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后期的科考制度并非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的顽石，它是一个有效的文化、社会、政治和教育系统，满足了明清官僚政治的需要，有助于社会结构的稳定。”[12]只是到了20世纪初，中国社会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整个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都遇到了空前难于应付的强有力的挑战，面临着生存的危机。科举制这艘自汉代开始建造的航船，从隋代起锚扬帆后，历经云诡波谲的唐代河段、波涛起伏的宋代流域、跌宕汹涌的元代河谷，进入波澜不惊的明清水域，经过500余年平稳航行之后，整艘船的复杂精细的结构和部件已经变得老化失灵，行驶至清末，船破恰遇顶头风，在强劲的欧风美雨和坚船利炮的冲击之下，已是摇摇欲坠。科举制在20世纪初虽也作过一些改革挽救措施，但就像木制帆船再大再好也终有腐朽的时候，在蒸汽机船时代只能落得被淘汰的命运，更新部件已来不及，终于无法阻止其最后沉没。不过，人类借鉴科举制的结构和机制，打造出了新的铁甲船——现代文官考试制度和教育考试制度，一直沿用至今。因此，科举制在脱胎换骨之后，实际上还以替身的形式活动于现代社会。

　　本来科举只是一种考试选才的方式，但到后来，科举制承载着选拔治国人才、促进民间教育、维护社会公平、维系社会秩序的重任，利害关系重大，因而成为各种矛盾的集合点和焦点。当科举竞争过于激烈之后，各种弊端日益突出，终于“载不动，许多愁”，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然而，我们不能说船体已经开始腐朽的船（正如清末的科举）才是船，而其他各种功能齐全的新船（如唐宋的各种科目）不是船。科名中包含着“黄金屋”与“颜如玉”，利益所在，许多人趋之若骛，沉迷于其中。由于过度拥挤，导致科举这艘大船甲板磨损加快，加上年久失修，到清朝末年时，古老的科举制终于腐朽没落了。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人类社会还是离不开船，离不开考试制度。

　　说到底，科举就是一种通过考试竞争来选拔人才的途径或工具，怎么用、谁来用效果可能不一样。这有点像船，既可以为广大善良的百姓所乘用，也可能搭载强盗。但不管其被谁使用，最早采用或制造船作为水上的运载工具，就是一大发明。科举制也类似，既然中国在世界上最早采用科举考试（至少是笔试）选才的方法，而且为后来许多国家所借鉴，因而就是一大发明创造。

　　科举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其的利弊和影响是复杂而多方面的：它既有巩固统一与维护公平的作用，又有铲除异端与压抑个性的后果；既有规范入仕与澄清吏治的一面，也有做官第一与片面应试的一面；既有普及文化与鼓励向学的功能，也有影响科技与知识偏狭的弊端……。确实是科举制的局限和缺点谁都无需否定，确实是科举制的贡献和优点谁都无法否定。

　　磨刀恨不利，刀利伤人指。剑在发挥其作用的同时，也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科举制的局限和消极影响十分显著，但其功能和积极作用也十分强大。只看到一面而忽视另一面，会造成很大的问题。对科举制的利弊得失，应本着冷静客观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加以评价。只是过去一味地将科举视为可恶的、腐朽落后的取士制度，对科举弊端的批判连一般受过义务教育的都已耳熟能详，我们现今要纠正人们根深蒂固的偏见，因此有必要对科举制的正面意义强调得多一些。说到底，科举通过考试选才，遵循的是能力本位或才学本位，代替以往的权力本位或家庭本位，具有足以让人称道的先进性，所以考试在中国古代才会被称之为“量才尺”。

三、文明冲突背景下的科举革废

　　由于清末废科举时对科举的评价以偏概全，科举制在一般中国人的心目中已形成了坏印象，现在要还历史本来面目，需要澄清许多误解。一个世纪之后，我们应该认识到，科举并非传统社会的万恶之源。科举被废，主要不是因为其制度太坏，而是因为后来科举考试内容不适应时代的需要，特别是八股文拖累了整个科举制度。但是，经过1901年的洗心革面，科举制的考试内容和文体几乎是脱胎换骨了，以往人们认为很坏的八股文已不存在，要说科举制很坏的主要理由也已消失。只是由于科举的向心力太大，阻碍了新式学堂的兴办。在清末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中，在西学东渐和外来势力强力介入的情况下，科举制的废止实际上是清末时代背景下的必然结果。

　　在主张为科举制平反的论著中，我虽然引用过从梁启超到现代学者不少否定废科举的言论，但自己却从未直接否定过废科举这一历史事件，且向来认为科举制在近代的衰废，是因为社会环境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科举制已无法适应新的时代，因此，科举制的终结是是当时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现在，我更进一步认识到，废止科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西方文明冲突的必然结果和典型事例。具体地说，当时这种文明冲突包含基督教文明与儒教文明的冲突，[13]以及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冲突。

　　在近代以前，东西方本是两个各自独立运行的文明体系。如果没有外来因素的介入，中国可能在相当长的时期中都很难走出古代的历史空间，可能很久都不会发明蒸汽机或自动产生共和政体。到19世纪，无论是技术还是学术方面，中国与西方已有相当大的差距，存在着相当大的文明落差。科举被废，不仅是时代变迁的缘故，实际上也是文明的不同与落差所导致的结果。

　　处在清末“数前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中国许多传统的制度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之下都逃脱不了被彻底否定的命运。例如，书院的命运便与科举十分类似。书院在其存在的一千多年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都是进行教育活动的场所，虽然也有其局限，但总体而言，书院的积极意义还是主要的。但是，到了清末，多数书院都变成应举的预备机构，也被人们视为与学习西学为主的学堂相对立的旧学的堡垒。在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中，似乎学堂代表进步，书院代表落后，尽管有些新式书院实际上是在教育新学。在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不仅奏过《请废八股试帖楷法改试策论折》，而且也上过《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当时许多有识之士也对书院的弊端大加抨击，例如熊希龄等人所呈《湘绅公恳抚督院整顿通省书院禀稿》，[14]便详细列举过清末湖南众多书院的各种积弊。到1901年9月，朝廷发布上谕，令所有书院一律改为学堂，宣告了书院这一中国传统的教育组织形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书院被彻底否定之后相当一段时间，在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也是一个负面的名词。1949年以后直到“文革”期间，书院在大陆基本上也是被否定的旧事物。只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们才逐渐认识到书院其实是我们的国粹之一，它在清末被西式学校所取代，并不意味着总体上应该被否定。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就较易理解为什么科举制被废止，并不意味着科举制就该彻底否定。在1300年中国科举史上，有大约1240年左右的时间，科举制是适应当时的时代和社会的。只有当西学东渐、国门被迫打开之后，科举制才日益与时代脱节。将科举说成是落后腐朽的封建制度，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文化的最大冤案之一。

　　科举制被废止的时代，不仅是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发生剧烈冲突的时代，实际上也是传统的农业文明逐渐被现代工业文明所取代的时代。在社会进化的过程中，许多传统的事物都逃脱不了被淘汰的命运，例如，马车被动力机车所取代、线装书被西式印刷书所取代、犁被拖拉机所取代……等等，因为在时代飞速发展的情况下，传统社会原有的许多事物已变得落后了，被淘汰是必然的结果。但是，今天我们在看待马车、线装书、犁等东西的时候，应该历史地看其价值与作用。

　　在传统社会，教育和考试以人文知识为主要内容，西方的中世纪大学和东亚的书院、科举皆然。只有到文艺复兴，特别是工业革命之后，教育的内容才逐渐转移到自然科学方面来，注重自然科学的内容，即所谓的实科，是工业文明时代教育的重要特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坚船利炮强劲东来的西学代表的是先进的工业文明，已十分强调科技的重要性。而当时的中国还处于农业文明的时代，科举考试内容基本上还停留在古代的古典人文知识，自然逃脱不了被停废的命运。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威尔·杜兰便指出：“当这个制度以及由这个制度而带起的整个文化，被那无情的进化和历史破坏推翻时，这实在是一件最大的不幸。”[15]产生于古代中国的科举制又像一艘专门为在江河（古代社会）中行驶而建造的大船，并不适合在大海（近代社会）中航行。一旦它驶入海域，遇到大风大浪，结果便遭到灭顶之灾。

四、重新认识科举制

　　重新认识科举制，并不是主张在当代恢复科举制——实际上时过境迁之后科举制也不可能被恢复，而是要还科举制的本来面目，还其在中国历史上应有的地位。

　　清末将科举制打翻在地，1949年至文革中，还再踏上一只脚，想叫它永世不得翻身。受以往思维定势的影响，一些人想当然地认为：因为科举制是一个坏制度，所以当时才会被废除；如果科举制不是很坏，怎么可能被废除呢？但有一个道理，需要仔细思考和辨析才容易明白：科举制在清末被时代和历史潮流所否定，并不意味着这一制度应该永远被否定。当离清末的时空距离越来越远的时候，便越来越能够认识这一道理。

　　科举就像中国古代长期存在的城墙，在漫长的岁月中，曾起过保护城市、抵御敌人的重要作用。但是，到了非冷兵器时代，特别是现代，城墙已无法对付空中打击，防御作用已基本不复不存在。于是，曾几何时，在旧城改造中，城墙被看成是城市建设的障碍物，不仅阻碍道路交通，而且是保守的象征，因而被无情地摧毁。可是，时过境迁，现在人们意识到，城墙是一个城市的历史见证物和古老的象征，自有其存在的价值，于是重新修复了城墙。此时的城墙并无古代用于抵御敌人进攻的防御功能，修复城墙是为了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为了让今人更好地了解城市的历史。

　　确实，我们不要动不动就以西化后的现代的尺子，去度量中国古代的民族的历史。用现代的眼光去看待中国的传统，以西方的标准去衡量古代东方的事物，往往观察到的尽是落后、黑暗。如果都像过去那样否定孔子连同对中国文化影响至关重大的儒学，否定科举及其选拔出来的百万举人和十万进士，中国历史到底还剩下多少东西呢？大概给人的印象便只有阶级斗争和吃人的历史。今天，我们看待科举制，应该具有一种“理解之同情”的心态。正如钱穆在《国史大纲》一书篇首中所说的：“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16]

　　中国人对科举历史不一定要否定才显得进步。科举被废，并不是考试选才制度很坏，是特定历史时代的必然结果。不是科举制不适应传统中国社会，而是近代以后中国社会已发生了亘古未有的改变。实际上，科举是废于时而不是废于制。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教授李弘祺便曾感慨：“科举制度是因时代而失败的制度，并不是因为其本身而失败的制度。”[17]在中国传统社会，科举制有其产生和长期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清代学者梁章鉅甚至以为“终古必无废科目之虞”[18]。科举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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