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一个例子。我在二十多年前整理点校宋人笔记《鹤林玉露》时，对作者罗大经的生平做过考证。在考证时，从罗大经入仕的曲折，充分感受到那个时代士人的艰辛。江西吉州的罗大经，宝庆二年(1226)进士及第，等了八年之后，在端平元年(1234)才得到司法参军这样一个知州下面的小小佐官，而且还是在遥远的广西。后来通过进一步考证罗大经的交游，发现就是这样一个州的佐官，也恐怕是罗大经走了关系才得到的。罗大经在做广西容州司法参军时有两个上司。一个是曾在罗大经的家乡吉州做过知州的广南西路提点刑狱范应铃，另一个是曾在罗大经的家乡吉州吉水县做过知县、并与罗大经的父亲是朋友的容州知州王太冲。前者对罗大经极为欣赏，曾打算为了罗大经下一期任职给他空白的职状。后者则虽属上司，同样又是罗大经的饮酒作诗的朋友。如果说这种旧识新交纯属偶然巧合，罗大经的广西任职与二人没有任何关系，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45]。由此可见，在南宋，即使是科举及第，也依然需要托关系自谋出路。这种官途拥挤求职艰难形成了什么样的结果呢?

　　南宋经济远较北宋发达，而且中央集权弱化，地方势力强大。在这样的背景下，科举本身的竞争激烈，加之及第后的谋职不易，就把不少士人推向了地域社会。就是说，不仅是像以前那样致仕回乡的士大夫官僚可以成为乡绅，未经科举没有官历的士人也可以成为乡绅。成为高官的希望渺茫，但成为地方领袖则有实际的可能。有了大量士人的加入，更为强化了地方势力。

　　然而，滞留于地方的士人并不可能都就地成为乡绅，更多的没有太大势力的士人则利用自己的知识优势，在没有可能当官的情况下当了吏，即成了所谓的胥吏。在宋代出现的以吏为职业的“吏户”，就反映了这种变化。与北宋相比，士人的流动有一个上下的变化。即北宋的士人通过科举等方式走出地方，向上向中央流动。而南宋的仕途现实，则使士人向下向地方流动。

　　元朝征服江南，灭亡南宋，除了少部分地区遭到顽强抵抗之外，大多是不流血征服，即没有受到强烈抵抗就实现了占领。这种形式实现的征服从客观上看，意义非常重大。因为没有给江南地域的经济结构与文化形态带来严重破坏，使元朝政府得以顺利接收前政权，并利用其来实行江南统治。同时，也使原南宋统治地域的江南社会变化进程没有因王朝更替而中断。

　　历来，元朝的户籍制度，即“诸色户计”，被认为是很有特色的。比如，在军队服役的军户，在驿站服役的站户，手工业工匠的匠户，打猎的打捕户，制盐的盐户，水运的船户等等。其实以职业设置户籍作为纳税单位，在宋代、特别是在南宋已很普遍，在宋代的文献中，我们可以找出几十种户籍的名称。可以说元朝的户籍制度是参考了宋朝的制度，在其基础上加以扩大的[46]。其实，繁多的户籍种类的设置背景，正是社会发展的多元化。

　　宋朝所没有的，可以称作是元朝户籍特色之一的，是儒户的设立。早在窝阔台汗时期，参照对佛道等宗教徒的优待，根据耶律楚材的提议，就设置了儒户[47]。士人可以说是怀着复杂的心理接受这一安排的。一方面是把他们这些社会精英与工匠教徒屠夫行贩并列齐名所带来的屈辱感，一方面对成为儒户免除赋役受到保护而产生的优越感。

　　蒙古以及后来的元朝的确是有保护这些社会精英的意图的。但目的并不是通过他们来恢复往日的士大夫政治，而是根据胥吏行政管理普遍形成的现实，将这些文化人作为胥吏的预备队而加以保护的。早在南宋平定不久的忽必烈时期，元朝政府就下过命令，从南方士人中选拔官员。而窝阔台在设立儒户之前，也以“儒通吏事”与“吏通经术”为条件，命令各地政府选拔官员[48]。从前一章所列举的事实也可以看到，在停废科举的时期，许多士人的确加入也到了胥吏的队伍中。 元朝重视胥吏的作用，从前面引用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元初罢科举而用掾吏，故官制之下次以吏员”就可以看出，吏具有仅次于官的地位。并且，元朝的官员也主要从胥吏中拔擢。

　　写到这里，不禁想起的元代的“九儒十丐”之说。历来人们多用这一说法来证明在元代读书人社会地位之低下。清代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卷 162记载:“蒙古旧法，分人为十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这里，言之凿凿说是“蒙古旧法”，其实，这种在元代流传广泛的说法，出自当时的俳优之口，是没有什么法律依据的。尽管文献中也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以儒為戲者曰: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七匠八娼九儒十丐。”[49]但实际上是俳优的戏言，不能当真 。不过这种说法出自俳优之口，反映的则是编剧的士人作为儒者的失落感与不满。当然也在某种程度上反射出一定的真实。比如一官二吏的排列即是。但儒户既然是吏的预备队，其地位是不可能名列“老九”的。他们是与释道同样，享有免除赋役等经济上的特权。元人张铉在《至正金陵新志》卷9记述了元朝设置儒户以及对士人的优待:“大德十一年，系籍儒户，杂泛差役并行蠲免。至大二年，儒人免差。延祐元年设科取士，儒风大振。其明年再诏，隶籍在学儒人毋得非礼科役烦扰。是后有司奉行，不至儒者杂于编户。 ”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士人一直是作为精英为社会所尊重。元代士人的“九儒十丐”的不满情绪，当是与宋代时士人的地位比较而形成的落差。儒户保证了士人的温饱与知识优越，但却没有像科举那样给士人提供一个通往金字塔顶层的阶梯。所以士人怀怨。在日本，儒学被称为儒教。儒士与释道并列，成为户计制度下的身分群，大概是以集团划分为标志，儒学在事实上被视为宗教的开始吧。

　　虽然，今天研究胥吏，大多描述的是胥吏欺下瞒上、鱼肉百姓的负面形象。其实，行政管理胥吏化，从一定程度上说是政治的进步。现在国内也讲专业化管理，国外更是重视技术官僚。古代的胥吏，可以说就是一批技术官僚。由熟悉行政业务的胥吏出身的“技术”官僚来管理行政，大概比科举出身的“道德”官僚要有效率。

　　科举是官僚再生产的工具。那么，胥吏再生产靠什么呢?除了来源于法律规定的儒户，更主要的是靠学校。在元代，书院这样官督民办的教育机构很多。其余绪延至明清，成为中国教育史的独特景观。废科举，只是绝官途。有学校，自然就会士人辈出。宋末元初的刘辰翁就说: “ 科举废而学校兴，学校兴而人材出。故学校又为天地心之心也。 ”[50]这是就人材而言的。从学问的角度看，元人 彭元龙云，“ 惟科举废学校存，疑义有问 ”[51]。元人吴师道则看到了元朝政府在停废科举后对学校的重视，他说: “ 科举、学校相表里者也、内儒而仕者，不为进士则为教官。科举废而学校存，柄国者岂不以学校为至重哉。 ”[52]

　　由于朝廷的重视，元代 书 院十分 发 达，清初孙承泽在 《春明梦余录》卷 56说道：“ 书 院之 设，莫盛于元，而皆 设 山 长 以主之，给廪饩 以 养 之，几遍天下。 ”[53]元代的百余年 间，兴建与恢复的 各 类书 院达四百余所。 所以说，从南宋到元代，活跃于地方社会的士人，除了做胥吏，从事地方教育的也为数不少。顺便说一句，元代的科举废学校兴，与清末废除科举后的学校大兴也可谓相映成趣。

　　宋元的户籍种类繁多，是社会走向多元化的反映。这一点在前面已经提到。元朝停废科举，又使士人的职业分化。而社会的多元化又给士人提供了多种选择的可能。除了业已考述的修身齐家，著书立说，为吏从教，元代发达的商品经济所带来的都市繁荣，也是吸引士人的一个流向。都市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市民文化的兴盛。而市民文化的兴盛，读书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则无须赘述。中国文学史上的奇葩元曲，就是由士人催开的。这一点自然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综上所述，似乎不能把元朝迟迟未开科举归于元朝新立，未遑制度建设的偶然性。如果这样解释的话，那么同样是非汉族的清朝为何入关未久，席不暇暖，就宣布科举再开了呢?元朝的几十年科举停废，是在开与不开的政策分歧中宕延造成的。而社会多元化与有效的吏职管理层的存在，则是元朝科举停废的必然性因素与背景。而元代科举停废所形成的士人分化与社会多元化又是互为作用的。

余论

　　论述历史上的时代变化特征，很有影响的是唐宋变革论。持此论者认为中国历史在唐宋之际发生了重要变化。论述时代变化，如果视角不同，自然结论也不同。如果从政治史的角度看，以宋真宗朝士大夫政治的形成为标志，我同意唐宋变革论的说法。但如果从社会史和经济史的角度看，我则主张宋元变革论。这里的宋是指南宋。地域社会的崛起则是其标志。元代科举的一时停废，促使士人走向地域，加入胥吏行列，则对这一时期的社会变革起到了催化作用。

　　从宏观的角度看，元代科举的停废，给社会带来的冲击是有限的，决不能夸大。前面说过，即使是在科举盛行的宋代，也只是不到应举的百分之一的幸运者，能够获得金榜题名的殊荣。如此说来，科举在宋代已与多数士人无缘。而南宋地狭员多阙少的状况又把已经及第甚至入官的士大夫挤出圈外，也让渴望进入圈内的士人失望。流向地方的士人的人力资源与发达的商品经济所形成经济实力，两者合流，促进了地域势力的发展。而元代科举几十年间的停废与儒户制度的建立又将士人彻底推向了地方。明清两代虽然科举得到完全恢复和发展，但强势而多元的地域社会业已形成，无法改变。如同旧日所说的出将入相，士人也是出官入绅，或者是就地为绅。强势而多元的地域社会既是中央集权的基础，又与中央集权相抗衡，二者相反相成。

　　从微观的角度看，元代科举的停废，其积极意义要大于消极意义。先以学术艺文观之。程颐说过，“科举之事，不患妨功，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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