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依旧存在着士(族)庶(族)之争的唐代，科举及第后的“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踏遍长安花[10]”，抒发的仅仅是个人的喜悦与畅快。到了宋代，随着宋太宗朝扩大科举，至宋真宗朝已实现了士大夫政治，科举官僚虽说是所占比例不大，但大多位居显要。“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11]”，于是，科举及第，金榜题名成了一个社会的向往。开蒙教材《神童诗》在第一首就堂堂宣称“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12]。宋真宗也写诗说 “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13]。经由科举而成为高官荣归故里的范仲淹，在劝谕乡人的诗中写道: “乡人莫相羡，教子读诗书。”[14]孔子的“学而优则仕”，说的是“学而优应仕”的主观愿望，而宋代的士大夫政治则提供了以前所不具备的“学而优能仕”的政治保障与社会基础[15]。“取士不问家世”[16]的宋代科举制度，打破了过去“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贵族官位垄断，在机会均等的竞争机制之下，寒窗苦读的尽头有一个光明的希望。

　　固然，平等是相对的，科举考试的长期准备需要大量的财力，甚至是一个家族的投资，无力问津此途的学子自然不少。但也的确有不少贫家子脱颖而出，一跃龙门的。比如，读书期间连饮食都难以为济的范仲淹，及第前窘迫到要刮下剑鞘上的饰银来过节的宋庠、宋祁兄弟。后来，他们都位至卿相。

　　读书做官，对于士人来说并不仅仅是治国平天下的价值实现，更多的还是改变个人与家庭处境的现实考虑。士大夫政治主导的优礼政策，首先是对后者的满足。还是范仲淹的例子，当他及第后，还是大理寺丞这样的正八品小官时，据他自己讲，一年的俸禄已相当于两千亩土地的收入了[17]。这对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是多大的诱惑!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理解屡败屡试的范进式的举子那份锲而不舍的执著了。

　　在宋代，习举业是许多士人的必由之路，读书做官的观念已溶进血液，殖入遗传。一个社会的梦想，并不因王朝更替而消失，因为从科举创立就没有过中断的先例。

　　然而，蒙古人建立的王朝粉碎了几代人的执著，让一个社会失望，从而转向变形。元朝大约一半时期的废止科举，肯定对士人的冲击是巨大的。然而记录这种精神冲击的心态史资料并不多，更多的是科举废止后，经历了万般无奈之后的士人的兴趣变化与职业转向之事实。就是说，只是记录了结果。

　　元人揭傒斯在《富州重修学记》中写道:“时科举废十有五年矣，士失其业，民坠其教，盜贼满野。竟数十里不闻鸡犬声。陈侯大惧，遂修孔子庙，建小学，日集文儒故老，讲求治要，悉资以为政。不数月，境内大治。”[8]这里，把“民坠其教，盜贼满野”的社会风气与治安恶化均归咎于废科举的结果，又把“境内大治”归功于“修孔子庙，建小学”，都是夸大其辞。这种夸大其辞，正折射了士人对科举的期待。而这里所说出的实况，只有“士失其业”。近世的14世纪，固然与已跨入近代的20世纪有极大的不同，但观察元代科举废止后士人的职业转向与兴趣变化之事实，实在是一种相似形的比较与参照。

　　贡举法废，士无入仕之阶，或习刀笔以为吏胥，或执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贩鬻以为工匠商贾。

　　《元史·选举志》对在科举被废止的时代里士人的职业取向做了如上的概括。从这一概括看，一部分士人依然利用自己的知识优势，在各级政府机构中做了下层的职业官吏，即所谓的“胥吏”。一部分士人则也没完全脱离文墨，做了官僚的幕僚。正如由宋入元的林景熙所说，“科举废，士媒青云，犹假所业以自见”[19]。而另一部分士人则与其自幼所习基本脱离，学了一门糊口的本事，做了手工业匠人，还有一部分士人则做了历来被列为四民之末的商贾。以上就是《元史·选举志》所记述的士人职业转化。那么，这一记述是否准确呢?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史料佐证，并藉以观察士人在废科举后的状态。我们的考察依照《元史·选举志》所述顺序来展开。

　　元人唐元《筠轩集》卷12《唐处士墓志铭》载:“公年益茂，忍贫苦学，授徒村塾，生计萧然。或曰，吏术，时尚也。君舍方册而从刀笔可乎。自是，始探讨科条，举口成诵。县有大狱疑谳，资君勘治。然持心宽厚，不忍深刻，志竟不干禄公家，故贫。[20]”从这一记载看，唐处士这个士人，在科举废止的时代，大约是金榜题名之梦未泯，最初仍有一种坚持，“忍贫苦学”，并以教授村塾的学童为生。最后终因生计难济，也顺乎当时的潮流，做了刀笔吏。不过，“不干禄公家”那份书生的清高，让他依然贫困。由这条史料还可以看出，士人“舍方册而从刀笔”，以“吏术”为业，已成为众所趋之的“时尚”。

　　还有一例，记述的情形也很类似。元人危素写于至元四年(1338)的《送陈子嘉序》记载:“大梁陈君子嘉，工举子业，使群进于有司，可得高第。既而科废，学官荐为六安府史。陈君曰，古之圣且贤者，盖有为委吏者焉，有为乘田者焉，有为抱关伶官者焉。府史，与上官谋议政事者，随其所得为而致其力学者之事也。乃来江宁省其亲而后去。”[21]同样是做胥吏，这个陈子嘉要比前面的唐处士豁达一些，在作了一番平衡自己心理的说词之后，也就放弃了自己的坚持，心安理得地去当胥吏了。

　　元人徐明善《芳谷集》巻下《冷东斋义役规约》就说:“科举废矣，珥笔可也。学校具文矣，衙前可也。”就是说，没有了科举，也就无需习文了，学校名存实亡，就可以去做衙前之类的胥吏了。元人程文海在《雪楼集》卷十一《闽县学记》中也指出了当时士人的状况:“科举废，后生无所事聪明，日以放恣，诗书而刀笔，衣冠而皂隶。小有材者溺愈深，居近利者坏愈速。”[22]诗书与刀笔，尽管都是舞文弄墨，但却不可同日而语。诗书是圣贤书，只有士大夫与向成为士大夫方向努力的士人才有资格翻弄，而刀笔吏所接触的文书，不过是日常公文或书启讼状，为士人所不齿。而衣冠就是由装束而形成的贵族或读书人的代名词，身着衣冠与身着黑衣吏服，社会地位历来也是天悬地隔。但时代变了，没有了机会均等的竞争，士人为了生计，也只好平身低头，从事过去不屑为而现在又不得不为的贱吏职业。

　　以上是科举停废后士人选择胥吏职业的状况。这当是当时士人所从事的最普遍的职业。至于做官僚的幕僚，也与做胥吏的情形相近，不过是想寻求一条更为快捷的进身之路。

　　古代的选官制度，在科举出现之前，就是汉魏两晋南北朝的乡荐察举。元朝停废科举，补充官吏只剩下荐举一途。在发达的商品经济已使人们变得不那么单纯的时日，荐举无疑大开奔竞之门。同样是由宋入元的刘辰翁指出，“邸都门仆承受，坐而得要津”，“乡里小儿起白身，徒步如蝇附骥”。最后他抨击说，“科举废而瓦缶鸣，官簿非而狗尾续也”[23]。

　　在只此荐举一途中，胥吏可谓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占尽先机。而元朝政府也极为重视维持其末端统治与进行实际行政运作的胥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84在史部政书类存目介绍元人编的《官民准用》时写道:“元初罢科举而用掾吏，故官制之下次以吏员。”四库馆臣的理解没有错，庞大的胥吏阶层，就是元朝官僚的后备军。而胥吏的来源，绝大多数则是曾习举业梦想金榜题名的士人。关于这一点，我在下一章还会述及。

　　拥有文化知识的士人转向职业行政人员的胥吏，可以说是最为便捷的一条路。所以入元以后，在科举停废的时代，从事吏职，进而企望由吏入官，则是多数士人的选择。在上述王鹗等人在至元四年建议恢复科举的十多年后，丞相火鲁火孙与留梦炎等人再次上奏建议恢复科举时也说：“中书省臣奏，皆以为天下习儒者少，而由刀笔吏得官者多。”[24]由此可见，十多年间一直没有改变的“由刀笔吏得官”，当是元代士人的主要出路。

　　除了因时而变做胥吏藉以谋生藉以进身之外，《元史·选举志》所说的“作技巧 贩鬻以为工匠商贾”也没有错。元人揭傒斯也曾指出过“自科举废，而天下学士大夫之子弟，不为农则为工为商”[25]这样的事实。虽然《元史》这样记，元人这样说，但士人行商坐贩力耕苦作的史料是少之又少，倒是发现几条士人转而行医的史料。虽说在传统观念中，医亦小道无足观，但医关涉民生疾苦病痛，在民众中地位高，并且有大丈夫不为良相，即为良医之说。所以，士人向郎中转型，甚至没有向胥吏转型那样痛苦。同是 揭 傒斯，记载一个士人从医的经历:

　　安成有士而隐于医者曰奔氏，讳清甫，生宋宝祐间。九岁而孤，即强学自爱，视取高科，都美官如指掌。积勤十二年，而国亡科举废，又连遭大丧，征徭风火，巨室瓦解。乃尽弃其田畴，取神农黄帝之书，日夜读之，心通理解，天授神设，以之察脈视疾，论生死虚实寒热，虽世业鲜能过之。四方无贵贱富贫，求者如归市，遂以名医闻。[26]

　　这是一个十多年勤学苦读，一心想登高第做美官的优秀士子。但元朝迟迟不开科举，无情地打碎了他的长梦，无奈转而学医，居然竟成为了名医。还见到一个士人改学医术的例子:

　　里人严存性，年少而力学，博涉经史，旁及医药百家之言。方将以儒术取进士第，以是用于世，而科举废矣。于是益取医家之书而读之，求尽其术，以游四方，而行其志焉[27]。

　　放弃举业改学医术都有如许之多的无奈与苦辛，要是从事其他职业，对士人的心理冲击就更是可想而知了。如果家无余赀，一无所能，又高不成低不就，那么这样的士人境遇就很惨了。而在那个时代里，的确有这样的士人，就像清末只会遛鸟当票友的没落旗人。这样的士人，被元人刘岳申称为不择术与不知命都碰到一起的“弃民”[28]。

　　以上考察的是在元朝停废科举后的士人职业转向。这种转向主要是出自生计考虑。如果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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