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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金庸小说找民族共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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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7:2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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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处，并不在于孙隆基全书在剖析中国民族性格的丑陋，而我试图找出一条建设性的路子。不同点主要在于，孙隆基用“结构主义”方法，试图发现中国民族性之“文化密码”，而这密码“并非潜意识”。他认为密码藏于中国人关于“人”，“身”与“二人为仁”等最基本概念中。本文讨论的所谓背景共识，孙隆基会认为还是不够“深层”。此外，孙隆基用的方法主要是演绎，而我的方法主要是归纳。
(6)潘国森《武论金庸》(香港：明窗出版有限公司，1995)31—36页。潘国森最后的看法是令狐冲练成独孤九剑后，“内力既强，剑术又精”。
(7)金庸小说中的“日月教”或“明教”，是起源波斯，唐代一度盛行于中国的摩尼教，唐后期受压迫，成为秘密宗教。五代时改称“明教”，宋朝官方诬称之为“魔教”，防范极严。到元明二代，渐渐消失。金庸小说中，江湖上也称之为“魔教”。但是《倚天屠龙记》的张无忌坦然做了明教教主(暗示继蒙元而起的“明朝”，得名于此)；《笑傲江湖》中明教虽为“邪教”，至少不比正宗诸派坏。金庸在《明报》上连载这两部写到“明教”的小说，不避讳“魔”“邪”，或有深意?
(8)陈墨《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认为金庸“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褒扬少数民族，贬抑中原汉人”(609页)，金庸小说的一贯主题是批判“汉人政治及文化腐败”(613页)。
(9)李泽厚近作《中日文化心理比较试说略稿》，指出中国人看日本人，觉得“偏狭扭曲，有失自然”，日本人觉得中国人的不执“太滑头”。相比之下，李泽厚还是欣赏日本人“极端认真地讲究技艺，千锤百炼，一丝不苟”(《明报月刊》1989年5月号，79—80页)
(10)孙隆基也谈到中国人“没有超越意向”。他认为原因是在中国“肯定一个人的节制因素，并不是来自一个超越的原理，而是来自他在社群关系中的表现”。(《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1983，282页)。我想说，超越本来就是一种“社群交流”。人类的宗教实践就是努力使超越变成“社群关系”。对中国人来说，“超越的原理”，虽然不如宗教社会的神性那么清楚，但是取得我说的底线超越性的人，还是得到“社群关系”的首上一页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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