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美国未来更加重要的是在本质问题上的争论。实证主义已经达成了某些领域的共识，首当其冲的是犯罪学领域。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政界关于对付犯罪的根本途径分歧严重，有些专家攻击监狱刑罚具有破坏性，不利于改造罪犯，减少犯罪，有些专家甚至认为某些犯罪行为如涂鸦不应该被看作犯罪。

但是犯罪学家依靠实证主义方法显示从前攻击的命题的真实性。研究显示监狱刑罚大大减少犯罪，就像街上巡逻的警察增多减少犯罪一样明显。史蒂芬•列维特认识到监狱爆满的争执导致用自然实验来检验监狱刑罚减少犯罪的程度，因为释放囚犯的原因和犯罪比例没有任何关系。通过研究监狱诉讼的后果,他能够显示从监狱里每释放一个犯人，犯罪的数量就会增加15%。乔纳森•克里科（Jonathan Klick）和阿列克斯•塔巴罗克（Alex Tabarrock）采用类似的自然实验（natural experiment）通过使用国土安全（Homeland Security）警告来显示警察的效率。国土安全警告增加了某个地区的警察数量，但是和犯罪率没有关系。他们的文章显示警察数量增加50%能够降低犯罪率大约15%。

对于犯罪和惩罚的一致意见不仅创造了美国审判政策和政策实施的共识，而且向外辐射到相关的领域和其他国家。人们常常注意到保守派和自由派在宪法领域共识最多的就是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考虑到监狱的效率，自由派更不大可能像60年代和70年代那样坚持扩大权利以便降低人们犯罪坐牢的可能性。在英国，跨党派共识是相似的。新工党的流行口号是“严厉惩罚犯罪，严厉打击犯罪的根源。”

实证主义在过去的十年里给犯罪学研究带来了变化，在未来的十年将给教育研究带来变化。学者们已经在研究造成良好教育成果的因素。最突出的问题是挑选学校的自由度增加是否能提高教育质量。这里有个非常重要的研究是由保罗•彼得森（Paul Peterson）和威廉•豪威尔（William Howell）做的，他们考察了私人慈善家提供的学校选择项目的成绩。因为申请该项目的学生比能够接受的多，彼得森和豪威尔就可以比较进入私立学校的学生和留在公立学校的学生样本。他们发现进入私立学校的黑人学生的成绩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提高，虽然在其他群体中这个提高没有统计学上的意义。

这样的研究只是实证主义转变的开始。首先，和任何别的科学研究一样，如果在别的地方得出同样的结果，人们对研究结果的信心就会大大加强。而且，这个研究提出了很多其他问题，比如研究结果是否具有可比性，如果黑人孩子大批进入私立学校，还会产生同样的结果吗？这个结果只是相对数量少的黑人小孩进入好的学校文化中造成的呢？其次，失去这些学生公立学校是否就变得更糟糕了呢？或者因为竞争激烈，公立学校反而取得巨大进步呢？研究者们现在开始研究这些具体的问题。同时，彼得森和豪威尔的工作当然提供了理由，创造更多的特许实验研究项目（experimental voucher programs）,像联邦政府发起的由于卡特琳纳飓风造成的学生转学研究。只有通过大规模的实验，我们才有可能回答特许项目优越性（beneficence of vouchers）的关键问题。

尽管学校结构的严肃实证主义研究是受欢迎的，但是不那么认真的研究遭到新老媒体严厉的攻击。《纽约时报》刊登了头版报道美国教师协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Teachers）的研究，认为教育部在掩盖特许公立学校（public charter schools）的失败。AFT声称从自己的数据来看失败是非常明显的。AFT说数据显示学生在特许的公立学校的表现比一般公立学校的差。不过，遗憾的是，对AFT来说，这些最初的差异并不能证明什么，因为和彼得森和豪威尔的研究不一样，这些研究者没有控制选择偏见---那些选择特许公立学校的人不是从学生总体中随机挑选的。特许公立学校往往来自贫穷的社区，学生功课不好，即使学校做出努力提高了学生的成绩，和其他学生相比还是要差些。所以AFT的分析报告发表后几个星期里连续遭到博客甚至一些主流媒体的挑战和批评。

但是挑选学校不是教育质量研究的唯一内容。教育实证研究者也在探索学校资金投入和班级规模对教学质量的影响。非常重要的是，他们在考虑不同种类的教育项目如何影响不同的学生，以便在微观和宏观层次上设计更好的项目。在10年之内，我们就可以知道中小学教育最重要的是哪些事情。这些结果将影响未来十年的教育走向，更好的数据和分析会进一步完善假设。

有人可能会反驳说根深蒂固的力量会抗拒任何改变，比如教师工会，或者某些特殊团体的理论家们会阻止这项工作发挥起改革的影响。这不大可能。要知道，利益团体即便能提供支持他们的实际数据来抗拒改革，却不能阻止实验结果从学术界通过媒体传播到更大范围的独立投票者以及相当数量的有良知的政治人物。就像司法部门采取更好的政策，取得更好的结果一样，实证主义也会在别的地方产生更多信息，从而带来改变。

如果说实证主义对舆论有利，对特殊利益或党派团体不利，那么得到严格监督的实证主义文化就更好了。最近一些年事实检验的最有名的人物是埃莫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的历史学家麦克•贝里尔（Michael Bellesiles），他曾经因为一本书赢得非常有名的班克罗夫特历史奖（Bancroft Prize）。该书声称私人拥有枪支在殖民地时期的美国不很普遍。这个说法当然让枪支控制辩论的一方非常开心。但是，本文作者所在的法学院的实证主义领袖人物詹姆斯•林德格瑞（James Lindgren）发现贝里尔的主要统计数据中部分内容显然是建立在虚假的证据之上。经过他自己学校的调查，贝里尔被迫辞去教授职务，历史上第一次班克罗夫特历史奖被收回。

实证主义不断增强的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是对那些担心政治运动或者利益团体按自己的意愿操纵事实、利用实证主义趋势的回答。马克思主义宣称是科学，马克思和恩格斯确实提供数据来支持他们的理论。但是在他们那个时代，理论背后的通过数据库和复杂运算重复实验的强大文化根本不存在。而且也没有专门设计的强大的统计学测验，为不同角度的社会观点提供支持。在当今的文化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实际观点恐怕经受不住实证研究的严格审查。

实证研究途径的其中一个好处就是它不一定需要理性思考者的狭隘观点，这正是当今许多社会科学家存在的问题。如果个人的行为背后有不可理喻的原因，比如仅仅因为自己拥有就认为某些东西非常宝贵，就可以用实证主义的方法来检验那个行为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实证主义也不是对价值的重要性茫然不知。实际上，很多有趣的工作就是研究宗教团体提供相互帮助，增加他们成员收入的方式。因此，实证主义能够套现（cash out）专家学者和政治家常常宣称的价值才是最重要的。幸运的是，和他们不一样，实证主义采取中性的衡量标准来评价什么价值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类似的，从长远看，实证主义能够缩短追求自由者和追求平等者的差距。因为实证主义者可以调查这两个伟大社会责任的最佳平衡点。比如，实证研究已经证明财富再分配的政策造成依赖性，使得弱势群体陷入困境，既损害了经济增长，也损害了平等。实证主义者也在考虑减税对经济增长和平等的长期的影响。

当然，实证主义不可能在所有问题上形成共识。实证主义者可能显示堕胎减少犯罪，或者提前堕胎降低自杀率。但是这些第二级的后果并不能说服许多人堕胎是正确的，提前堕胎应该得到鼓励。认为堕胎是犯罪的观点很可能彻底击垮所有的实证主义考虑。不过堕胎是非同寻常的问题，因为人们对生命什么时候开始这个形而上学问题形成尖锐对立的两派，在这个话题上，许多人观点鲜明，虽然没有任何一方能向对方表明自己是正确的。幸运的是，我们的许多政治问题不像堕胎问题这样分歧如此尖锐，妥协如此困难。

人们可能想知道在许多问题，尤其是经济问题和其他涉及可以测量的后果上差异的问题上更大的共识是否能增加诸如堕胎这样棘手的道德问题上的共识。因而，在更多政策上的更多共识实际上让人在政治上过分迷恋微小差别。人们忽略了应该关注的共同点，恶狠狠地集中在剩下的分歧上。

但是这个文献不应该过分夸大。实证主义增加人们的共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在堕胎等问题上的分歧依然像往常一样激烈。而且，正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注意到的，当宗教之间竞争的时候，冲突有可能比较温和。美国的宗教是最重要的机构，强调社会生活中价值观念的角色，只要它们必须竞争，共识政治的升起就会加剧，而不是减弱竞争，因为宗教派别需要提供刺激来吸引许多受到周围实证数据影响的人。而且，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存在根本分歧的团体常常利用宗教的虚假路线和其他价值观分歧来为自己派别的议程服务。实证主义形成的政策共识应该减弱制造不幸的冲动，缓和价值观冲突。

如果实证主义可能提供共识的来源，限制未来利益团体的活动，为实证研究提供方便的政策也能达到这些可贵的目标。第一个要求是数据透明和容易接触，因为统计调查首先需要数据。不幸的是，政府往往想隐瞒它的行为，掩盖它的失败。但是随着实证主义的兴起，有更大的理由迫使政府在内政方面（除去敏感的国家安全问题）的行为公开。政府的日常活动和政府工作人员工作的信息应该张贴在网上，方便机器阅读。政府部门应该学学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主席克里斯•考克斯（Chris Cox），此人首创将证券交易委员会收到的信息公布在网上，而且保证未来数据用最容易接近的方式公布出来。如果需要的话，要建立特殊的机构来监督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及时发布。

第二，实证主义的兴起让政府的适当分散更加有用。社会科学中最强大的调查工具之一就是比较不同的法律在不同的州或国家是如何运作的。这种仔细的比较能够展示好政策和坏政策的后果。但是这样的调查工作只有在各地政策不同，世界各地政府官员继承下来权力集中的趋势，确保他们的控制权力。当然，有很多理由来抗拒这个趋势。政府分散权力为政府创造一个市场，让不同的执行机关竞争吸引人们和投资。它也允许多样化政策的形成，来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求。

实证主义出现增加的好处还有：政府分散有利于进行针对社会政策不同后果的实证调查。我们都可以了解席卷波罗的海国家的减税政策的影响，但是只有在欧盟抗拒呼吁税收一体化的诱惑。那些有兴趣形成共识，限制利益团体的人更应该坚定国内合适的联邦主义的需要，抵抗那些迫使国家默认对自己国内事物指手画脚的国际组织。

推动实证主义的另外一个政策要求是确保反映研究结果的信息用可以使用的形式自由地传达给公众。不言自明的是，任何对博客的限制都应该被拆除。不幸的是，有人已经提出张贴博客应该被看作对候选人的支持，应该受到麦肯恩-法因戈尔德竞选改革法案（McCain-Feingold act）的监督。但正是在接近选举的时候，最需要实证主义研究数据和分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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