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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文化与江湖文化的整合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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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7:1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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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试图从宋江吏的身份切入，阐述吏身份与入世为官之志的冲突，并以郓城时期为主要分析点，阐述其利用吏的特殊身份，整合主流文化与江湖文化。
【关键词】 吏人身份；入世之志；经验权谋；江湖声望；游民意识
作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无疑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作为小说中的核心人物，对宋江的评价，学者却褒贬不一、见仁见智。本文试图另辟蹊径，以“吏”的身份切入分析宋江的形象。
一、吏人身份与入世之志的冲突
宋江原为郓城县押司，小吏出身。欲分析小吏的身份对宋江整个文化人格的形成以及今后人生道路发展方向的影响，我们首先必须对吏阶层做下定位，明确“吏”与“官”的不同。
王学泰先生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指出：“平常‘官吏’合为一词，实际上，宋代‘官’与‘吏’大有区别，‘官’贵‘吏’贱，而且吏人不能入流做官，甚至不能参加科举考试，比‘四民’还不如。”①廖仲安先生在《再评宋江》②中对官与吏的差别做了较详细的分析，概言之为：（1）官是科举或恩荫出身，吏则不允许参加科举考试。宋太宗端拱二年三月：“禁吏人应举”③。（2）官有罪，脸上不刺字；吏有罪，则可以刺字。（3）官是士人，吏是庶民；官称为“官人”，吏称为“公人”。（4）官有功绩，年资，可以升迁，可以封妻、荫子，吏则只能长期服役，除极特殊的情况外，没有升官、封妻、荫子的资格。同时王学泰先生在《从〈水浒〉看江湖文化》中也提到：“宋代的吏一般没有正式薪俸（北宋中叶以后，中央各部的吏才发一些微薄的工资，地方小吏仍然没有），都是靠外快为生。”④由此，我们对吏阶层可做如此定位：“官”与“吏”不同，“吏”处于主流社会的边缘，是处于主流社会与江湖社会之间的特殊阶层。在正常社会秩序下，这个阶层很难走向主流社会权力的中心，他们不可能凭借科举等正常途径来实现其人生的抱负与理想，也不能凭借正常途径获得仕途的升迁。那么，作为小吏，摆在宋江面前的社会现实则是：一是他没有办法通过科举考试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二是从仕途的角度讲，宋江不能通过与知县的交好从而获得升向权力中心的机会，他必须另觅他途。
我们再来探讨下宋江的人生志向。小说描写到宋江“自幼攻读经史”，可见其所受的教育为儒家文化的教育。儒家文化中强烈的入世倾向对宋江文化人格的形成是有一定影响的，入世为官很可能成为宋江的人生志向。从小说中，我们可以找到佐证。小说多次强调宋江的“忠义”。在晁盖死后，宋江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突出了“忠”的思想。在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后，宋江曾言：“但愿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替天行道，保境安民。”那么，“忠”于谁呢？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叙》中称：“然未有忠义如宋公明者也……独宋公明者，身居水浒，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卒至于犯大难，成大功，服毒自缢，则忠义之烈也。”⑤显然他是忠于朝廷。在招各位英雄上山时，宋江亦多次言道待等朝廷招安以后为国效力、封妻荫子。无论从其所受的思想影响，还是其言行举止，我们均可看到宋江内心中价值认同仍旧是主流社会给予的，他有强烈的入世为官之志。
由此，吏人身份与入世为官之志构成了冲突，这冲突则构成了宋江仕途上的悲剧。入世之志在正常社会条件下的无法实现则让宋江转向其他的阶层寻求自身价值的实现，这些阶层则是身处江湖⑥的游民阶层，或是与其身份同等的社会边缘人。宋江由此便在主流社会与江湖社会之间，在两种不同的文化空间中找寻自己的生存之道与理想实现的途径。
二、吏人身份与宋江资本的积累
上一节我们阐述了宋江吏人身份与入世之志的冲突，这种冲突让其转向其他阶层实现人生价值。这种转向的资本主要在郓城时期完成的。概而言之，此时为宋江发展奠定了两个基础：经验权谋之基础与江湖声望之基础。
1.经验权谋之基础。宋江任郓城押司期间，小说虽未着多少笔墨，我们却可以推知这是宋江权谋经验积累之最重要阶段。宋江称自己“长成亦有权谋”。金圣叹批道：“表出权谋，为宋江全传提纲。”又批曰：“以权术为生平。”金圣叹的评语虽说夹带强烈的贬义色彩，却揭示了宋江所具有的经验权谋。宋江之经验权谋，可简要的概括为：一是谨慎周全，未雨绸缪；二是控制与驾驭实际支配权。
（1）押司之职，管理文书档案，低微的身份，复杂的官场让他在处理各种关系中养成处事周全谨慎，未雨绸缪，处事随机应变，善于玩弄权术的性格。在郓城，他预先做了两件事：一是“恐连累父母，教爹娘告了忤逆，出了籍，各户另居，官给执凭公文存照，不相来往，却做家私在屋里。”这样则扫除了连累父母之忧。二是生恐出人命官司，他悄悄挖下地窖以藏身。此两件事，可谓谨小慎微，未雨绸缪。
宋江被刺配江州，途中有一段与花荣对话，颇能体现其性格。花荣见宋江还带有长枷，便说：“如何不与兄长开了枷？”宋江答道：“贤弟，是甚么话！此是国家法度，如何敢擅动！”撇开道德评述⑦，我们发现宋江在长期与“法度”打交道的过程中，形成了谨慎的心理，这带有着明显的“吏”的职业特征。
（2）“吏”的身份让宋江对权力的运作结构有了清醒的认识，即对实际支配权进行控制与驾驭。宋江“刀笔精通，吏道纯熟”，是政治权力的实际操作者。宋江杀了阎婆惜，知县曾试图为他开脱，其主要原因也在于此，失去宋江意味着在处理公务上失去一位得力助手。
对专业知识的掌握此时意味着实际支配权的控制，在梁山上，实际支配权表现为对军事指挥权的控制。在义军集团中，严格的君臣关系并未确立，那么形成与维系权威的最好途径则是通过自己带兵，控制军事指挥权，从而形成对将领的控制。此时，部将与主帅之间形成固定的利益和感情联络，权威地位也由此奠定。谁拥有了军事指挥权，谁便拥有对权力的宰制。
“白龙庙英雄小聚义”后，宋江“智取无为军”，军事指挥才能展现，从此开始了对梁山的军事指挥。三打祝家庄以及之后众多与朝廷等的战争亦是宋江指挥。在“晁天王曾头市中箭”中，晁盖领兵出征稍有失利，众将则以宋江带兵亦曾有失来劝慰，这劝慰所反应出的是宋江已形成对梁山军事指挥权的控制的事实。通过军事指挥权的控制，军事调度，将领的运用都控制在宋江的手中了，其权威地位自然便奠定并不断得到巩固并深入人心了。
2.江湖声望之基础。就宋江而言，江湖社会只是他的一份投资而已。其之所以成功在于一方面他利用了“吏”的身份，另一方面是其与江湖好汉打交道的过程中了解了江湖社会，掌握了江湖社会的游戏规则，使其在与游民或其他的社会边缘人物打交道中游刃有余⑧。这两方面的结合，使其很好的整合了主流文化与江湖文化，从而在江湖上赢得了显赫的声誉。下面，将对江湖社会游民文化做下粗略分析。
王学泰先生在《游民与中国文化》中对游民做了这样的界定：“‘游民’主要指一切脱离了当时社会秩序的人们，其主要特点在于‘游’。也就是说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他们缺少稳定的谋生手段，居处也不固定，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在城市乡镇之间游动。迫于生计，他们以出卖劳动力为主，也有以不正当手段牟取财物的。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有过冒险生涯或者非常艰辛的经历。这种类型的游民虽然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就存在，但是只有在宋代和宋代以后才大量出现，形成具有社会影响力的群体。”⑨这个群体，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在社会中特殊的地位以及特殊的生活境遇造就了这个群体特殊的群体性特点，主要表现在：一是生活总为生存奔波，道德此时服从于生存。为生存的需要，他们不惜反社会，具有明显的反社会性质。正常的社会秩序无法给予其正当的利益，他们需要混乱，乱才可能有利益。因此，宋江的“仗义疏财”正合其意，解其燃眉之急。二是多重帮派，在帮派内关系平等，有着墨家的“兼爱”的特点。他们身为社会的弱势群体，边缘化的社会地位，生活来源的无保障，要想获得利益只有形成帮派，形成团体，只有如此才能对抗正常的主流社会的压迫。同时，游民从宗法社会中脱离出来的，他们生活在正常的社会秩序之外，传统的宗法社会中的角色意识在此便消失了。他们在这个新的团体之内，关系是平等的，而不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关系。其关系是“八方共域，异姓一家”，是兄弟关系。因此，宋江与众好汉打成一片，以兄弟相称符合此群体特点。
宋江最为江湖人称道的则是“仗义疏财”与“及时雨”。然而，宋江家庭“祖代务农，守此田园过活”（宋江其父语），虽说宋江有一庄园，但毕竟不能如柴进如此富阔，怎能在江湖好汉要资助时“尽力资助，端的挥金似土”呢？那么，宋江的钱从哪里来的呢？小说中虽未有清楚交待宋江的经济来源，但我们还是可以从吏的社会地位以及其他吏人所为推知：宋江的经济来源主要是来自吏胥所得。宋江的江湖声望与其“吏”身份密切相连。
首先，由上文可知，“宋代的吏一般没有正式薪俸（北宋中叶以后，中央各部的吏才发一些微薄的工资，地方小吏仍然没有），都是靠外快为生”。阎婆惜向宋江索要金子时曾说：“常言道：‘公人见钱，如蚊子见血。’他使人送金子与你，你岂有推了转去的？这话却似放屁！‘做公人的，那个猫儿不吃腥？’‘阎罗王面前须没放回的鬼！’”阎婆惜这话从侧面则反应了当时社会吏人收受贿赂是常事，是社会的普遍状况。那么宋江的经济来源主要来自其吏胥所得，是符合社会当时社会现实的。
其次，从小说中的其他吏人的行为可以推知宋江经济来源。戴宗在初次见到宋江并未知宋江身份时，向宋江索要“常例钱”。董超、薛霸和陆谦一同谋害林冲为的也是十两金子。可见，拿了钱财与人办事，向新囚徒收取常例钱等吏人谋生的手段，是吏人的生活方式。宋江经济来源主要为吏胥所得亦合乎吏人之惯例。
由此，我们可大胆推断，宋江的经济来源主要是吏胥所得，即他用来“仗义疏财”的钱主要是利用其吏的身份获得的。廖仲安先生在《再评宋江》中描述到：“吏胥与‘盗贼’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而且“逾是胆大冒险，敢于闯越这条界限的人，在江湖上愈有威望”⑩。宋江便是属于那类型的人。
对于宋江仗义疏财、到处散钱，金圣叹评道：“一路写宋江好处，只是使银漫撒，更无他长，是作者笔法严冷处。”金圣叹不喜宋江到处散钱，但却从侧面反应出宋江散钱的成功。钱是游民最需要的东西，散钱是投游民所好的。宋江利用吏人身份获取金钱，并利用“仗义疏财”为他在江湖上赢得了极大的名声。
综上，郓城时期，宋江利用了吏的身份，为其发展奠定了经验权谋与江湖声望两个资本，是宋江整个文化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宋江形象及其文化人格是十分复杂的，而这复杂的文化人格不能不与吏的身份发生直接联系，是研究宋江所需要关注的重要方面。
注释：
①详见王学泰：《游民与中国文化》第274页，学[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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