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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文学界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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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7:5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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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愿望，因而能为劳动人民接受，带着匿名性的特点在劳动人民中间广泛流传。这样的作品，我们仍然应该看作民间文学。因为，流传就意味着劳动人民的承认，而且在流传过程中，劳动人民会用自己的生活经历和观点来修改、充实作品，使它成为真正的劳动人民的作品。这样的例子也是常见于民间文学史上的。例如汉末权臣董卓当道，给劳动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因而流行着这样一首童谣：
“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劳动人民通过这首童谣，诅咒着董卓快死。无疑，这作品所表现的思想感情是劳动人民的，但从它所采取的字谜似的形式来看，却很可能是文人的创造。
考虑到以上的种种情况，我们的结论就是：从作品的作者方面考察它的阶级属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步骤，但却不是绝对的，也不是唯一的。这工作必须和下一步工作连系起来，那就是要结合着作品的内容来考察。
阶级社会里的文学，总是带着一定的阶级烙印，这不仅表现在它写了什么题材，譬如说，奴隶主的文学就很少去写奴隶的生活，象《诗经》中的“雅”“颂”那样，不是把他们的统治“功德”告诉祖宗，就是为自己歌功颂德，粉饰现实（郑樵在《通志：乐略》中说：“宗庙之音曰颂，朝廷之音曰雅。”）更重要的是在于他反映了什么样的观点和思想情绪。同一题材，不同阶级的作者去处理，便会表现两种截然不同甚至针锋相对的思想，在读者中达到两种不同的效果，譬如水泊梁山的故事，经过劳动人民的创作，经过接近劳动人民的作者施耐庵、罗贯中的集大成，写出了《水浒传》，成为千古传颂的英雄史诗；然而这题材到了统治阶级文人俞万春手里，却写出了《荡寇志》那样极端反动、歪曲历史真实的作品。
因此，我们说，奴隶社会里的民间文学，必然是奴隶和自由民的生活、思想、愿望的直接反映，就象《诗经》中的风，其中的魏风《硕鼠》，把奴隶主比作偷吃的大老鼠，表现了奴隶们的切齿痛恨；魏风《伐檀》表现了奴隶们对不劳而获的剥削者的愤怒责问；豳风《七月》则是奴隶社会里奴隶们悲惨生活的真实写照，他们终年劳累，“我朱孔扬，为公子裳”，“取彼狐狸，为公子裘”，但他们自己到了年终的时候，却发出“无衣无褐，何以卒岁”的悲叹！这样的作品经过了漫长的封建社会，流传了下来，而没有被统治阶级扑灭，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至圣先贤”孔夫子的“一言以蔽之：诗无邪”的那张保票却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封建社会里产生的民间文学，则是农民、手工业工人的生活、思想、愿望的最直接的反映。不用说，那些直接歌颂农民起义英雄的作品，如“盼闯王”的歌谣，关于李自成、张献忠、捻军、太平天国以至朱元璋的传说，如果不是道地的劳动人民，没有亲身体验到起义军所带给的幸福与自由，它就不可能唱出那样由衷的赞歌。
民间文学中那些表现劳动主题的作品，往往歌颂集体的力量，赞美群众的技能和智慧，充分估计劳动的意义，从而对那些勤劳的人们倍加赞扬，对那些游手好闲的懒汉，或者不劳而获的寄生虫多方的鞭挞与惩罚；在那些表现爱情主题的作品中，则歌颂那种忠贞不渝的、纯洁的爱情，祝愿青年男女由此获得幸福美满的生活，对于阻挡或破坏这种爱情的社会制度或人物，对于朝秦暮楚的负心汉和变心女，往往痛加针砭；在那些表现阶级或民族矛盾主题的作品中，对于被压迫、被损害、被侮辱者，往往给予亲人般的同情、支持与鼓励，并赞美他们的善良、正直、勇敢，充分肯定他们事业的正义性，对于强梁恶霸，则又切齿痛恨，百般诅咒，在那些表现一般的道德观点主题的作品中，往往体现出劳动人民对于弱小者、落难者、残废者的关怀、同情和帮助，对于兄弟、亲邻的和睦相处、团结友爱、共舟共济，等等。
我们必须说明的是：人类的社会生活范围有多宽多大，民间文学的题材范围也就有多宽多大，劳动人民的思想、观点与愿望的范围有多宽多大，民间文学的内容范围也就有多宽多大。我们没有可能把所有的内容都列举出来，但我们深信民间文学的内容一定是劳动人民生活、思想、愿望的直接反映。
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讲，我们要把从作品的内容方面来区别它是民间或非民间的，作为一个最基本的条件。离开了作品的内容，来讲民间或非民间的问题，都是空话，结论也往往是偏颇的。
与内容紧相联系，并由内容决定的，那就是形式问题。从文学史上看，一般地说，一种新文体的出现，往往来自民间，民间文学是源头，它影响到某些文人，为某些文人所接受，并根据他们的爱好、个性以及所表现的内容所决定，进一步发展，而创作出优秀的作品。五言诗起源于民间，而后发展为古诗、绝句、律诗，等等。可见，在形式上，民间文学与非民间文学虽然不能说有什么严格的界限，在它们中间划不出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不能把二者截然分开，但是，正象如上的情形一样，它们确实也存在着相当明显的差异，那就是有粗细之分，文野之分，源流之分。不看到这一点也是不公正的。
民间文学的形式，是劳动人民创造并为劳动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由于它是口头的创作和以口头的形式传播，这就又决定它具有许多独特的艺术特色。
以上所讲的三个方面，是相互联系、互为因果的，不可执着一端，妄下结论。
由此，我们大致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粗浅的结论：民间文学是劳动人民创造，直接表现劳动人民的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反映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企求，而且是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来表现的一种文学作品；它与阶级社会中的非民间文学并存，而且互有影响，它和统治阶级的文学是对立的。
但是，民间文学到底是阶级社会的产物，阶级社会里产生的文学，正象它的作者一样，本来就是很复杂的。在这里，我们用不着说时代的局限给它带来的复杂内容，单提一提阶级的影响就够了。
这种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方面是统治阶级对于民间文学的恶意篡改和掠夺。这方面的例子，是相当多的。譬如：女娲造人的神话，本是原始人朴素、优美的创作，但《太平御览》卷七八引《风俗通义》却说：“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搏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⑵于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引絙人也。”把原始社会平等的人，分化成为富贵和贫贱两大阶级，说这两大阶级，是由女娲造就的，丝毫怨不着别人，富贵者的富贵和贫贱者的贫贱都是生就的、命中注定的，人们是无法改变的。面目已非。又如：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传说，这是尽人皆知的歌颂纯真爱情、反对封建礼教的人民性极强的作品，但是，在《义忠王庙记》⑹中，一方面把忠于爱情、反封建的梁山伯改变为忠于帝王、为了个人向上爬封侯立庙而抛弃爱情；把祝英台的殉情改变为宣扬封建的节烈。另一方面，又给这一传说增加了一个尾巴，说梁山伯的鬼魂又助刘裕平“寇”有功，以至被封为义忠王，并立庙祠。优美的故事被抹上了封建的色彩。
有的作品不能篡改，便加以曲解，如把《诗经》中的《周南：关雎》说成是“后妃之德”，把《诗经》说成“温柔敦厚，诗教也”。
正由于此，使许多民间文学作品，在健康、淳朴的因素中，又渗进了一些分明是统治阶级的东西。这两者就共同存在于一篇作品中。
还有另一方面，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为巩固他们的统治地位，拢络人民，就无时无地不用自己的思想观点去影响劳动人民；而劳动人民，如农民和手工业工人，都以零散的个体经济为基础，他们的思想归根结蒂也还是属于个人主义范畴的，因此，这就更有可能接受统治思想的影响。高尔基在《俄国文学史》中曾说：“我们晓得，甚至那最革命的典型——现代的无产者——因为是在资产阶级观点的压力和包围之中教养出来的，也不免在他们的心理上带有资产阶级气味底或显或隐的印迹。”（《俄国文学史》68—69面，新文艺出版社版）这种历史现象也就必然要反映到民间文学中来。
我们常见的有这种情况：同一件作品中，往往精华与糟粕混杂，瑕疵互见，精美的玉石不免蒙上一层碍眼的灰尘，这种例子，民间故事的搜集整理者是可以列举出许多来的。譬如，有一则关于地主与长工的传说：长工给地主干活，地主待他十分刻薄，他就想法报复。地主让他插秧，他把秧苗倒栽了，地主让他锄草，他连庄稼一起锄掉了。地主受了教训，改变了态度，对长工好了，工钱加了，伙食也好了。长工看地主既改好，也转变了态度，给地主干活非常卖力。这一则故事的前半段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与斗争意志，但后半段写到长工忠实地给地主干活，心甘情愿地让地主剥削，这却缓和了阶级矛盾，用统治者的“为知己者死”的思想观点，代替了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决心，这显然是极大的歪曲。
类似这样的作品，能不能划进民间文学的范围呢？我以为，回答应该是肯定的。如前所述，在民间文学中，除了那些短小精悍，内容单纯的作品以外，大部分作品的内容总是比较复杂的，不能因为它沾染了某种灰尘而把它摒弃在民间文学的范围以外。
由此可见，在理论上，如果不严格地、清晰地划清民间文学的范围界限，那将导至整个民间文学工作以至理论上的混乱，后果当然是极其有害的。但当我们接触到具体作品的时候，掌握的尺度就不妨宽些（当然不能宽到把文人创作、统治阶级的作品全算作民间文学）。掌握得宽些，整理工作者才大有用武之地，研究工作者也正可从此看出统治者对民间文学的篡改、歪曲，对劳动人民思想的腐蚀，看出两种文化的相互影响。
提到民间文学，有人很容易把它和市民文学、俗文学相提并论，甚至混为一谈，这是很不妥当的。事实上，民间文学、市民文学、俗文学，这是三个不同的概念，尽管它们之间有密切的联系，但却又各有特点。看来，弄清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还是很为必要的。
市民文学是一个内容很窄狭的概念，它仅包括市民阶层创作的、反映了他们的思想情绪与要求的文学作品。
市民阶层作为资产阶级的前身，它产生于封建社会、商业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出现了从事商业和手工业活动的市民阶层。不错，在封建社会里，新兴的市民阶层，同样处于被压迫地位，在这一点上，他们的命运和劳动人民的命运是相同的。历代统治者所实行的重农轻商政策，正是对市民的压迫与限制的表现。有的王朝甚至具体规定商人不能做官，不能和其他阶层的人通婚等等。封建统治者对新兴市民的压迫与限制是很自然的，因为，市民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作为封建社会的逆子出现的。但，市民虽为被压迫者，他们和劳动的农民及手工业工人却又有区别，所谓“市井细民”，主要指作坊主等小商小贩。这些人中，包括比较富有的商人和独立经营的手工业者，他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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