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表现的是一个年轻人的人生实现愿望，同以政治形式反映出来的传统文化规范的冲突和摩擦。这种似乎是个人理想与外部现实的冲突，贯穿了王蒙后来的很多小说，这也是王蒙小说为当代文学提供的一个解读中国社会冲突的重要的主题线索。在《组织部》里，“年轻人”——林震，是这个小说的原发点，这篇小说是由他的感受、体验而产生的，或者说，小说的动机与意向性，都产生于林震的内心经验，作品反映的是一个心理事件，因而是一篇心态小说。但在客观论的片面熟悉论的时代思潮中，小说不可能不被错读和误读。刘世吾的真正悲剧是被组织，被革命话语所异化，而非“革命意志衰退”。林震是个个人主义者。个人主义同集体主义时代必然构成冲突，林震的喜剧性遭遇由此决定。

【摘 要 题】作家作品研究

【关 键 词】心态小说/扇形结构/功名欲/爱欲/组织意志/个人主义

【正 文】
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在“双百方针”的鼓舞和苏联“解冻”文学思潮的影响下，我国文坛出现了一批“写真实”、“干预生活”的作品，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就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篇。这篇小说一发表，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和争论。《文艺学习》从1956年12月起，组织了关于这篇小说的专题讨论，连续4期共发表了25篇具有代表性的争论文章。《人民日报》、《文汇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和《延河》等报刊也载文开展讨论。讨论开始时，意见分歧很大，后来逐渐趋于统一，但是在1957年末，在“反右”斗争的背景上，这篇小说遭到了批判，而作者也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当时围绕这一作品展开争论的焦点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1)这样的组织部真实、典型吗？(2)怎样看待林震和刘世吾？(3)作品的社会效果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在这些问题上，论者们有过很不相同的看法。例如，就有无这样的组织部这一问题，有人认为小说真实的反映了我们党委机关里的现实生活，人物和环境描写都具有典型性，有人则认为作品把党委机关写的一团糟，是严重歪曲了现实生活。又如，在分析刘世吾这一人物时，有人认为刘世吾是一个真实而深刻的官僚主义形象，有人却认为作者塑造的这个形象是不存在的，是对老干部的丑化。（注：关于50年代中期该作品论争观点的整理，参见於可训等主编的《文学风雨四十年——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争鸣述评》，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6月出版，第1至12页。） 用今天的眼光看，处在50年代中期意识形态语境中的评论者，无论持肯定态度的还是持否定意见的，大多不能摆脱政治功利或社会功利的实用主义文艺观。当他们以“真实”作为评价文学创作的标准时，实际上较少顾及作品本身、作品的实际，因为一种先验的社会历史观或人文信念造成了他们对文学创作审美机能的盲视。8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观念发生根本性变化，王蒙本人创作有很大发展，变得十分丰富，为我们返视当代文学经典提供了新的视角，重读《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就是回到文本以发现意义的一个尝试。

　　　　从题目看主题与结构

小说原题为《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1956年9月号《人民文学》发表时，编辑部将题目改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后来收入1956年《短篇小说选》及其他集子时，作者又将其改为原题。粉碎“四人帮”后出版的《王蒙小说报告文学选》里也用的原题。可见王蒙用这个题目有他的用意。

两个题目的逻辑重音不同，作者的题目放在“年轻人”上，而改题是“新来的”。这样就牵涉到小说的视角问题。前者是内部视角(尽管是第三人称，但小说的基点是在林震身上，叙述是以林震为视角的)，在审美品格上，标明了小说的表现性，而主要不是生活写实。后者成了外部视角，从外面来看小说，不是小说自身生成的题目。假如说作者的题目是小说的眼睛(内部精神的窗口)，那么改换后的题目就有点像贴上去的标签。

更重要的是，改换后的题目与小说的“意向性”不合。在王蒙小说创作中，有一个贯穿到后来的冲突模式，即自我意识趋向与外部现实的冲突，同时也是某种人格类型与一种文化规则的冲突。在《组织部》这篇小说中，是一个年轻人的人生实现愿望，同以政治形式反映出来的传统文化规范(对个体人格的选择模式)的冲突和摩擦。这种似乎是个人理想和外部现实的冲突，贯穿了王蒙后来的很多小说，这也是王蒙小说为当代文学提供的一个解读中国社会冲突的重要的主题线索。

“年轻人”作为题目的中心词，这种自我定性在表层上有一点谦称的味道。但从真实语义看，它在王蒙小说中是一种人格类型、人格主体的代名词。以林震作为最先出场者，王蒙小说里有一个这样的人物系列：《布礼》中的钟亦成，《杂色》中的曹千里，《名医梁有志传奇》中的梁有志，《活动变人形》里的倪藻、倪吾诚……

在《组织部》里，“年轻人”——林震，是这个小说的原发点，这篇小说是由他的感受、体验而产生的，或者说，小说的动机与意向性，都产生于林震的内心经验。这篇小说，假如说有事件，那么它是有一个心理事件；假如说存在心理冲突，也是一种心理和精神上的冲突。

小说的意向性决定了它的内在结构。小说以林震的心灵为端点，形成一个扇形结构。它有两极，一极是与韩常新、刘世吾的冲突，这是与机械力量的摩擦。另一极是人的纠葛，即与赵慧文的心灵感应，两者相遇引发的情绪波流。介于中间的是小说的表面的故事纽结，即麻袋场事件。

小说的两极在深层上是主人公欲念—生命原力的放射。冲突与纠葛都由他的内在世界外扩而发生。与韩、刘为代表的组织力量的冲撞，反映的是主人公的“功名欲”，同赵慧文的情感纠葛触及的是“爱欲”。最后，在外部压力下，功名欲战胜爱欲：革命工作战胜了朦胧的爱情，爱情让位于党的工作。

　　　　错读、误读及其必然性

错读是指当时首先不是把它当小说来读，很少从小说艺术、审美的角度去读小说，对小说(文本)缺乏“审美的注重”。或者说注重的不是“意味”，而是“意义”。评论者多从严厉的社会学和政治角度去挖掘它的含意、作用，考察它的社会效果，很少谈及小说的机智、谐趣、抒情性和戏剧化手法。今天看来，王蒙在那时就天才地运用了反讽手法造成小说的艺术张力。 

错读的另一表现是把小说的虚构当成了新闻报道，用生活的真实性去要求小说的真实，给人物和事件坐实。而另一方面却又把对生活的实裁诬指为“影射”。

错读在当时是必然的。四二年以来，文艺已被赋予了非凡的使命。新中国一成立，当代文学便被明确地规定只能以延安文学所代表的文学方向为唯一正确的方向。对那个时代的人们(读者和评论工作者)来说，小说不仅仅是小说，甚至首先不是小说。人们要求小说的，是像《不能走那条路》那样的作用和效果（注：李准的这个短篇，发表于1953年11月《河南日报》，反映农村分得土地后的“翻身农民”面临的“两极分化”，宣扬农业集体化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小说因及时配合了当前农村开展的改革运动并体现了既定政策且形象可感而受到广泛重视，《人民日报》等全国各地报刊纷纷转载，还被印发给农村工作队员作为参考与指导。）。

那个时代，人们不可能从文学艺术的角度去讨论小说，就是用“典型理论”来分析(这应该是属于艺术范畴的操作)时，也用的是一种教条化的、被扭歪了的变质的典型观念(这也是当时的文学本质的观念，即文学通过塑造反映阶级本质的典型形象以揭示历史发展规律)去规范小说，得出牛头不对马嘴的结论。而像唐挚等人那样反对用社会学的一般法则去代替文学艺术的独特规律的声音，显得非常微弱。
误读，是指对人物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角度作二值的价值判定，加以正反定性，简单地把刘世吾视为官僚主义者的形象、代表甚至是典型。很少注重到作品对韩常新的批评。其实，更深一层的误读，是误以为小说的目的是刻划刘世吾的形象，达到反映问题、揭示现实生活矛盾的目的，而忽视了林震的心灵感受，忽视了林震对生活的诗意要求。这跟当时人们注重客观而忌讳主观是有关系的。在客观论的片面熟悉论的时代思潮中，人们不可能把这篇小说看成是体验小说、感受小说、心态小说。

这篇小说确实可视为问题小说，然而对“问题”的理解，当时不是从个人观察和感受出发，而是从概念出发，即有一个先定的前提——党是没有错误的，不可批评的。这从当时人们批评小说是一种“影射”就可以看出来(其实王蒙后来不必辩解，而应为之庆幸，假如假如小说揭示的是更高也是更深层次的问题的话)。50年代中期，文学批评已变得往往从概念出发（“主流论”即是表现之一，衡量作品的标准是所谓以“正确”的态度对待现实还是“歪曲”了现实），而不能从作品营造的象征性艺术世界出发。甚至不能从生活出发，更不能从个人感受出发。而这篇小说恰恰是重在个人感受。小说着重写的是生活有时候带来的“某种情绪的波流”。

　　　　被组织：刘世吾的悲剧

刘世吾作为革命主体，在革命成功后，存在一个功能转换问题。刘世吾的被动性和悲剧就产生在这里。他对这一点不一定完全意识到了，即使意识到了出于自我肯定本能他也不承认。试想从打天下到坐天下，从旧政权的颠覆者到新政权的维护者，刘世吾能干什么？该怎么干？

刘世吾有两个口头语：“就那么回事”，“党工作者”。这两个口头语反映了刘非常现实也非常聪明的选择。当然也出于一种惯性和无意识。这个口头语说明了刘世吾懂得孰轻孰重，懂得替谁负责，它是革命经验赋予刘世吾的政治理性。“就那么回事”针对的是实际事物。“党工作者”，则体现了一种角色意识。是“党工作者”，而不是“党的工作者”。“党工作者”这个同位语，意味着个人与党的一体化、同在，是党的具体化的存在物。说角色意识是指他把这一点内化了。这一点至关重要。

刘世吾是以革命经历和胜利者、新生活的缔造者的身份自矜、自居的。小说中多有表现，例如，当他看到刚报到的林震口袋里装的书是《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时，问道：“这是他们团中心推荐给他们青年看的吧？”两个“他们”用得很有意思，这表明了他的心态，也预示在同新来的年轻人的冲突中的先验正确性。又如，他在批评林震时说：“至于林震同志的思想情况，我愿意直爽地提出一个推测：年青人轻易把生活理想化，他以为生活应该怎样，便要求生活这样，作为一个党工作者要多考虑的却是客观现实。”刘世吾完全是以过来人的资格居高临下地否定林震的。

刘世吾本能地依附一种力量。如，在针对林震的批评时，他说过这样的话：“……不过，自上而下的批评须有领导地(着重号为引者所加)去开展……”。还有一段话：“作为领导，必须把握一种把个别问题与一般问题结合起来，把上级分配的任务与基层存在的问题结合起来的艺术。”“领导”、“上级”这些字眼成了刘世吾职业意识中最敏感的弦，最重要的音符。

刘世吾有值得骄傲的革命经历，也有在革命斗争中磨炼出来的工作经验和领导艺术。在这种领导艺术里，反映了刘的本能的上本位观念。他工作时有一个值得注重的地方：“某些传阅文件刘世吾拿过来看看题目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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