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专家、学者还是政客都抱怨恶性的党派偏见和特殊利益集团过于强大的力量歪曲了现代民主制度。结果，为推动公众利益而制订的政策要得到公众的共识就变得非常困难。这其实不是新问题。比如在19世纪初，联邦主义者和民主共和党（Democratic Republicans）发生激烈冲突，相互咒骂，在很多根本问题上争吵不休，比如建立合众国银行（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是不是聪明的主意。在美国历史上，达成政治共识的时代是很少的，即使有共识，相隔的时间也很长。
但是未来的政治比以前更容易达成共识，因为我们处在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黄金时代的顶峰。实证主义将帮助创立更多的测量手段检验对公共政策后果的一致意见。实际调查得出的丰富信息流将为公共政策提供一个靠山，来对抗党派风暴和特殊利益集团的冲击和干扰，让政治过程不那么容易被狭隘的利益所操纵。
许多伟大的社会学家都明白人们最终是被事实，而非被抽象的理论说服的。这就是为什么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中提供了大量的实际调查来表现其观点的力量。如果政策的支持者能够证明该政策能带来更大的繁荣，它在政治斗争中就已经胜利了一半，这种说法至今仍然是真理。当然，我们承认单单事实不能产生价值，客观证据本身并不能在逻辑上命令人们支持某个具体的社会政策。亚当•斯密的同代人哲学家大卫•休莫（David Hume）用他非常著名的“是/应该”的差异清楚说明了这个观点。但是在政治上，现代工业社会的许多人仍然坚持非常狭隘的价值观念，至少在经济领域如此。他们赞成更繁荣的经济，更好的教育和健康保障，以及其他保证美好生活的东西。对于这些问题，需要辩论的不过是哪个政治项目实际上更广泛地为人们带来这些好处。
实证主义在美国尤其强大，美国的实用主义精神限制了政治辩论貌似真实的边界。共和党人试图说明减税将刺激经济增长，民主党人则认为减税造成的赤字阻碍经济发展。共和党人说，从长远来看，减税会让所有人的收入得到提高。民主党则不同意这种说法。这种对重大问题的辩论对说服美国政治中的广大中产阶级非常重要。比如，一旦事实表明选择学校整体上提高了学生的考试成绩，那么模糊的道德诉求诸如这对老师不公平，将很难阻止主张选择学校的人获得相当大的政治利益。
幸运的是，我们处在全世界从来没有过的实证主义最伟大时代的黎明。实证主义兴起的推动力量是常常被称为“莫尔法则”（Moore’s law）的日益增长和繁荣的信息技术。莫尔法则最初由英特尔（Intel）的创始人之一的莫尔（Gordon Moore）提出，现在已经成为公认的法则，那就是集成电路板上堆积的晶体管的数量每过18个月就翻一番。结果，计算机的速度和内存也按差不多同样的速度在增加。这样的增长至少还要持续15年。许多观察家相信在硅片技术被用光后的几十年里，新的范式将继续推动计算机力量的增长。
莫尔法则的成果不仅成为更加别致的精巧玩意儿，而且成为获得更全面信息的政策演算法。计算机不断提高的性能正好解决长期以来被看作实证主义的致命弱点---需要大量的数据和强大的运算功能。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说过非常有名的话“世界就是建立在数字的力量上。”这也是实证主义者的口号，但是处理这些数字需要计算机具备强大的运算功能。人类社会必须被分割成为可以计算的数字，解决任何社会难题都意味着处理数字，把它们切成小片和切成细丁来检验某个社会主张的假设以便得出结论，比如选择学校提高学生成绩的假设。
但是现在计算机让人能够以系统的方式收集和记录越来越多的事实，更准确地测量世界上的事务。实际上，我们可以想象不久以后电子间谍将在网上扫描收集数据供研究人员使用。强大的计算机性能也允许创建和实施更加复杂的方程式，通过这些等式调查者能够消除杂乱的社会生活中经常存在的让人困惑的因素，揭示出社会现象的真正原因。计算机还允许比如重复抽样等方法对误差做更准确的估计，让研究人员对调查结果有更大信心。据说芝加哥大学一位社会学家40年前花了整整一个夏天在大型计算机主机上进行回归运算，现在的研究人员可以在几个小时内在自己的手提电脑上进行几十个回归运算。因此，每年发表的实证研究性的社会科学论文越来越多，而且这个趋势正快速增强。
经过一段时间后，大量的实验数据和分析这些数据的研究成果将改变美国的政治。不管华盛顿在某个星期具体的政治议题是什么，新实证研究很可能提供调查成果，比如计算减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或者额外增加的学校开支对学生成绩的影响等。这些成果的大量出现将戳穿政界玩弄信息迷惑的把戏，从而引起巨大的政治变革。
政治讨论背后都存在一个人们的常识所决定的政治景观，实证研究者用他们的发现改变的正是这些常识。当然，任何一个实验发现的影响都是缓慢的，然而，不断积累的实验知识产生的影响将是非常巨大，广泛而深远的。正如在自然科学界，研究者之间常常存在真诚的不同意见和分歧，但是也像其他科学一样，从长远看实证研究者会达成某个政策的影响的共识，这种一致意见将影响政界的决策。知识增长和技术进步一样是保持长期繁荣的根源。
当然，利益集团不会因为发现对他们不利的新的事实而改变主意，不管是教师联合会还是汽车贸易协会---不会放弃追求行业利益损害大众利益的项目。新的信息也不可能改变公众不愿意了解复杂的公共政策这个事实。尽管如此，新信息将逐渐改变许多领域的辩论，因为实证研究结果会通过精英和现代媒体的众多渠道传播给大众。渐渐的，信息公开往往迫使利益团体做出妥协。
另外两个因素---其本身也是当前仍在进行的技术革命的产物---将增强实证主义的力量。一是博客的兴起。博客帮助监督，揭露利益集团或者有党派偏见者弄虚作假的研究，因为这些虚假的研究为了证明其立场往往要歪曲现实基础，而真正的实证研究结果正好戳破其面具。专家学者经常为博客撰写文章，他们和新闻记者不一样，更适合用探索的严谨精神将实验研究置于审查和挑剔的眼光下。比如，一群著名的法学家开办了博客，专门探讨法律和实证主义的关系研究。这样的发展态势也迫使实证研究者在做出自由支配的决定时更加小心和透明，比如进行调查的时间段的选择，因为同行能够很容易指出他们的判断错误或者偏见。
推动实证主义发展的第二个因素是信息市场的兴起。信息市场是现代信息技术创造的非常复杂的普尔赌博，因为信息技术让获得赌注和保持投注赔率计算变得非常容易。信息市场已经因为准确预测时事发展的能力引起了众多人士的注意。比如，在2004年总统大选前夜，互联网博彩站点（Tradesports）准确预测了每个州的获胜者是谁。现在公司经常使用它们预测哪个生产线会获得成功。未来，个人可能以此确定增长率或者税收收益是多少，要么根据具体的减税措施的实行，要么根据没有减税措施的情况。这样一来，税率调整的影响的实际研究结果也将受到愿意在这些预测上下注的人的检验。正如经济学家罗宾•汉森（Robin Hanson）注意到的，这些市场将成为监督专家研究结果的更加民主的形式，让专家的同行评审更难无视争议性的主张。
实证主义成本的降低也可能改变我们的大学，因为它刺激学校在社会科学领域聘用更多的实证研究者。100年前，坐在椅子上的思索比实证研究便宜得多，因为实验研究的投入相当大，大得让人难以承受，用现有的技术很难获得任何有用的结果。所以大学聘用那些对社会现象进行全面和统计学研究没有兴趣的理论家是合乎情理的。但是现在实验研究的成本降低，因而，各行各业的实验研究者，经济学家，心理学家，政治学家开始大量进入大学和智囊库。
实证研究人才大量涌入大学有几个即刻的影响，有利于自由的探索，从而也帮助收集有助于达成政治共识的事实证据。首先，雇佣实证研究者可以减少学术界的意识形态歧视或偏见，因为不管实证研究者的个人政治立场如何，都比意识形态明显的同事思想更加开明，公正。他们尊重事实，具备愿意聆听其他研究者成果的专业素养，即使其观点或研究结果与自己的不同。他们也更少偏见，即使社会科学院系在聘用理论家的时候也如此，因为实证研究者觉得所有的理论都是可以争论的。
第二，大量的实证研究者将为实验研究提供丰富的市场，更容易刺激人们获得绝对准确的事实根据和模型。现在有这么多的调查者，计算机技术无处不在，实验结果能够随时验证。而且，如美国密西根大学校际政治及社会研究联合会（Inter-University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and Social Research）收集起来的多样的数据库提供了一个随时都可以使用的工具，能迅速揭穿希奇古怪错误百出的骗局。实际上，我最近就参加了一个学术讨论会，就在演讲者作报告的时候，听众里不少人在手提电脑上检验数据，进行另外方式的分析。实证主义的文化像计算机一样在未来将无处不在。
实证研究者几何数级的增长帮助解决了古希腊以来的另外一个争论。柏拉图主义者同情专家和精英管理，而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更倾向于民主管理。正如亚里士多德自己在《政治学》（Politics）中所说“为多数人谋利益比为少数人谋利益好，如果不是从个人角度看，而是从集体角度看，就好像参加者都出钱的宴会比从一个钱包里出钱的宴会好。”实证主义形式的专业素养跨越这两个政治理想。在可以重复验证，信息透明，成果分享等方面，实证主义具有民主的特征，正如前文所说，实验结果受到博客的信息输入和信息市场的监督。因此专家的判断再也不能是个别聪明人以权威的身份向社会灌输的结论。相反，他们要反映实验群体的集体主张和心态。可以肯定，这和真正的民主社会不完全一样。但是实证研究者的庞大群体足够提供民主判断的许多优点---对同一个问题从多种不同的角度来分析。
我们已经开始看到实证主义文化在改变我们的谈话方式。我们能够看到实证主义者的著作更加吃香，受到普遍欢迎，具体的实证主义著作影响国家重大事件的辩论。想知道实证研究者的声望，只需要看看芝加哥大学的名人史蒂芬•列维特（Steve Levitt）就行了。他的《魔鬼经济学》（Freakonomics）已经位于《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一年有余。《纽约时报》还给他在显要位置主持周刊的专栏。
实证主义的政治影响比这位著名的，老练的学者的影响更加深远。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许多实证研究项目并没有涉及复杂的公式，意味着信息技术让收集数据变得更简单了。一个绝好的例子是对美国大学意识形态不平衡的构成图的研究。从法学院到艺术学院，理工学院，不管是通过所属党派，还是选举倾向，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支持者的比例从5：1到10：1，偶尔可能更高。
这项研究表明实证主义是如何能够不携带自己的价值而产生影响。这里被确认的价值在于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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