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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论鲁迅的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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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8:3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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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小说家与判断力：高手的败笔
周作人和鲁迅的文章都读过几篇，两人的共同点是深有国学渊源。从小说来看，鲁迅远比周作人更令我心折。鲁迅的小说通常立意深刻，布局严谨而笔墨凝练。两年前因为跟同事办读书会，将《阿Ｑ正传》又读了一遍，感觉是他老的水平远远超过同代的任何人。就是在今天，中国作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之后，仍然没有能写出跟正传比肩作品的。我认为它的成功不在常说的刻划了“国民性”，而在成功地刻划了一种人类共同的心理现象。这篇小说不仅有思想力度，而且在写作技巧上相当成熟。我认为鲁迅以后的小说也没有超过这篇的。
相比之下，我读过的周作人的小说？则多无足观。不在语言或情节，而在立意过于平庸。
周作人大约是玩学问的，他的文章多考证，少激情，老兄似乎应该去读一下周作人早期的作品。功力见于平淡之中。而鲁迅是神情生动的人物，他把激情和国学功力结合起来，造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奇观。几年前六·四发生后，和几位朋友杯酒相聚，一时兴起，把那篇“墨写的谎言，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翻出来，读一句，叹一句，这样的文字，揭示统治者残忍的一面，过去，现在，将来，大约是永远不须改动的。 学鲁迅的作家不在少数，不是没有他的国学，就是没有他的激情，最主要的是没有他思维的力度。我看过几篇胡风和聂绀弩，跟鲁迅多少有点形似，可以明白地看出在学，但是相去何以道里计。李白、苏东坡、鲁迅这样的才致，大约是永远学不来的。至于周家兄弟在历史上的高下，各人喜好不同，我得投鲁迅一票。
鲁迅的自信力很强，我唯一读到他落败的文字是《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那篇文章中他的对手是梁实秋，梁说他译的苏联文学是“硬译”，确实很客观。我也曾读过鲁迅译的那篇小说，水平之低可说是惨不忍睹。梁讥笑说读那翻译，必须跟看地图似的，用手指加以指点，大概算是很厚道的了。鲁则大怒，说真正会看地图的人，并不须用手指点的。话说到此，胜负已分。我推想若不是鲁迅那时身体不好，梁是占不了这个上风去的。
一作品如一华厦，翻译了或者从洋房变成中式瓦房，但总是一房子。如果成了一片残砖断瓦，则不免凄凉之慨。鲁迅先生译的苏联革命文学，读之便有此意。以先生文笔，本应多写几篇传世的杂文，我不解先生何苦为他人作嫁，去弄那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翻译。
我说鲁迅先生如果身体好，梁占不了便宜去。并不是说先生在理，只是觉得先生那篇文章精神有不足的样子，仿佛生了病。假如没病，则或推枰认负，或继续收官，至少不会输了风度。先生是场面上的人，这种初段的判断力不是没有，不过因病而临场发挥不好罢了。
我这可是个人感觉，有很多人也认为鲁迅的那篇是上乘佳作的。
（二） 生物能与征服力：巧妙的文化
把鲁迅放在中西方文化的背景中看。
我这么想，鲁迅是不是思想家没关系，体系和主张是不是周延，或者矛盾不矛盾也不要紧，他的《狂人日记》从文字上看甚至歇斯底里，但是这些接触了国外思想的人，似乎都有点狂劲，都愿意指点一下：外国如何如何，咱们也得这么练！这里头偏激幼稚都是免不了的。但他的思想走向很明确：世界弱肉强食，我们得走进化之路。在许多的时髦青年的呐喊声中，不免有嗓音特嘹亮的几位，以高亢的调子领导新潮流，鲁迅便是其中一位思想上的吾尔开希。要干扰稳定的系统，这样的分子是十分必要的。写得非常有趣，而且中肯。但这一类比却相差未免悬殊。
东西文化交手一个回合，西方在中国找到了最合适的代理人毛泽东。表面上看，此役以西方的胜利而告终。但是中国文化的巨大质量使得它几乎是不可动摇的，所以实质上，毛泽东还是典型的皇帝。这一回合干到现在仍不知鹿死谁手。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文化交锋可以导致进步。比如鲁迅，在为西人打前锋的同时，又写出许多具有纯粹中国文化价值的东西，同时丰富和巩固了中国文化。这也体现中国文化的魔术般的包容力，不能被形式逻辑所解释的。
从上面的例子看出西方文化富于侵略性，是阳性的文化。中国文化富于包容性，是阴性的文化。
中国文化有一种生物能，使它表现出巧妙的行为。
小平、恩来、中正、泽东，当年都是鲁迅一样的偏激分子，跟吾尔、柴玲他们差不多的。他们老了，走向反面，从革命党变成西太后，他们实际上都是强大而有魔力的中国文化的祭品。做为东方的叛逆，他们来自西方的阵营，却被东方巧妙地化解而收为己用。这个结果令西方瞠目结舌。也应当令我们深思一回吧。
做为题外话，再提汉奸问题。帮助外人征服国人叫汉奸，帮助外来思想征服中国思想的人又叫个甚么呢？比如毛泽东，老说要破四旧，用德人和俄人的思想来侵略咱们的思想，许多人却说他是民族英雄。也许窃钩者诛窃国者侯，那么鲁迅、毛泽东这些窃火窃思想的自然得王了。这是一种无可再巧妙的策略或是带有机性的做法：想想吧：你征服了我，我却使你成为我的一部分！上帝不造自己举不动的石头，你总不能自己再灭自己吧？毛泽东试过这么做，以惨败而告终了。
中国文化啊，多么包容，多么奇妙，多么有力量的逻辑啊。
鲁 迅 和 思 想 家
·散宜生·
（一）
中国近代，思想上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鲁爷的解决办法是读外国书、做欧洲人，被人骂“卖国贼”而不悔。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学人都是以体用、本末这些中国哲学的传统范畴来分析中西文化的关系的。洋务派认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西方文化只是博大精深的帝国文化的一个讲究奇技淫巧的末端；鲁爷则走到了与他们对立的另一极。想到鲁爷多次抨击过的洋务派论调的变种棗“我们有精神文明，西方只有物质文明”棗至今仍是北京政府的爱国基调，怎不令人对鲁爷陡生敬意。但是，鲁爷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显然有偏颇之嫌。
愚意以为，称得上思想家的、对这问题作出合理回应的只有一个棗０．７冯友兰、０．３毛泽东。冯友兰以西方哲学的概念和方法，批判分析中国的传统思想，从共相和殊相的关系入手，在全面的比较中，指出中西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不同“殊相”，中国文化自有它本身的价值，并进而构建他的“新理学”。毛泽东虽说学的不是西方自由主义而是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但是他也达到了相当的结论：老毛把定义上就带有普遍性的本质划分为“特殊的本质”和“普遍的本质”，以此证明老大哥的苏维埃和他的井岗山道路，都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的“殊相”，具有同等的合理性。更妙的是，这两人几乎在同时达到他们的结论。老毛的《矛盾论》完成于１９３７年８月，冯友兰的为他的“新理学”勾勒提纲的《哲学与逻辑》，则发表于１９３７年３月，只早五个月。不过老毛写书是为了党内斗王明，斗完了就不想这个问题，而且据说还有版权之争。看在他当代影响大的份上，马马虎虎，给三分功劳。后世的人，大概还不会像我这样慷慨。
鲁爷与思想家的关系，大约就相当于他的老乡陆游与南宋道学家的关系。谁的书有人读？当然是陆游的，他的“王师底定台湾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至今还令很多大陆人一读一眶泪。但是要说思想，您老回绍兴老家歇着去。
（二）
上次我说中国近代思想上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是否能对这问题作出合理的回应，可以作为界定思想家的一个标准。这和是否建立了一个哲学体系没有关系，这里要考查的是思想的深度。对这个大问题，自鸦片战争以来，舞文弄墨的人几乎都会说到几句，关键就看谁说得深刻。
鲁迅在这问题上说过不少话，影响也大，可惜在大陆常常被人曲解。“四人帮”倒台后，为了给对外开放作舆论准备，大陆报纸上很登过一阵鲁爷的“拿来主义”，把鲁爷说得像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学国外新异科技的洋务派。其实，鲁爷的“拿来主义”，结合他早年的用西方文化彻底改造中国的国民性的议论，应该属于胡适的“全盘西化”一路。好在“拿来主义”广为人知，且不管它代表的到底是什么“主义”，我们还是来重温鲁爷的原文。
鲁迅在《拿来主义》一文（收在《且介亭杂文集》）中说：“他占有、挑选。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性’，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罗卜青菜一样的吃掉，只不用它来宴大宾；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毛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却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虚。”这一段自然是很好的文章，但是细细一想，问题就来了。
第一个问题是拿什么？先生自己，似乎并没有一贯的标准。早年为振奋懦弱的国民，鲁迅译过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言），为此还给汉语增添了一个新词棗“末人”（与“超人”相对， Der Letzte Mensch，直译是“最后的人”）。但在三十年代成为“党的同路人”后，先生致力介绍的却是《铁流》、《毁灭》之类的苏俄革命文学。现在的人，未必会恭维先生的眼光。有人会说，鲁迅在上面的引文里讲的是什么都可以拿，贵到鱼翅毒到鸦片。但是这么一来，立即引出了另一个问题：除非你像毛泽东那样相信“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否则，大家（其中也包括许多“末人”）纷纷乱拿之下，你怎么知道他们能够消化？
鲁迅曾经把中国的国民性归纳为“演戏”两字。鲁爷成名后亲见三次反日高潮：东北九一八事变（１９３１），凇沪一二八抗战（１９３２），“何梅协定”和一二九学生运动（１９３５）；但是先生从未在高潮时写过什么慷慨激昂的爱国文章。相反，倒是毫不客气地讽刺时人的浅薄的爱国热情。什么“当代花木兰”“女子救国”；什么哎呀呀拿起西瓜吃不下，想想前线将士多辛苦；先生鼻子一哂：你们还是多向敌人学学吧，人家打得赢，“因为日本人是做事是做事，做戏是做戏，决不混合起来的缘故。”难道先生指望这些喜欢演戏的汉子，会不把鱼翅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性”，不把鸦片当众摔在毛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
甚至六十年后的留学生也进步不了多少。举个最近的例子。据人民日报说，那个在冰上速滑中未判凯西·透纳犯规（撞张艳梅）的荷兰女裁判口出狂言，“你们中国人得个第二名就不错了。”于是一些爱国的好童智争先恐后上中文网怒吼：
“打倒西方帝国主义！”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 “中国人民前进的步伐谁也挡不住！”
不过，鄙人自从三年级时帮助老师处理过几次女孩子间的纠纷后，就知道这种在背后声称别人说了什么的话是最靠不住的。挂着条领带的领队、翻译未必比挂着条红领巾的女孩更纯真，而且双方都使用非母语的英文，更容易产生误解。按常理说，裁判碰到有人抗议，最可能做的事是打打圆场；打圆场时，在这种情况，最可能说的话是棗就像南茜·凯莉根安慰自己时说的那样棗“银牌也很好了”。这句话，就足够让心理年龄十三岁的[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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