时学界的一种普遍心态。 

从后来“整理国故运动”取得的成绩来看，通过众人的努力，中国学者终于在某些汉学研究领域获得了国外机构的肯定。譬如，在1932年，被誉为“东方学泰斗”的伯希和，就因为史语所各种出版品之报告书，尤其是李济所著《安阳殷墟发掘报告》，颇有学术价值，特向法国考古与文学研究院提议，将本年度的“于里安奖金”授予史语所。同年底，傅斯年遂向蔡元培汇报说：“此时对外国已颇可自豪焉”。蔡氏则复函勉励说：“兄有一函详告史语所诸君工作之紧张，洵可感佩。‘中国学’之中心点已由巴黎而移至北平，想伯希和此时亦已不能不默认矣。”[43] 

注释： 

[1][7][17]岳玉玺等编《傅斯年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5、178、179－183页。 

[2]顾颉刚：《古史辨第三册自序》，《古史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 

[3]胡适：《白话文学史自序》，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文学史》上册，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39－140页。 

[4][19]傅斯年：《致蔡元培》，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下册（1），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83－284、283－284页。 

[5][12]胡适：《胡适文存》二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11－12、131页。 

[6]汪荣宝：《歌戈鱼虞模古读考》，《国学季刊》第1卷第2号，1923年4月。 

[8][18]李济：《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几个基本观念及几件重要工作的回顾》，王为松编《傅斯年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108、100页。 

[9]逯耀东：《序》，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机构的兴起——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1999年版，第5页。 

[10]《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课程指导书（民国21年9月订）》，北大档案，全宗号：1/案卷号：274。 

[11]沈兼士：《筹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经费建议书》，葛信益、启功整理《沈兼士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62页。 

[13]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民国史室编《胡适的日记》下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38页。 

[14]胡适：《再谈谈整理国故》，杜春和等编《胡适演讲录》，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8页。 

[15]此据梁敬錞在致蔡元培信中所言，系其与傅氏共商之内容，引自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18页。 

[16]傅斯年：《致胡适》，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76页。 

[20][28][35]转引自杜正胜：《无中生有的志业——傅斯年的史学革命与史语所的创立》，《古今论衡》创刊号，1998年。 

[21]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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