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提及的蔚昭敏情况，已见前述，其余诸人官爵未必皆得于宋真宗时期，如彭睿出任侍卫马军副都指挥使在天圣三年[41]，但大致还是能够反映宋真宗潜邸攀附者任将的部分情况。另据富弼在康定初言：“殿前副都指挥使郑守忠、马军副都指挥使高化故亲事官，皆奴才小人。”[42]可知 郑守忠亦有宋真宗潜邸背景，其军职也有相当级别。

　　宋仁宗在位期间，其潜邸亲随依旧担任重要军职，突出者有郭承祐、安俊、张孜（茂实）及夏随数人。

　　郭承祐，宋初藩镇郭从义重孙，娶舒王元称女。宋仁宗为皇太子，“补左清道率府率、春坊左谒者”。宋仁宗称帝后，历知贝州、澶州兵马部署、定州等路及大名府副都部署。再迁殿前都虞候、殿前副都指挥使，出代州副都部署兼知代州，授节钺[44]；安俊，“仁宗为皇太子，俊以将家子谨厚，选为资善堂祗候”，及即位，累迁环州都监、环庆路都监、知忻州、代州及秦凤路部署。再历龙神卫、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侍卫步军都虞候，加防御使衔[45]；夏随，乃夏守赟之子，以父荫为茶酒班殿侍，宋仁宗在东宫时，“为率府副率兼春坊谒者”。宋仁宗即位后，历天雄军兵马钤辖、领三班院、知邠州等，加防御使衔。对西夏战争开始后，为鄜延路副都部署、陕西副都部署兼缘边招讨副使。宋仁宗还特别对其嘱咐曰：“朝廷方以边事委卿，卿毋以父在机密为嫌。”[46]张孜（茂实），以荫补三班奉职、“给事春坊司”，服务宋仁宗于东宫。在宋仁宗时代，历陈州兵马都监、并代副部署、殿前都虞候、侍卫步军副都指挥使及马军副都指挥使等，授宁远军节度使[47]。

三 宋英宗朝以后 潜邸出身将领影响的下降

　　宋英宗及以后诸帝，也有提携潜邸亲随为将的现象。如宋神宗即位伊始，便授予原东宫随从郭昭选等四人閤门祗候，司马光对此曾有激烈的反对言辞：“今昭选等以贱隶而叨美职，是官不择人也。”[48]熙宁时期，仍有推恩潜邸亲随的举动[49]。以后，宋哲宗朝也有类似情况，如宋人文集中的一份制辞反映：武官冯世宁因曾有宋哲宗藩邸的关系而得到提拔，所谓：“恪勤公忠有补，兼系哲宗朝攀附之臣。”[50]臭名昭著的 高俅则出身宋徽宗潜邸旧人，所谓“俅以胥侩之才事上皇于潜邸”[51]，在北宋末期任殿前司主帅多年。 但值得注意的是，从总体上看，这些潜邸亲随在武将群体中的比例和影响却明显降低，不仅人数减少，而且出任将帅者不多。仅仅从《宋史》有关这一时期武将列传出身的情况，便不难发现这一事实。

　　由上可见，北宋使用潜邸亲随为将的现象，也经历了一定的变化，其中宋太宗朝显然是最重要的阶段。赵光义登基后，对自己早年的亲随给予 极大的信任，多方倚重，以至于出现“牵拢仆驭者皆位至节帅，人皆叹讶之”的情况。这便难怪， 开宝末曾在开封府补过牙职的 张煦，于 雍熙二年“自陈太宗尹京尝事左右”，遂当即被命为殿前承旨 ，再迁镇定、邢、赵、山西土门路都巡检使、权知环州及保安军等职[52]。而较其地位高的王荣也敢于狂言：“我不久当得节帅”[53]。 之所以如此，便与赵光义以阴谋手段称帝[54]和进一步防范武将队伍的背景有很大关系，即：宁愿用虽能力低下但可靠熟悉的亲随掌握军队，也不愿承担用他人而兵权旁落的风险。宋真宗、仁宗时期，政治上极为保守，处处以遵守祖宗之法为施政的要务，重用潜邸亲随的做法自然被沿袭下来。一时此类人员大获恩宠，如 夏守赟因有藩邸背景，故“帝甚亲信之”，宋仁宗还直接关注其升迁问题。据记载：宋仁宗曾遣中使问夏守赟：“ 欲管军乎？为横行使乎 ？”夏氏答曰：“臣得日近冕旒足矣。”遂当即迁其西上閤门使[55]。 至宋英宗朝以后，一方面，文官士大夫集团在政治上的影响已空前大增，所谓“与士大夫共天下”，而当政的文官大臣对以上重用潜邸亲随的传统予以猛烈地抨击，如前述司马光等人的言辞；另一方面，统治者长期忧虑的来自武将群体对皇权的威胁已彻底消弭，潜邸亲随在制约其他将帅方面的价值已不大，加之宋神宗锐意改革，所以这一陋习逐渐被放弃，潜邸亲随的影响遂明显下降。

四 北宋潜邸出身将领作为述评

　　北宋潜邸出身的武将，虽然升迁颇为迅速，往往执掌大权，但由于背景特殊的缘故，这些人常常具有恃宠骄横的特点。就其作为而言，多不足称道，甚至表现拙劣，这在宋太宗、真宗及仁宗三朝最为突出。以下就这方面的情况予以述评。

　　宋太祖时代，因潜邸出身而达到将帅者有：王仁赡、楚昭辅、李处耘、张琼及杨信等人，作为 赵匡胤耳目亲信者则主要有史珪其人。王仁赡曾任枢密副使、凤州路行营前军都监及判三司兼宣徽北院事等，还在宋太祖出巡时，判留守司、三司兼知开封府事等，颇受信任。但他在征讨西蜀的过程中，因参与抢掠蜀中子女金宝事，一度遭贬。其后，据史籍称：“掌计司殆十年，恣下吏为奸，怙恩宠无敢发者。”因此再次被贬[56]；楚昭辅在宋初两朝任权判三司、枢密副使和枢密使，与王仁赡有类似经历，虽长期在枢密院掌兵，但更擅长的却是财计。史家对其有这样的评价：“昭辅性勤介，人不敢干以私，然颇吝啬，前后赐予万计，悉聚而畜之。”[57]史珪则在替宋太祖刺探外情的同时，公报私仇，制造冤案[58]。李处耘、张琼及杨信三人的表现，相对为优。李处耘“临机决事，谋无不中”。如他在参加平定李重进造反并出守扬州后，“境内凋弊，处耘勤于绥抚，奏减城中居民屋税，民皆悦服”。慕容延钊率大军征讨荆湖，他以枢密副使身份为都监，除了直接参与军事行动外，还特别注意严明军纪，制止抢掠。也正因为如此，他与慕容氏产生矛盾，最终遭到贬谪。史称：“荆湖之役，处耘以近臣护军，自以受太祖之遇，思有以报，故临事专制，不顾群议，遂至于贬。”[59]张琼性格刚烈，以武勇得到赵匡胤的任用。宋太祖在任命其为殿前都虞候时便承认：“殿前卫士如狼虎者不啻万人，非琼不能统制。”以后，张琼因遭到诬陷、猜忌，被赐死[60]。有关张琼的记载非常有限，但从其经历和宋太祖的评语，可以看出属于一员猛将；杨信是继张琼后主掌殿前司的将帅，其行事与张琼不同，以谨慎负责深得宋太祖乃至宋太宗的信赖，即使在患哑疾后，也继续受到重用。所谓：“信虽喑疾而质实自将，善部分士卒，指顾申儆，动有纪律，故见信任，而终始无疑焉。”[61]

　　从以上诸人的情况可以看出，由宋太祖潜邸出身的高级将帅，可谓优劣参半。王仁赡怙宠为奸自不用说，楚昭辅品性吝啬，张琼“性暴无机”，杨信谨小慎微，但都就本职角色而言，尚为称职。至于李处耘，则不能不说是一名良将。

　　宋太宗朝，藩邸亲随出入将帅和枢密院长贰，其有为者寥寥无几，而无能者竟居多数。其中任职枢密院的柴禹锡、张逊、杨守一、赵镕、周莹、王显、弥德超[62] 诸人，几乎都存在与武将角色不匹配的缺陷。他们名为武官，却几乎全无战场经历，或以恭谨见用，或以理财出名，或以告密得宠。如柴禹锡迎合宋太宗猜忌心理需要，积极刺探外臣动向。以“告秦王廷美阴谋，擢枢密副使”。但在国家武备方面上并无建树[63]；王显出身吏人，以“性谨介”得到重用。在枢密院任内，“显或失误，护短终不肯改”。在出任河北重镇大帅期间，无可称道业绩。故史称其“居中执政，矫情以厚胥吏，龊龊自固而已。在藩镇颇纵部曲扰下，论者非之”[64]；赵镕“以勤谨被眷”，但在西府的突出事 迹乃在于“遣吏卒变服，散之京师察事”，甚至制造冤案；杨守一则“无他材术，徒以肇自王府，久事左右，适会时机，故历职通显”；张逊以晋邸随从出身为武官，但长期料理香药榷货事务，因货利而升迁。在枢密院任内，“与同列寇准不协，每奏事，颇相矛盾”，乃制造罪状诬陷寇准[65]；而臭名一时的弭德超，以诬告曹彬而获枢密副使后不久，竟利令智昏，又与柴禹锡等争宠，遂被贬死[66]。周莹历西府长贰和前线大将，但连宋太宗也承认其“非将帅体”、“庸懦不智”。故宋代史家评论其“ 在右府无他谋略，及莅军旅， 畏懦自全，所历藩镇率无善状 ”[67]。以上诸人品行拙劣，表现又实在无能，难怪元朝人修《宋史》时称：“率因给事藩邸，以攀附致通显 ……故莫逃于龊龊之讥。”[68]

　　与此同时，赵光义重用的潜邸出身禁军将帅，也大都存在失职，甚至严重的问题。其中傅潜，在宋太宗及真宗朝曾任过三衙最高军职，又出为御辽前线大帅，但其表现却令时人大失所望。如早在雍熙北征中，他便因“师败于拒马河”，遭到贬官。咸平二年，傅潜为镇、定、高阳关三路行营都部署，面对辽军的进攻，“畏懦无方略，闭门自守。将校请战者，则丑言骂之”。逗留惧战，见死不救，直至被夺官流放[69]；王超是与傅潜同时的大将，虽“为将善部分，御下有恩”，但“临军寡谋，拙于战斗”。如咸平六年，辽军围望都，王超与葛霸率兵救援，当王继忠与敌军战斗时，“超、赞皆畏缩退师，竟不赴援”，致“继忠孤军没焉”[70]。景德元年，宋真宗准备亲征，“诏王超等率兵赴行在，逾月不至，寇益南侵”[71]；戴兴虽为三衙高级将领，但在数次领兵出征的过程中，皆无显著功绩可言[72]；葛霸身为统军将官，但性懦弱，常临阵退却。当出守地方时，又无力约束部下，所谓“霸昏耆，为所罔” 73]；更可笑的是王荣其人，不仅贪婪无德，而且素来胆怯，史称：“无将才，但能走马驰射，性恇怯。”如咸平三年，南下的辽军北撤，他接到追击命令后，率领五千骑兵绯徊数日，不敢行动，最终到界河南岸奔跑一番，然后迅速返回，结果战马因饥劳而损失近半[74]。随后，王荣率军向灵武护送军粮，结果“疏于智略，不严斥候，至积石，夜为蕃寇所劫，营部大乱，众亡殆尽”[75]。其余王汉忠、王能、李重贵、刘用及耿全斌等人，不过略算称职，如王汉忠所谓“有识略，军政甚肃”[76]，至于战功则与失败参半。像咸平五年，王汉忠为邠宁环庆两路都部署，领大军对付西夏，以违诏无功遭贬。而桑赞、赵延溥及元达等人，则实在事迹平平。

　　在宋太宗晋邸出身将领中，惟有高琼、张凝、石普及裴济诸将有所作为。高琼虽无明显战绩，但在景德初抗辽行动的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